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中叶，吐蕃接替唐朝对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进行管辖。吐蕃在统治河西时期，借鉴唐朝遗留的经济和宗教管理制度，鼓励蕃、汉、胡各族人等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支持当地僧俗兴建寺院、广纳僧尼、翻译和抄写佛经，从而使敦煌延续了作为华戎文化交汇重镇的特点和优势。虽然这些措施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和巩固吐蕃自身在当地的统治，但客观上起到了推动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作用。在此历史背景下，20世纪初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流出的各语种文献中，古藏文文献数量之多令人瞩目，达到一万件以上，是仅次于汉文文献的第二大语种文献。其中，被学术界习称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尤为著名。它是由吐蕃史官借鉴中原的帝王本纪或实录体例，于9世纪上半叶在吐蕃本土编写汇总而传抄于敦煌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包括《吐蕃大事纪年》《赞普世系表》《吐蕃王臣传记》《小邦邦伯与家臣表》等，分别反映了唐代吐蕃分年大事、赞普世系、大臣位序、小邦王臣等内容。其中，尤以《吐蕃大事纪年》的史料价值最高、影响最大。

　　堪称“半部吐蕃史纲” 

　　《吐蕃大事纪年》原本是一个完整的写卷，但不知何种原因被分成了几段。20世纪初，先后被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伯希和（Paul Pelliot）窃取，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从拼接的内容来看，《吐蕃大事纪年》除了首段为松赞干布纪年的汇总之外，有明确纪年的段落起自唐高宗永徽元年（650），终于唐代宗广德二年（764）。纪年内容共113条，剔除重复和缺失部分，共得一百余年的吐蕃大事记，称得上是半部吐蕃史纲。

　　目前，笔者见到的《吐蕃大事纪年》译本共有五种。其中，最早的译本是法国巴黎大学藏文教授雅各·巴考（Jacques Bacot）、夏尔·杜散（Charles Toussant）和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托马斯（Frederick W． Thomas）三人合作的法文和英文译本，见于1946年巴黎出版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第二种译本是汉译本，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王静如于1957年着手翻译雅各·巴考等人的上述著作而成，包括序言到正文，其中的藏文由常凤玄先生协助译出。据说，王静如先生的译本曾经打印成册（油印本），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的教学人员使用。我们目前见到的周伟洲教授的手抄本，便是抄自该油印本。第三种译本见于王尧先生和陈践先生译注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1992年修订版）。第四种译本见于黄布凡先生和马德先生的《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五种译本是美国学者杜晓峰（Brandon Dotson）的《吐蕃大事纪年——首部藏史文献译注》（奥地利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代表了国外藏学界在该领域较新的研究成果。

　　笔者重点介绍一下王尧先生和黄布凡先生的中文译注本。这两个译本是诸位译者在不断听取各方意见、参照国内外各种文字的译注本后补充修改完成的。其共同特点是，充分吸收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古藏文词语以及人名、地名进行的考证，对照巴黎1979年出版的影印本，重新进行了拉丁字母转写，并利用相关汉文史料加以对比、注释而撰成。所以，这两个译本对于相关研究能够起到互相印证、补阙史实的作用，可谓占据了唐代吐蕃史史料的半壁江山。

　　反映吐蕃早期宰相制度变迁 

　　关于吐蕃政权建立之后的宰相制度，我国学术界一般认为，自松赞干布（629—650年在位）去世、其孙芒松芒赞继位（650—676年在位）之后，到公元700年之前，吐蕃实行的是“独相制”，典型的例子就是禄东赞父子先后执掌相权。自701年“尚（zhang）”衔宰相赞咄热拉金、森哥·囊咄热几二人履行相职起，开始从“独相制”进入“众相制”阶段（林冠群：《唐代吐蕃众相制度研究》，《中国藏学》2012年第1期）。但这种看法仍有探讨的余地，因为据同属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赞普传记》记载，至31代赞普囊日松赞（松赞干布之父，约6世纪后半叶在位）之时，有娘·曾古等四人因为谋划有功而被擢升为宰相“论布”（blon po）。后来，赞普又晋升其中二人为高位宰相“贡论”（gung blon）。这说明，早在松赞干布之前，相职就已经不止一人担任。松赞干布在位时，吐蕃宰相制度有了新改变，近侍娘·尚囊因忠于赞普而被任命为“论布”，后来又被晋升位居“论布”之上的“大论”（blon che），具有“首席宰相”之意。既然宰相衔称有等级之分，且人数又不限于一人，那么认为公元700年以前吐蕃实行“独相制”，似乎证据不足。

