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穿衣问题，我们过去所知不多，虽然文献留下不少记载，但是纯粹由文字出发做出的图解，引书证书，辗转附会，和具体实际差距很大，所得知识不够全面。《辽史》中也有舆服的记载，重点展示的是上层统治者和官僚集团的朝服和官服，多为特定活动和场合中的礼服，日常生活中的常服以及社会大众的穿戴却知之甚少。所幸，考古学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从地下发掘出大量辽朝壁画墓和衣服等实物，使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这些新资料帮助我们获得了更多新的认识。

　　契丹服的特征

　　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显示，辽政权境内至少存在两种服饰系统——契丹服和汉服。契丹服是契丹人的民族传统服饰，是辽时期较为独特的一项服饰内容。男子服饰的显著特征是髡发、圆领筒袍和络缝靴，女子服饰的典型标识是髡发和交领长袍。髡发的特征是将头顶部分的头发全部或部分剃除，只在两鬓或前额部分留少量余发。《说文·髟部》载：“髡，剃也”，中国古代生活在北方的乌桓、鲜卑、契丹等游牧民族都有髡发之俗，只是各民族在留剃的位置和发式上存在差异。筒袍特征是圆领，袍后开叉，这样的服装既便于马上驰骋，又能防风保暖，袖口紧致，腰束布带或系一条往往贵族才能使用的蹀躞带。“络缝靴”是以整块皮料缝合而成的靴（图一，2），出土实物和辽墓壁画图像能够对应，其特征为鞋底呈倒“V”拱形，接缝处的缝合痕迹明显。契丹女子的髡发在图像中并不多见，宋代文献记载“其良家仕族女子皆髡首，许嫁时方留发”，身穿交领袍服，比男袍更长，下摆更阔，在胸下束布带，与当今女款蒙古袍的形制颇为相似。

　　考古发现表明，辽朝二百余年间的契丹服不是一成不变的，男女服饰都发生了演进。男子髡发在早期的样式比当今男子的短发“毛寸”略长（图一，1），随着时间的推移，鬓角逐渐加长且修剪成细绺（图一，2），与宋人沈括“其人剪发，妥其两髦”的概述互相印证。中期辽圣宗之后髡发变革为全新的样式，款式众多。契丹人最初喜欢穿及膝的短袍（图一，1），长度到达膝盖，方便骑马劳作，后来发展至到达腿肚的长袍（图一，2），改变了短袍一统天下的局面，并逐渐替代了短袍，成为晚期的主流服饰。早期流行瘦腿裤，裤脚内收，后来逐渐加宽成筒裤。早期的契丹人不穿靴而穿鞋，中期以后才喜欢穿络缝靴，并流行戴帽。辽圣宗时期，男子服饰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大演进，髡发与黑色帽子交替出现，长袍、络缝靴开始成为了契丹服的“流行款”。

　　女子髡发最初是剃除头顶的头发，其余蓄发形成披发的效果，然后逐渐将散落的头发辫发盘扎，有的将余发在头顶扎成马尾（图一，3），有的还留一绺鬓发垂落肩头，都是契丹女子最有特色的发式。晚期黑色帽子在壁画中出现，有的还在头上扎箍一圈白色发带（图一，4），俗称额带，额带和黑帽逐渐替代了其他发式。契丹女子的交领长袍（图一，4）基本款式没有变化，只是宽度和长度略有增加，看上去更加厚重，单鞋被长袍遮挡得几乎看不到了。

　　汉服的内部变化

　　汉服有两种概念：狭义的汉服和广义的汉服。狭义的汉服专指汉代服饰，“汉服”作为服饰名词首次出现在汉代文献中。广义的汉服是对汉民族传统服饰的统称，泛指以汉民族传统服饰为主体，在社会演进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服饰特点后逐渐形成的华夏服饰体系。

　　辽朝服饰中的汉服是指广义的汉服，以汉民族传统服饰为主体的服饰系统。男子服饰的识别性特征为头戴黑色幞头（图二，3），幞头由帽体和两侧的双脚共同组成，双脚有局脚、交脚、无脚、直脚之分，是隋唐以来男子的标配，可以联想电视剧里宋朝官员的“官帽”。男子身穿两侧开衩的长袍（与契丹袍的袍后开衩不同）（图二，3），袖口松弛，腰束单条皮带或者上下双层的所谓“看带”。女子着裙装，裙装有两种样式：一种是上襦下裙的两截式（图二，2），上身为短襦衫，下身为长裙，宣化辽墓壁画中的襦裙与阔腿裤叠穿为此地区独见；另一种是唐代以来的短衫扎进高腰长裙里（图二，1），颇有衣袂飘飘的大唐遗韵，在今天看来都是很时髦的服装。

