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后观念论哲学的代表，马克思哲学高度重视理性决定不了反而决定着理性的“现实”。马克思曾经批评黑格尔“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自身已经形成了的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已经形成了的思想来发展自己的对象”。在马克思之前，在广义的观念论哲学内部，就有这种评价的先声。晚期谢林就曾批评黑格尔缺乏对现实、经验感性存在的足够重视，混淆了逻辑上的真实与现实中的真实，因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根本就不是“现实的精神”，它“所思考的根本不是一件现实发生的事情”。而在晚期谢林之前，德国早期浪漫派也已开启了对理念覆盖不了的那些“现实”的重视。由此，这些“现实”早已在观念论哲学内部受到某种形式的强调。如果把马克思对社会现实的深度挖掘、尼采对自然现实的深度挖掘视为摆脱观念论哲学逻辑这场“战斗”的某种胜利，那么，浪漫派与晚期谢林的战斗虽然离胜利还有距离，但从内部攻破理念论“现实”观的战斗已经打响。也就是说，这场战斗并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打响的，并不是在后观念论哲学而是在观念论哲学发展过程中就已打响的。总结这场战斗及其成果，对于深入、确切地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观，颇有必要。
虽然浪漫派的做法跟晚期谢林一样也是力图使现实与理性和解，还没有做到从现实出发理解理性。但对典型的观念论哲学不够重视的几种“现实”，浪漫派都以自己的特有方式给予了特别关注，并给马克思一定的启发。浪漫派关注个体性现实、自然现实、社会共同体意义上的社会现实、创造性现实这四种“现实”，浪漫派采取的关注方式马克思不见得都认同，但无疑都富有价值。
针对观念论对知性、理性的推崇，浪漫派强调自发性、个性、激情的重要性。在浪漫派思想家看来，费希特的“自我”过度抽象，没有生动性和生命力。他们认为，最有创造性的反讽个体一定是富有个性的。只有富有个性，才能冲破僵化的规则，施展最高、最丰富的创造性潜能；只有富有个性，才能汇聚整体和多元，不被片面的极端所牵制。最高的存在和最直接的存在都是个性的存在，而不是普遍的存在。甚至，不但上帝是个体，自然和世界也都是个体存在：“上帝就是每一个全然本源的、最高的东西，就是最高的幂中的个体自身。然而自然和世界不也是个体吗？”个体性高于普遍的“人格”。对个体性如此高的评价，意味着浪漫派在这方面比强调普遍性的观念论哲学更具现代性。按照施特劳斯所谓“古人与近人之间的争执，最终关系到的是‘个性’的地位问题”，只要“对个性的关切超过对于德性的关切”就是现代性的看法，浪漫派对个体独特性、多样性及其创造力的高度肯定，对个体性突破僵化规则、释放生命活力，以及以如此主张的诗学来补充、限制否定个体性的传统哲学，都充分显示了浪漫派对于经验存在的个性、感性生命的强调，显示了感性、个性现实对于普遍、先验的理性现实的冲击和摆脱。这是浪漫派高度推崇哲学与诗学的统一，力主以诗学补充哲学、以哲学提升诗学的主要缘由。哲学与诗学统一论充分彰显了浪漫派对个体、感性、经验现实的重视，及其对于僵化理性的纠偏性价值。
由此出发，他们强调研究个体性现实的诗学和历史学的重要性，强调研究个别性存在的学问对于哲学不可或缺，强调哲学与诗学的内在结合，也强调对过去历史的尊重，强调历史学的重要性。克罗齐曾充分肯定这种浪漫主义“对在启蒙运动占统治地位的文学学院主义和哲学唯理智论的论战和批判”，肯定其唤醒纯真、伟大的诗性，推崇自发性、激情、个性。对于弗·施勒格尔来说，这也意味着用想象力来限制理性的至高地位，让想象力与理性比肩并立，进一步提高依靠想象力的诗学之地位。这些努力都充分表明了浪漫派对于经验现实的重视，体现了浪漫派把文史哲融为一体的积极尝试。
早期浪漫派从这些角度来强调和提升自发性、情感、个性存在的地位，致力于文学（诗学）和历史学跟哲学相互补充以便改造传统哲学，给马克思以启发和推动。浪漫派的努力意味着一种新哲学，一种不再把哲学简化成“纯粹知性活动”，而是致力于把哲学与临近的其他人类思想活动内在统一起来，从而让哲学开拓的新思维方式拓展到更多的思想领域，拓展到更多的临近学科领域，让哲学与更多的临近学科交融合作，而不是成为局限在自己领地之内的新哲学。马克思拓展的领域比浪漫派更广泛，从主要是人文学科领域进一步扩展到社会科学领域；浪漫派拓展的主要是诗学、艺术领域。在浪漫派发展的基础上，马克思通过经济学、社会学角度的引入来凸显自发性、情感、个性存在的地位，进一步挖掘和拓展更有效的方式来完成浪漫派力图完成但完成不好的任务。马克思批评经济学的浪漫派“自命高尚、蔑视那些用劳动创造财富的活人机器。他们的一言一语都仿效他们的前辈”，不过马克思同情早期浪漫派的清高“只是出于天真”，而此时的浪漫派“却已成为卖弄风情了”，如果道德主义地蔑视社会经济存在，“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那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对成熟期的马克思来说，那些科学方法揭示出来的经济规律才是更根本的“现实”。而这种“现实”是需要超越狭小的个体视角，从更大社会整体观视角方可看到，“因此，对于单个的生产当事人本身来说，这种内部规律仍然是看不出来，不能理解的”。但是，马克思的工作不应该视为对浪漫派方案和做法的完全否定，而是进一步的补充、扭转、提升和整合。也就是说，通过文学、历史学来补充改造传统哲学是现代哲学欢迎和肯定的，只是还不够。对于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马克思来说，这种批判的展开必须有经济学、社会学的参与，必须跟经济学、社会学内在结合起来才行。
马克思发现，经济学、社会学介入之后，虽然自发性、情感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彰显，自发性不再是落后的代名词，反而是商品生产、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自发性与自觉性、自组织与理想规划的结合才是现代经济发展所要求的，但无论是自发性的经济组织和调节，还是自觉性经济组织与调节，都在追求效率和公平的经济社会体系中贬低、湮没经济人的个性存在。经济生产者与交换者的个性在规模、复杂性越来越大的现代经济体系中日益被埋没，个性在经济—社会系统中越来越没有了地位。这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要弄明白和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因为它牵涉到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自由和解放的最核心问题。随着普遍性联系的进一步发展，被压抑束缚的个性才被提到更显著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后，现代社会现实中的个性维度仍然没有获得实现，强调个性的立场仍然没有失去意义。由此，不能否认浪漫派强调个性、面向诗学进行哲学学科拓展的积极意义。绝不是新哲学拓展到经济学、社会学之后就可以不理睬艺术、文学、宗教领域了，就可以把诗学、音乐、绘画的功能和意义都忽略、取消掉了。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来说，更大更根本的社会现实，是需要科学的方法，需要包括经济学、社会学也包括诗学、历史学的跨学科视野才能看清楚的，仅靠单纯的传统哲学是不够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的拓展性研究”（19ZDA01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