　　据《吐蕃大事纪年》记载，芒松芒赞在位期间（650—676），禄东赞、达延莽布支二人都履行了宰相职权。因此，二人均具有宰相身份。此时，禄东赞是具有“大论”衔的宰相。达延莽布支虽未冠以任何宰相衔称，但根据其人当时负责征收赋税并领兵一方的情况，我们可以将其归为“无衔”宰相一类。据此可知，在芒松芒赞时期，已经具有两类宰相衔称。又，《吐蕃大事纪年》记载，禄东赞于667年去世后，其子赞悉若、钦陵二人于673年集会议盟；675年，达延莽布支之子坌达延墀松贡金鼎，论赞悉若征羊同（象雄）之粮草、兵丁。这两则材料说明，芒松芒赞时期出现了“坌（vbon）”衔和“论（blon）”衔两类宰相。至此，吐蕃政权已有“大论”衔、“论”衔、“坌”衔”以及无衔四类宰相。据此，与其说当时吐蕃实行的是“独相制”，不如说是“大论”衔宰相即首席宰相领衔之下的“众相制”。

　　赞普赤都松赞时期（676—704），吐蕃不仅出现了新的宰相衔称，而且清晰地展现出了宰相职位的晋升路线。例如，《吐蕃大事纪年》记载，673年，禄东赞的次子钦陵为“无衔”宰相，680年晋升“论”衔宰相，685年则晋升为“大论”衔宰相。再看汉文史籍，《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咸亨元年（670）钦陵与薛仁贵战于大非川（今青海省共和县境内）时，钦陵尚无衔称。永隆元年（680），则改称为“论钦陵”，即“论”衔宰相。据此可见，藏汉文献对钦陵担任吐蕃宰相的升迁路线记载如出一辙，即无衔宰相— “论”衔宰相— “大论”衔宰相。可见，结合汉文文献，重新探讨《吐蕃大事纪年》记载的吐蕃个案，可以推动吐蕃宰相制度研究走向深入。

　　有助于纠正汉文史籍之误 

　　《吐蕃大事纪年》还有助于纠正汉文史籍中的记载错误，我们可以禄东赞之子有几人、其子钦陵任“大论”衔宰相的时间为例。《通典·边防六》说，（禄东赞）“有子五人，及东赞死，钦陵兄弟复专其国”（杜佑：《通典》卷190《边防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23页），《旧唐书·吐蕃传》列出了禄东赞五个儿子的名字：“长曰赞悉若，早死，次钦陵，次赞婆，次悉多于，次勃论。及东赞死，钦陵兄弟复专其国。”（刘昫：《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22—5223页）《新唐书》《资治通鉴》则说禄东赞仅有四子，以钦陵为其长子，并将钦陵担任宰相的时间置于禄东赞身故之后。

　　上述文献均说禄东赞去世后，钦陵兄弟专国，即继任禄东赞宰相职位的是其子钦陵、赞婆兄弟二人。但据《吐蕃大事纪年》，禄东赞于公元667年去世之后的5年间，没有任何宰相任职的记载，一直到了673年，才有禄东赞的长子赞悉若担任“无衔”宰相的记载。紧接着，赞悉若于675年升任“论”衔宰相，于680年晋升为“大论”衔宰相。之后几年，他多次以此身份主持集会议盟。直到685年赞悉若去世后，其弟钦陵才接任“大论”衔宰相职位。可见，《旧唐书·吐蕃传》所记“赞悉若，早死”为误。从年龄上看，有学者认为钦陵约生于635—645年（索朗平措：《吐蕃大相论钦陵考述——兼论噶尔家族的衰亡》，《西藏研究》2019年第5期），那么赞悉若的生年应在此之前。如果取一个比较保险的年份640年，至其去世的685年，赞悉若至少活了45年。再者，查阅相关汉文文献和《吐蕃大事纪年》，我们发现，在唐蕃交往的事件中，不管是交战还是和盟，基本上不见赞悉若的名字。估计他任“论”衔宰相、“大论”衔宰相期间，更多的是在吐蕃主持政务。其间虽然也有几年赞悉若赴羊同或突厥处理军政事务，但未见其人与唐朝交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使得唐朝方面对他了解太少。因而，汉文文献除了记载赞悉若为禄东赞长子以外，别无事迹可考，故出现了称其“早死”、未任相职等错误信息。

