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7世纪，拜占庭学诞生于欧洲，后经数百年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显学”。中国学者对拜占庭学的深耕，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70余载的建设历程使该领域在研究成果、人才培养和学科体系等方面成就斐然，但也存在深化空间。

　　起步与奠基

　　中国拜占庭（又译拜占廷）研究起步较晚，发展过程与世界史专业建设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初期，世界史专业亟待发展，史学界翻译了苏联学者列夫臣柯的《拜占廷》（1959年）和苏联史学界集体撰写的《世界通史》（1959年），引入了关于拜占庭的知识。经数年发展，以周一良、吴于廑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编修的《世界通史》（1962年）促使中国拜占庭研究开始酝酿。虽然当时尚无关于拜占庭史的学术专著，论文也仅有十余篇，但涵盖了“奴隶制”“封建化”和“中国与拜占庭关系”三大主题，萌芽中的拜占庭学研究呈现出三种发展态势。

　　第一，当时虽有“拜占庭”术语，但尚无“拜占庭学”概念，学者大多依据世界史体系的时段划分，将其归为中世纪史的研究范畴，在西罗马奴隶制崩溃的问题上，多将拜占庭的奴隶制问题作为对比对象。例如，孙秉莹认为，东罗马和西罗马奴隶制崩溃的时间差异，由各自的特殊性造成（《新史学通讯》1954年第12期）。

　　第二，受苏联史学的影响，中国学者以引介和探讨拜占庭“封建化”问题为主，如封建制度的过渡与确立时间及苏联史家的贡献。许宏杰、杨连山相继在《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2期和《史学月刊》1957年第1期，就其封建制起源和封建化问题展开了大讨论，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蔡鸿生则以封建制为切入点，揭示出7—9世纪拜占庭的保罗派运动是隐藏在宗教外衣下的阶级斗争（《历史教学》1965年第4期）。

　　第三，在中国与拜占庭的关系问题上，学者已从东西方史料入手，分析中国与拜占庭之间在商品、文化和技术等方面的交流。例如，齐思和呼吁世界史学者要注意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联（《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

　　概而言之，这一时期中国拜占庭研究还较为薄弱，述及拜占庭的学者多非专业出身，仅有苏联学者的通史教材与《拜占廷》译本可参考阅读，人才培养和学科体系建设尚未提上日程，苏联史学思想及观点影响较深。但是，这一阶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拜占庭封建化过程及其制度、学者的大讨论和借鉴苏联学者的严谨学理等，为中国拜占庭学科的建立做好了奠基准备。

　　发展与壮大

　　1979年，全国首次世界史学科规划会议召开后，世界史专业建设得以加强，以吴于廑、齐世荣为代表的学者编撰的《世界史》为中国拜占庭学的发展提供了指引。鉴于国内拜占庭资料匮乏，在林志纯的推荐下，1983年，教育部公派东北师范大学的徐家玲和南开大学的陈志强赴希腊系统研习拜占庭学。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专业化的拜占庭学者，他们成为这一学科建设的领军人物。1986年，他们以“凌强”为署名，在《世界历史》发表了《应当重视拜占廷史的研究》（1986年第11期）一文，强调加强这一学科建设的重要性，标志着中国特色系统化的拜占庭学科建设正式启动。随即，国家图书馆采购了一批拜占庭专业书籍，资料建设提上日程。1994年和1997年，陈志强和徐家玲先后博士毕业，成为中国首批拜占庭学博士。后来，他们分别在南开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晋升为教授。21世纪初，这两所大学的相关课程建设和培养体系日益完善，成为中国拜占庭学的研究重镇。

　　拜占庭学的发展吸引了很多学者深耕此域，张绪山与林英博士毕业后分别执教于清华大学和中山大学，研究领域拓展为中国与拜占庭关系。老一辈学者培养了大批拜占庭研究方向的博士，其中大多耕耘于高校院所，有些人已获高级职称，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队伍日渐成熟。团队的壮大促使机构建设加强，从中国拜占庭学会成立并成为国际学会成员，到2001年徐家玲代表中国学者首次参会，中国拜占庭学国际影响力日显。为凝聚学者力量，南开大学成立了东欧拜占廷研究中心。国内外学者的交流促使中国学者研究水平不断提升，专著陆续问世。徐家玲的《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1998年）多维度研究了帝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特点，是中国拜占庭学研究的拓荒之作。陈志强的《独特的拜占庭文明》（1999年）则以通史与专题结合的方式，构建了中国第一部学术型拜占庭通史专著。结合一些重要问题，学者在期刊上进行了讨论，政治、军事、宗教等上升为重点选题。陈志强对军区制的形成、特点与作用及皇位继承的特点等专题进行了分析，徐家玲则对宗教争论、历史分期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还有数篇外文论文陆续发表，如陈志强的《中文史料关于拜占庭记载的初步报告》、张绪山的《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和徐家玲的《中国拜占庭研究》等受到了国际学界的关注。中国学者开始与国际学者进行直接对话，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也有了立项突破。

