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史学长河中，新史学以其独树一帜的史学主张、治学理念和编纂方法著称于世，在西方近代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换中扮演了承上启下的角色。新史学以鲁滨逊（又译鲁滨孙）新史学派、年鉴史学、计量史学、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等为主导，构成20世纪西方史学研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推动了西方史学的发展与嬗变。

　　客观主义史学存在诸多不足

　　19世纪初，继欧洲人文主义、理性主义、浪漫主义等史学潮流之后，普鲁士史学家巴尔托德·格奥尔格·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在继承古典史学传统的基础上，开启近代西方批判史学之先河。尼布尔提倡史学研究要重视原始史料，运用文献学方法与技巧，将科学逻辑和方法用于史料整理。从19世纪20年代起，普鲁士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撰写了《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等一系列极具影响的史学佳作，系统阐明“如史直书”“让离历史最近的史料说话”“史学家保持绝对公正客观”等客观主义史学理念。另外，兰克还创立了“习明纳尔”授课方法，传承并发展其治史理念，最终形成了兰克学派。19世纪中后期，法国史学家让·维克多·杜律伊（Jean Victor Duruy，1811—1894）在巨制《罗马史》中提出了“庄严、清晰、准确”的治史理念，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强调历史叙事的艺术表达。其后，法国史学家加布里埃尔·莫诺（Gabriel Monod，1844—1912）将兰克学派的方法用于法国史研究，主张史学研究要重学术轻文学、重史实轻形式、实现专业化等。由于史料丰富、立论严谨，兰克客观主义史学在近代西方史学中独占鳌头，其影响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乃至其后。

　　兰克客观主义史学强调“信史”概念，将恢复历史真相作为史学研究的第一要务，强调史料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基础，主张治史者应保持客观态度，由此形成了以史料为唯一依据、以历史叙事为主导的史学研究范式。然而，虽然兰克客观主义史学影响巨大，但始终存在以政治史为研究中心、以社会精英为叙事中心、不注重治史者的主观能动性、以具体事件代替整体历史、缺乏对历史规律的把握等问题。这些不足制约了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视野，为新史学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以“鼎新”带动“革故”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史学界对兰克客观主义史学予以质疑和批评，提出了一系列新史学理念和研究模式。以兰普雷希特的结构史概念、鲁滨逊新史学派、欧美计量史学、法国年鉴史学、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等为标志，开启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史学运动。

　　19世纪末，德国史学家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针对兰克史学只注重个别和具体事件、只从政治与法律角度研究历史的范式缺陷，提出将“事件历史”转向“文化历史”，以结构化研究突出文化、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在人类历史中的持久功用。法国史学家亨利·贝尔（Henri Berr，1863—1954）也强调人类历史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强调史学研究必须使用跨学科的综合历史方法。19世纪末，计量史学孕育而生。计量史学认为兰克客观主义史学虽力求精确，但其定性研究始终存在模糊性。因此，计量史学主张以统计学方法测算历史资料，以此展示历史事件之间的数量关系，以确保史学研究的精确化和科学化。

　　20世纪初，美国史学家詹姆斯·哈威·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发表《新史学》，针对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静态化、孤立化、个别化倾向和单一史料依赖等问题，提出了以动态研究代替静态研究、以综合研究代替孤立研究、以整体研究代替个别研究、以多元史料代替单一史料的新范式。这些主张得到美国史学界普遍认同，形成了以鲁滨逊及其弟子为代表的新史学派。

　　20世纪20—30年代，法国年鉴史学逐渐酝酿形成，并且在战后全面发展。以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等人为代表，年鉴史学倡导整体史研究，强调“问题历史”的研究导向，重视社会经济制度和结构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注重地理环境、生态和心态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提出了以事件时间、社会时间和自然时间为标准的长时段理论，强调史学研究的体系性与科学性。

　　20世纪30—4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英美等国酝酿产生，战后走向兴盛，60—70年代走向高潮。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自下而上的研究理念，重视对下层民众的研究。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注重在经济史学以外的社会史、文化史和心态史等领域的研究，强调历史规律与或然性研究。

　　新史学的学术共识及其表现

　　新史学突破了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局限，在史学研究中开创了许多新的方向、领域和主题，提出了大量新理论和新方法，以及整理并运用史料的新理念。新史学虽然体系庞大、内容丰富，但在整体上表现出许多共性。

　　新史学强调多学科综合研究。新史学认为，人类历史千变万化，从单一角度无法做出完整诠释，必须运用多学科知识与方法，包括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方法，形成一个具有多种角度、着力揭示历史全貌的新解释体系。该体系既强调历史叙事，也强调理性分析，即通过实证和分析双向结合，再现历史及其变化规律。

