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事语”的生成及其文学特质
2024年01月16日 11: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月16日第2816期 作者:夏德靠

  “语”以记载人物言论而著称,随着先秦史官的传史方式由“言事分立”到“言事相兼”的转化,逐渐衍生出事语体等次生态文体。“事语”的出现,改变了先秦史传文献的性质,使史传文献演变为文学叙事。

  “事语”的生成

  《汉书·艺文志》用“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来说明《春秋》《尚书》的生成,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它只是解释《春秋》《尚书》的形成。刘知几指出《尚书》是记言,《春秋》是记事,而《左传》呈现“言事相兼”的特征,实际上,《左传》综合了《尚书》与《春秋》两种文体。刘氏认为这三部文献的差异是由不同的传史方式引起的,这种不同具体表现为“言事分立”与“言事相兼”的区别。

  “言事分立”的传史方式造就记言文献与记事文献,而“言事相兼”则使“言”与“事”交融在一起,导致“事语”的出现。《左传》的形成尽管与“言事相兼”相关,但“言事相兼”的传史方式并不始于《左传》,这是需要注意的。

  “事语”的类型及其特征

  “言事分立”与“言事相兼”深刻影响史传文献的文体特征。《春秋》是“右史记事”的产物,只记录结果,而不重过程。比如《春秋》隐公元年载“郑伯克段于鄢”,只记录郑庄公与共叔段之间矛盾的结果,对于矛盾的过程并没有说明。记言传统下的《国语》《战国策》,包括《左传》,呈现出不同于《春秋》的叙事风貌。记言文本涉及对事件的过程性叙述,特别是“事语”,由于追求过程性而使情节“故事化”,甚至“虚饰化”。“事语”不仅丰富了过程性叙述,而且也完善了人物形象的建构,使史传文献走向文学文本。先秦“语体”包括篇章语体与专书语体,“事语”属于篇章语体。从专书角度来看,“事语”既可与“国别体”混合,也可与编年体混合,“事语”与编年体混合主要体现在《左传》上。

  “事语”比起单纯的记事文献与记言文献更能使叙事趋向完满,但在《左传》中,“事语”还要受编年体的制约。编年体按照时间顺序来编辑事件,事件有时又并非在一年之内结束。按照编年体的原则,整个事件会根据实际情况被分编在各年之中。比如秦晋殽之战,《春秋》将它编入僖公三十三年,因为此事件的结果发生在该年。但《左传》根据实际进程,将殽之战分编在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两年之中。至于殽之战的后续事件,更是连载于鲁文公元年、二年、三年。要了解殽之战的全过程,就必须翻阅这五年的记载。因此,对于《左传》,既要看到因采用言事相兼而复原事件过程的叙事优势,又要看到“事语”受编年体制约而导致的不足。《左传》叙事应特别注意“事语”的虚饰。虚饰是指对事件或其中的部分事实进行想象性描写。比如“烛之武退秦师”的说辞,烛之武夜缒出城不可能有史官相伴,这段对话只能由烛之武本人事后转述,或者是史官据其大概敷衍,可见这段说辞有虚饰的成分。“国别体”虽然大抵遵循时间编排的原则,但其时间是松散的,因此,“事语”在“国别体”中极为自由,也更能展现其叙事的优势。

  由于“事”与“语”之间的组合非常灵活,“事语”内部包括言显事隐、言隐事显及言事并重三种形态。“言显事隐”主要表现为以记言为重点,记事则处于辅助地位,是对“言”的一种印证、补充。这种文本在《国语》《论语》中较常见,《战国策》中也有。比如《周语上》载周穆王准备讨伐犬戎,祭公谋父从“先王耀德不观兵”出发,强调以德服人,不可滥用武力;接着从“五服”制的角度说明犬戎没有违背“终王”之制。可惜穆王没有接受劝告,结果是“荒服者不至”。这则记载有起因,有经过,也有结果。但整个事件的起因与结果所占分量并不突出,占据主导的是祭公谋父的谏言。