　　繁荣与硕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世界史沿着构建客观公平的解释体系方向发展，历史视野更广，钱乘旦主编的《新世界史纲要》（2023年）等世界史新著述推动了中国拜占庭学的快速繁荣。“走出去”与“迎进来”的交流使中外学者的联系更为紧密，老一辈学者受邀赴欧美讲学，青年学者则借助留学基金委的平台赴海外研学，东北师范大学发起的国际拜占庭研讨班亦为著名国际学者与中国学者进行交流提供了平台。学者继续借助东欧拜占廷研究中心汇集团队力量，2014年由陈志强教授领衔，徐家玲教授、张绪山教授和林英教授以及众多青年学者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功获批，激发了学者的研究热情。拜占庭通史研究更为深入，陈志强的《拜占庭帝国通史》（2013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介绍了帝国的产生、发展及主要特色，是一部拜占庭史权威专著。徐家玲的《拜占庭文明》（2006年）将文明发展纵向的历时性与横向的共时性相结合，展示出人类文明在互动、交融中得以丰富、延伸和更新的生动场景。

　　运用东西方史料对中西交通史上的民族、贸易、传闻等的研究也取得新进展，张绪山的《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2012年）对“桃花石”、景教东传、汉籍中的拜占庭遣使等问题的考证，深化了这一研究领域。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近年来中国学者以“经世致用”的胸怀审视拜占庭学的经验与价值，从灾害史、医疗史、钱币学等领域阐释拜占庭文明，成为新时代中国拜占庭学者研究的亮点。邹薇聚焦拜占庭对古典医学的继承发展，刘榕榕、董晓佳与武鹏关注自然灾害及帝国转型，庞国庆探究了人口危机与帝国治理，郭云艳和李强从钱币学等视角解析了中国与拜占庭的关系，产生了一批优秀专著，如《古代晚期地中海地区自然灾害研究》（2018年）、《罗马—拜占庭帝国嬗变与丝绸之路》（2022年）等。围绕徐家玲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古时期拜占庭立法文献研究与评注”，产出了体系化的法律文献的校勘与翻译成果，如王翘、王小波和毛欣欣对《农业法》《罗得海商法》《市政官法》的译注，尹忠海对马其顿王朝时期帝国土地法令的研究等，体现了学者对原始文献释读的功底。陈志强总主编的《拜占庭帝国大通史》（2023年）则凝聚了老中青三代拜占庭学者的力量，用拜占庭帝王“本纪”的写法贯通拜占庭社会和文化生活，全景式展现了拜占庭一千多年的辉煌文明，成为该学科专业化发展的阶段性和高水平总结之作。

　　展望与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拜占庭学的建设成绩斐然，同时面临着新机遇与挑战。结合历史学的特点，对学科体系的改革路径进行探索，可围绕如下方面展开。

　　第一，进一步夯实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构建中国学派的拜占庭史研究体系。中国特色的拜占庭学已初具规模，但因受西方学者影响，某些方面阐释还缺乏原创性。中国学者已提出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如“整体史观”和“文明交往论”。若能将这些理论指导优势深入运用到拜占庭学研究，探讨拜占庭与周边民族的横向和纵向联系以及拜占庭与中亚和中国的文明交往等，则可深化中国特色拜占庭学的研究深度与广度。

　　第二，深化希腊语学习，运用交叉学科知识手段强化原始文献的运用。拜占庭文明史料丰富，若不重视语言学习，便可能会因西方学者“二手文献”中的错误解读而影响中国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理解，虽然中国学者对部分原始文献进行了译注，但还有待加强。故可设置本硕博希腊语研修课程，或借助留学平台赴外学习，再借助考古学等学科对原始文献进行校勘、翻译与整理。以钱币学为例，在释读文字的基础上，引入翔实的考古信息与金属检测手段，分析钱币的价值与功能，为拜占庭学的深入发展奠定坚实的史料基础。

　　第三，坚持“学以致用”原则，以丝绸之路为纽带，深化中国与拜占庭关系研究。张绪山、林英、张爽等学者已深耕于此，但体系化构建仍需进一步加强，要在充分搜集和整理史料的基础上，加强方法、观点等方面的交流，强化地缘政治研究，如波斯—拜占庭—阿拉伯的大国外交、中国与拜占庭之间的中介民族和帝国边疆治理等，既充分体现拜占庭学研究的历史借鉴价值，也要明确发挥这一学科服务国家政策和战略的现实关怀。

　　第四，完善拜占庭专门研究机构和期刊建设，培养史学功底过硬的拜占庭学人才。新一代中国拜占庭学者已成长起来，但人员较为分散、专业化期刊匮乏，也是现实情况。东欧拜占廷研究中心的成立，有助于学者以兼职研究员身份聚集力量，但其容量毕竟有限，大批年轻学者依然游离于团队之外。故借助“区域国别学”成立之际，可增设专门研究机构和专业化刊物。如此，既可以实现资料文献、人才培养、学科体系和成员观点的汇集与交锋，强化与国际学者、机构的交流和联系，还可助力中国拜占庭学者形成“百家争鸣”的研究氛围，提升中国拜占庭学的整体研究水平。

　　（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