　　我们再来看一看禄东赞之子钦陵担任“大论”衔宰相的时间。据上引史籍，钦陵在其长兄赞悉若去世之前，虽然亦任宰相之职，但至多是“论”衔宰相即次相，而非首席宰相。而且，他自685年任吐蕃“大论”衔宰相，至698年去世，多率军四处征讨，与唐朝接触次数多，不像长兄赞悉若那样坐镇中央、行辅政权。此处可举万岁通天二年 （697）吐蕃遣使请和，武则天遣郭元振至野狐河与钦陵议事为例（杜佑：《通典》卷190《边防六》，第1023页）。从另一角度分析，《吐蕃大事纪年》载钦陵任“大论”衔宰相14年，而其兄赞悉若仅居“大论”衔宰相位6年，在位时间远少于钦陵。据此，汉文文献记载禄东赞之子时言必称钦陵，自不足为怪。

　　补阙汉文史籍记载之不足 

　　《吐蕃大事纪年》是第一部以藏文书写的吐蕃史籍，其内容包括每一年的赞普行踪、大臣集会议盟、唐蕃交聘等，故在一些吐蕃宰相人物的记载上要详于汉文史籍。此类例子较多，限于篇幅，我们仅以吐蕃宰相“坌达延”为例予以说明。《新唐书·吐蕃传》载，唐玄宗开元二年（714），“相坌达延上书宰相，请载盟文”。《旧唐书·薛讷传》载，“其年（714）八月，吐蕃大将坌达延、乞力徐等率众十万寇临洮军”。可知吐蕃有“坌”衔宰相，但《旧唐书》《新唐书》并不载“坌”为何解？而《吐蕃大事纪年》载，675—694年吐蕃有“坌达延墀松”（vbon da rgyal khri zung），706—714年有“坌达延赞松”（vbon da rgyal btsan zung）。据研究，此二人为父子相承。古藏文vbon读音“坌”，有外甥、女婿之意，“达延”（da rgyal）为“王”的称号，合称“坌达延”（vbon da rgyal），即“外甥达延王”，“墀松”（khri zung）、“赞松”（btsan zung）则为名字。至此，《旧唐书》《新唐书》关于“坌达延”的记载得解。

　　据研究，以上汉文史籍记载的“坌达延”，即《吐蕃大事纪年》记载的“坌达延赞松”，为吐蕃公主与“坌达延墀松”所生之子，706年时约为18岁。由于8世纪初年吐蕃君权与相权的斗争，“坌达延赞松”作为吐蕃赞普的外甥，被起用主持朝政。甫一登上吐蕃的政治舞台，他就展现了非凡的胆识和才干。除了连续多年主持集会议盟外，他还与唐朝有交涉。到8世纪第二个10年之时，其权力和威望达到了顶峰。这一点可引《册府元龟》来证明。该书于开元二年记载“吐蕃宰相坌达延献书于宰臣”，又于开元七年记载“吐蕃遣使请和，唐朝以杂彩二千段赐赞普，五百段赐赞普祖母，四百段赐赞普母，二百段赐可敦，一百五十段赐坌达延，一百三十段赐论乞力徐，一百段赐尚赞咄，及大将军大首领各有差”（王钦若撰，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81《外臣部·盟誓》，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11344—11345页）。这段文字不仅证明了吐蕃“坌”衔宰相的存在，而且将“坌”衔宰相、“大论”衔宰相和“尚”衔宰相之间的等级差别通过赐品数量清晰地展现出来。所以，我们只有充分结合《吐蕃大事纪年》的记载，才可以看出，在8世纪最初的20年里，坌达延以“坌”衔宰相身份，主持夏季和冬季会盟多达7次，见于唐蕃交聘活动2次，位居赞普一人之下、众多臣僚之上。

　　可见，《吐蕃大事纪年》虽因未知原因而残缺不全、仅存半部，但其记载的吐蕃早期宰相制度变化、宰相承袭的世系、以赞普外甥为“坌”衔宰相等内容，为研究唐代吐蕃宰相制度、唐蕃关系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关键史料。因此，我们应将其与汉文史籍相结合，把相关研究继续推向深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相关民族、人物、事件研究及分年分类辑注”（17ZDA21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二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