  “言隐事显”着重载录的是事件,所记之言大都出于从属地位,发挥引导事件发展的作用,或只是对事件的补充式评论。《秦策一》叙述商君从魏国逃往秦国,秦孝公让他担任相国。商君治理秦国,秦国变得强大起来,但是商君过于苛刻严峻。秦孝公去世之后,其子惠王听从他人之言,车裂商君。这个文本主要叙述商君变法治国的事迹,他人之言只推动事件的发展。

  “言事并重”不同于前两种类型之处就是“言”与“事”之间虽然也存在互相说明,但主要是融合在一起共同推动故事的演进。譬如《晋语五》载晋灵公很暴虐,赵宣子多次进谏,引起灵公的不满,于是派遣鉏麑去暗杀宣子。这段文字由两段叙事与一段记言构成,鉏麑的话既是对赵宣子的评价,也是为了引出后面的故事情节。可以说,“言事并重”的形态反映史官在“言”与“事”的技巧处理上相当娴熟。这种情况在《战国策》中更为常见,比如《秦策》载秦国想要讨伐齐国,可是担心楚国帮助齐国,于是秦惠王找张仪商量。张仪设计离间齐楚同盟关系,之后秦国大败楚国。这一过程的叙述,完全借助“言”与“事”的配合来完成。

  从过程性到情节性和故事性

  《国语》的篇章文体有两个较突出的特征:一是大量编录谏辞;二是呈现“三段式”结构。比如《国语上》载恭王灭密,“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叙述事件的缘起,接着载录密康公之母的规谏,最后记录后果。这段文字情节脉络很清晰,可视为一个“小故事”。这种“三段式”也见于《战国策》,比如东周想种水稻,西周却不肯放水,东周很忧虑。苏子游说西周君,使其同意放水,苏子也得到两国的赏金。这个文本有起因、经过与结果,呈现“三段式”特征。《国语》“三段式”文本可归于“言显事隐”,《战国策》除具备“三段式”特征外,还出现新的变化,比如《西周策》载楚国围攻韩国,韩国向西周征兵调粮,西周君很忧虑。西周君向苏代寻求帮助,苏代拜见韩国的相国公中,劝说公中将高都送给西周,以换取西周的归顺。公中接受苏代的建议,楚军也放弃攻取雍氏。整个文本有关事件的叙述是完整的,特别是过程部分由两次对话构成,使情节变得曲折。

  《国语》存在比较出色的故事化叙事,如骊姬乱晋、勾践灭吴等。《晋语一》及《晋语二》共有6则与骊姬有关的材料,这些材料展现出更为复杂的情节,将骊姬乱晋的过程完整地勾勒出来。《战国策》中这样的例证就更多了,《秦策》“苏秦始将连横”一开始就载录苏秦大段说辞,极尽夸张、排比之能事。可惜惠王并未接受他的主张,苏秦的愿望因此受阻。接下来叙述苏秦的惨状,特别是家人对他的冷漠。在这种情形下,苏秦的斗志也由此激发出来,文中说他“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正是凭借这种毅力与精神,经过一年的苦读,游说赵王成功。苏秦再接再厉,约纵散横,使山东“诸侯相亲,贤于兄弟”,而此前拒绝他的秦国则备受压制。此时的苏秦准备游说楚王,路过家乡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正是这种对比,苏秦不由生发感慨,文章也由此结束。这篇文章尽管没有完整叙述苏秦的一生,但通过几个典型情节,采取“言事相兼”的方式,生动描绘了苏秦的冷暖人生。整体言之,《左传》采取言事相兼是为了还原历史事件的过程,《国语》“三段式”文本补述结果是为了印证“违礼”行为的后果。《战国策》的“事语”更善于营造“故事化”,使文本情节更加曲折,人物形象也更加鲜明。因此,《战国策》中的“事语”不仅已经非常成熟,而且也更富有文学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语》文献集成与研究”(19ZDA25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崔博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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