　　新史学强调自下而上看待历史。新史学认为，历史并非完全由社会精英创立，民众亦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史学研究既要关注社会上层，更应关注社会下层，从民众而非精英的视角审视历史。新史学强调从更高层面、更大范围、更多角度重新构建历史解释体系，使用能反映民众真实生活的各种实物、音像、口述史料等，而不能局限于仅使用政府档案和个人信件等。

　　新史学呼吁扩大史学研究范围。新史学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复杂多样的过程，人类文明所涉及的全部领域和活动都应被纳入研究范畴；史学研究既要关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传统领域，也要关注心理、情感、道德、性别、医疗、气候、生态等新领域。为此，新史学催生了心理史、环境史、女性史、劳工史、家庭史等史学分支学科，弥补了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空白。

　　新史学强调史学研究应有现实关注。新史学继承了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诸多传统，注重史学的社会教化作用，强调史学家要关注社会现实、参与社会活动。新史学的许多研究主题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注重发挥社会教育或启示作用，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以鲁滨逊新史学派为例，鲁滨逊和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等人既是该学派的学术巨擘，又都亲身参与美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工作，拥有广泛的社会参与度和知名度。

　　新史学的学术特征与特性

　　新史学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其酝酿与发展不仅时间跨度大，而且涉及方向多，既兼具多种学科方法，又有强烈的现代内涵，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学术特征。

　　首先，新史学拥有庞大的学术体系，但内部并不统一，整体上相对松散。在新史学中，各学派崇尚科学主义、理性分析、结构主义等，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虽然各学派对兰克客观主义史学持批评态度，在学术理念、立场、方法上有交集，但它们也有诸多不同，在学术表达上亦有相对独立的概念、逻辑和理论。例如，年鉴史学、新马克思主义史学、计量史学等均拥有各自的学术旨趣，研究方法也大相径庭，多元化学术表征极为明显。

　　其次，新史学各学派均立足于现代，但各自的发展时间并非整齐划一，各学派并无严格的时段界限，各自的周期不同，或早或晚、或短或长。由于新史学各学派发展历程不同步，彼此存在一定关联和交互影响。例如，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路径、整体史等概念均受到年鉴史学的影响，其“问题史学”的意识也受到“结构史学”的影响。同样，年鉴史学也深受鲁滨逊新史学派的影响，两者都强调跨学科史学研究等。

　　最后，新史学拥有多元化学术特征，这与兰克客观主义史学迥然不同。新史学的这一特性直接表现为史学研究的现代性与开放性，即运用多学科方法、体现现代精神。例如，年鉴史学创立总体史范式，强调地理与生态环境、文化与心态结构、人口与社会经济形态等对历史变迁的整体影响；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尝试重构世界历史体系，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与文化转向，注重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计量史学则将历史视为一个动态体系，以度量、数学、统计等方法改变传统的经验分析模式，以数据模式重新解构历史等。这些学术理念和方法从多个维度拓展了新史学的内涵，构成新史学丰富多彩的学术特性。

　　新史学面临挑战

　　新史学在西方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嬗变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虽然新史学在表达形式、研究技巧与角度上有新的拓展，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也表现出反传统精神、忧患意识、自我主义、个性主义等倾向，推动了西方史学的发展，但自身同样存在难以避免的短板。

　　首先，虽然新史学指出了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弊端，但并未提出解决问题的理想范式。新史学研究要么过于宏大而忽略细节，以历史必然性代替偶然性；要么过于宣扬治史者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客观历史；要么过分注重个体意识而忽略历史整体性。例如，计量史学推崇以数学逻辑研究历史，这种研究范式只关注到史学的科学属性，却忽略了其人文属性以及历史个体的差异性，甚至将线性逻辑和非线性逻辑混为一谈。年鉴史学虽然提出了文化心态结构、社会经济结构等模式以及长时段理论，但其结论难免落入历史循环论和宿命论的窠臼。

　　其次，新史学涵盖了太多内容，涉及太多领域。这虽然有助于拓展史学研究的外延，但也造成史学研究的内涵空洞。新史学排斥具体、个案和孤立的史学研究，强调整体史、综合史和总体史研究。这就不可避免地将太多的历史故事纳入其学术视野，导致所有研究范式都不可能抵近考察历史，进而造成史学研究中历史实证与理性分析相对不足。以鲁滨逊新史学派为例，该学派涉猎国际关系史、经济史、宪政史、劳工史、宗教史、文明史等多个研究方向，其内容之繁复、史料之多样导致研究难度远超以往。

　　自20世纪60年代起，新史学开启后现代转向，语言开始成为后现代史学的主要叙事工具。从70年代起，微观史研究乘势而上。从80年代开始，口述史学孕育而生。后现代史学强势崛起，直接导致新史学出现寥落之势。就此而言，后现代史学或者新“新史学”的兴起，不失为对新史学短板的一种补正。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