　　社会大众通常以左衽、右衽的开衽方式来区分汉服与少数民族服饰。所谓衽，泛指衣襟，开衽通俗点讲，是指衣襟的开启方式，自古以来，形制通常有四种：左衽、右衽、对衽和合衽。左右两襟相叠，右襟在上，为左衽，是周边民族常用服制；左右两襟相叠，左襟在上，为右衽，是中原地区传统汉服形制；正中两襟对开无重叠，直通上下对襟式，为对衽；左衽和右衽灵活变换，左右有两套纽扣系统，为合衽。

　　那么辽时期并存的汉服和契丹服的具体情况如何呢？事实上，辽朝早期出土的上衣多是左衽，墓主人几乎都是契丹人，这就说明契丹服在早期保留了北方民族的传统服饰特点，右衽比较罕见。再看壁画中的人物装束，左衽依然是衣襟的主要开启方式，随着时间推移左衽的比重开始下降，出现了右衽和左右衽自由变化的合衽。金元时期，左衽的比重继续下降，右衽和对衽比重逐渐上升，明清时期，右衽和对衽装已经成为绝对的主流。这一发展脉络折射出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文化的认可和融入。

　　辽朝汉服发生了剧烈的内部变化，女装表现得更为明显。唐代是服饰发生大变革的时代，汉服不再局限于狭义的汉代服饰，而是在民族融合的背景下衍生出更广阔的文化内涵。女装摆脱了汉代深衣的影响，融入了大量外来因素，形成了衫、裙、帔（肩上的披帛）三件套的新样式，今称“唐装”。辽朝女子汉服对这种新样式加以继承，短衫扎进高腰长裙里（图二，1），成为北方长城沿线女子汉服的主要款式之一，与当今传统文化爱好者倡导的广袖汉服差别很大，应暂称为“新汉服”。与此同时，北宋发明的褙子女装（由半臂或中单演变而成的对襟上衣，两襟对开无重叠，对衽，两腋开叉，衣裾短者及腰，长者过膝）风靡一时，在北方宋境内盛行，并向辽境扩散传播。壁画图像显示，这两种女装（简称“高腰裙”和“褙子装”）在大同地区交汇、碰撞、融合，两种服饰承载着两种文化传统，逐渐演进成金元时期共有的女装风格。壁画图像资料显示，包髻、襦衫、高腰长裙逐渐成为北方女装的主流，而同时期南方女装则以花冠、长褙子为主要元素。元代散曲的记载同步印证了南北两种女装的并存，洪武四年（1371），红褙子和红罗长裙成为明代皇后的常服。这种新角度的切入，能够辅助我们理解汉服的融合以及演进为新汉服的过程。

　　辽政权统治区服饰的地区差别

　　辽政权有五个都城，称为五京。辽统治者先后修建了上京临潢府（今赤峰市林东镇）、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五京的原有族群和风土人情是不同的，长城以北的上京为契丹故地，东京为渤海人故地，中京为奚人故地，长城以南的南京和西京为燕云十六州汉人故地，因此在服饰上就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

　　在长城以北，契丹服是上京地区和东京地区的主流服饰，而汉服的比重很小，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汉人与契丹人构成比例上的差异，同时也有一部分汉人在生活习惯上“契丹化”。在长城以南，汉服却是南京地区和西京地区绝对的主流服饰，契丹服在长城以南也能偶尔见到。据观察，契丹服出现频次的高低与距离契丹服核心区的远近有关，换句话说，距离上京临潢府较近的宣化地区要明显高于距离较远的大同地区。中京大定府地区的地理位置最为特殊，地处长城南北的孔道连接地带，服饰上呈现出显著的共存与融合，汉服和契丹服的穿着比重大体相当，而女子多穿交领袍服，受到了更多契丹服核心区文化的影响。综上，无论长城南北，契丹服和汉服都是五个都城的主体服饰，此外还应有渤海服和奚服（与契丹服无异），《乘轺录》记载，北宋路振1008年出使契丹描述幽州城的服饰状况：“居民棋布，巷端直，列肆者百肆，俗皆汉服，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

　　凡此种种不难看出，辽朝是中国服饰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时代。它上承大唐，许多唐代壁画人物服饰和丝织品研究中的困惑，可以在辽墓壁画和出土实物中得到解答或启示；下接后世，不少金元明时期服饰的特点可以在此找到源头。辽朝服饰成为中国古代服饰发展序列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辽统治者实现了有效治理长城以北草原地区和长城以南农耕区域的政治理想，其治国理政的宝典便是因俗而治的国策，即正史中记载的“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统治政策。在服饰上，因俗而治的精妙之处表现在：一方面在国俗上继承与革新，尊重契丹民族的服饰文化传统，另一方面没有强制推行长城以南农耕区域的契丹化，而是尊重文化间的自由交往，尊重该地区深厚的晚唐、五代汉服文化传统。所以，辽朝服饰成为了各个区域服饰的集合体，形成了承上启下、兼容并蓄、绚丽多彩的风格。

　　辽朝服饰，既有显著的自身特征，又有中华民族服饰上的诸多特点，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理念在服饰上得以呈现，这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真实写照。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考古学视角下的元代服饰研究”负责人、内蒙古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