近年来，“生命政治”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从生命政治的视角展开对当代西方社会控制形式的新阐释，开启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新视域。阿甘本、德勒兹等人认为，生命政治起源于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现代社会，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将多样化的个体生命规训为规范化的“人口”，使国家可以从总体层面进行治理，这就是不同于前现代性的“主权社会”到现代“控制社会”的转变，也就是生命政治的治理范式。但是，随着大数据、互联网、算法、生物识别等技术的融合性发展，所有个体生命都可以被数据化，每个人都获得一个数据身份，这是生活于现代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否则意味着彻底的边缘化甚至无法正常生活。数据化身份系统的完善，使生命政治的治理范式获得了充分的发展。美国思想家丹·席勒在《数字资本主义》一书中率先使用“数字资本主义”描述了正在到来的这个时代，并在书中断言：互联网正在带动政治经济向数字资本主义转变。西方数字资本主义和以往各种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数据”具有了一般中介的性质，成为重建社会秩序的统治权力，并通过把所有个体、各种要素提取为一般数据而纳入新的系统之中。基于数据系统而建构起的社会管理方式，是智能时代数字生命政治兴起的前提。在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政治权力介入个体生命的形式发生了里程碑式的转变，这必然引起思想家们对于生命政治的控制新形式、个体的自由、未来的趋势等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并形成了当代西方生命政治的几个关注热点。
数据身份：当代新型生命政治的展开条件
数据身份是当代西方新型生命政治的展开条件，这也意味着个体的完全“透明化”。当代西方社会的生命政治分别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宏观层面生命政治的治理对象主要是人口总体，比如人口总数、人口比例、教育程度、犯罪率、死亡率、个体的身份证信息等，目标在于保卫社会安全。而微观层面，则是当代西方生命政治的新型治理模式，主要原因在于“数据身份”在生活中的广泛使用。
数据身份一般包含三个方面的信息：一是生物性肉体的各种数据，比如指纹、基因、视网膜、热成像、人脸等生命特征，以及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核酸检测和抗体检测结果等。二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各种记录，比如行动轨迹、信用记录、消费额度、收入来源等。三是通过算法分析，个人的消费偏好、个人隐私、社会交往等也被包含在数据身份之中。这样，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综合，就会生成一个精准的个体识别身份。
数据身份是当代社会生活中获得公民权利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数据身份，在出行、就医、购物、娱乐等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面临诸多不便与限制。当数据身份被引入政治权力当中时，就会实现生命政治的充分展开，原先无法被管理的系统之外的“溢出部分”，全部成为政治权力治理的对象，个体成为“透明人”，于是福柯意义上的“全景敞视监狱”在全社会范围内生成。无疑这是一个更为有效的管理体系，尤其是在突发事件比如疫情、犯罪、反恐等方面更加精准高效，但是在社会批判领域的视角，则意味着多样个体存在空间的被挤压，个体成为庞大系统中的一个微小数据。
区分控制社会的不同类型
在数据化的当下社会中，控制形式是以公司为单位，通过绩效考核的方式，形成成员之间的内卷式竞争，从而将统一的工人组织分化为一个个“分体”，通过绩效数据控制每一个分体，并把这种控制内化到每个分体的思想之中。这样，在西方社会中，工人阶级就被分解为互相竞争的单独分体，这将使得反抗更加不可能。另外，哈佛大学的凯斯·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一书中提出了“信息茧房”这一概念，它旨在描述这样一种现象，人在网络世界中倾向于接收自己喜欢的信息，久而久之就像吐丝成茧一样把自己包裹起来，失去了接受不同信息的意愿。
因此，虽然社群内部的信息沟通更为便捷，但社群之间却并未享受到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可能的开放性沟通，结果造成了更深的隔离与孤独。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大数据与算法的发展，个体的偏好被捕捉并作为一种商业价值被利用。大数据等相关技术对用户进行个体定制，促使用户不断点击自己喜爱的内容，并漠视所讨厌的内容，在这一过程中，“信息茧房”便出现了。在意识形态方面，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采用了更高明的手段，借助于技术手段杜绝用户接收某些信息的可能，即便是数据库这般规模庞大的搜索引擎，也无法起到打破“信息茧房”的作用。
比之前的统治技巧更为高明的是，大数据通过信息上的隔离促成了现实的隔离，在激进者和无产者之间建立了一条虚拟的鸿沟，让二者之间的同盟变得更加难以实现。德籍韩裔哲学家韩炳哲在《精神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了“生命政治的延伸”，即数据和算法介入社会治理之后，延伸成为一种“精神政治学”。它可以全面地获知关于社会交际与思想的动态，以便对精神在“前反思”层面施加影响，该过程以完全自动的形式完成，这是控制社会的当代新转向。
从某种意义上说，“批判性”与“解放”是社会批判理论中的主题与目标。那么，在生命政治的控制社会中，是否还有解放的可能，或者说能否实现“自由人的联合”呢？阿甘本从公法入手，把主要矛头对准了主权者构建的例外状态和在这种状态下被迫成为的赤裸生命。阿甘本认为生物性生命和政治性生命相互分离会导致赤裸生命，所以他提出了“生命—形式”来抵御生命政治化。阿甘本在《例外状态》一书中提出，例外状态如同弥赛亚的降临一般随时可能到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迄今为止都没有什么“人口”能够逃离政治权力的束缚，无一不在规范化的系统中加深了作为政治生命的身份。这种“生命—形式”并没有展露出内在于这个社会的潜能。除了对生命政治的批判性阐释之外，也有学者从肯定的角度阐释生命政治。以意大利当代思想家罗伯托·埃斯波西托为代表，他从“共同体”概念重塑的视角，提出了肯定的生命政治。与阿甘本不同，埃斯波西托认为除了排斥性的生命政治以外，还可能存在着共存的生命政治，通过不断地接纳他者，促进生命政治从规训和控制走向包容和开放。这样，生命政治将从凌驾于生命之上的政治权力变为服务于生命的政治。
总之，无论从哪种视角探讨当代西方社会的生命政治，一个共同的前提都是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引发的生命政治新形态，其中“一般数据”与“数据化身份”的诞生是引发转变的“奇点”。在对这个“奇点”的剖析上，只有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才能更清楚其根本性质。正如同不是货币一出现，就进入了资本主义一样，数据的出现也不意味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到来，只有当数据作为一般等价物可以把各种差别抽象化为数据上的可量化的差别，并以资本运作的方式展开，从而成为社会的统治力量之时，数据资本主义视域下的生命政治才出现了新的控制方式。因此，对于生命政治当代走向的分析只有在这个时代条件下展开，才具有现实意义。无论是批判的还是肯定的生命政治，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即生命政治的完善形态如何可能。毕竟，“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批判的最终目标在于建构一个更为完善的社会，新的技术在开启数字时代的生命政治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与可能。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