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三星堆考古发现对于阐释中华文明的特质和形态具有的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毫不夸张地说，三星堆考古不仅重绘了中国青铜时代的“知识图谱”，也揭示出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的诸多特质和形态，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利用最新考古成果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为人类文明史增添新的篇章。
世界文明视野下的中国青铜时代
青铜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曾经历过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青铜冶炼业的出现，一般也被认为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和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相比较，中国青铜时代具有独特的气质与形态。具体而言，一是器物形态和功能，主要以青铜礼器为其大宗，其次为青铜兵器，而青铜农器较为罕见，体现出文献记载中国早期文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鲜明特点。二是青铜器包含的青铜资源、铸造工艺、使用与流动等要素，都体现着国家层面的财富集中和权力象征，这和西方世界仅以青铜器作为生产工具和兵器的功能性特征有着明显区别。在这两个方面，中国考古学百年来的成就已经为我们绘出了一幅中国青铜时代极为丰富的“知识图谱”。
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和世界各文明古国一样，经历了悠久而漫长的发展历程。1973年，在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当中，出土了一件半圆形的残铜片，出土环境为一座半地穴式的房屋遗址，房址的碳14测年经校正为公元前4700年，科学鉴定铜片成分为黄铜，即含锌的铜基合金。冶金考古证明，用原始冶炼的方法可由铜锌矿得到黄铜，如果排除地层扰乱的可能性，这就表明约7000年前，中国已经存在冶铜技艺。
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出土于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类型遗址，系一件用范铸造的铜刀，出土地层的碳14测年经校正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稍晚于这个年代的早期铜器发现更多。由此，考古学界曾经讨论中国是否存在过一个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的过渡阶段——“铜石并用时代”。
但是，从二里头时期到二里岗阶段开始，以中原地区为代表的青铜器已经显示出诸多统一性的特征，即以范铸技术为代表，出土器型多见鼎、鬲、簋、觚、爵、壶等青铜容器以及各种兵器，二里岗时期中国青铜时代的基本器型和种类已经初步定型，并已经能制作大型青铜器，在青铜器上开始出现纹饰和铭文。其后，商代殷墟时期进入中国青铜时代的第一个高峰期。殷墟作为商代晚期的都城，不仅出土了宫殿、王陵、车马坑和甲骨文，在墓葬中发掘出土的青铜器也具有极高的水平。
殷墟青铜器已经成为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知识图谱”。首先，从器型上看，殷墟青铜器基本沿袭了自二里头、二里岗期以来的器物组合，仍以青铜容器中的鼎、簋、甗、鬲等容器为主，兼有部分兵器；从纹饰上看，殷墟青铜器不但流行通体饰以底纹，还出现了重叠加花的所谓“三层花”，形成繁缛富丽的风格，兽面纹（也被称为所谓“饕餮纹”）这种可能来源于新石器时代大汶口、良渚文化的古老神灵动物变形缩影而来的形象，开始成为青铜器上主要的纹饰。从铸造工艺上看，殷墟青铜器的合范铸造工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已经能够铸造出著名的“后母戊大方鼎”，重达875公斤，表现出商王朝大量控制青铜资源的能力以及高超的铸造工艺。
很显然，历史上夏商周三代的青铜铸造工业发展到殷墟时代，业已奠定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基本面貌。殷墟青铜器在同时代世界各国青铜文明当中，也代表着当时东方文明体系的最高水平。更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商王朝势力的四方扩张，这种以青铜礼器为主要形制特点的青铜文化也向四方发展。除中原地区之外，内蒙古自治区的克什克腾旗天宝同出土铜甗，是商代青铜器最北的一个地点；商文化向东直接进入山东半岛；向西则已进入周人发祥地的陕西关中、汉中城固等地；向东南和南方已经到达商之“南土”的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等广阔地区。
从形制上看，虽然此期各地出土的青铜器都开始出现许多地方性特点，例如湖南宁乡、黄材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以各种动物纹样作为装饰，甚至出现动物造型的青铜容器，都带有浓厚的南土文化特色，但这些青铜器基本的器种、风格以及纹饰，都与中原殷墟青铜器同出一源，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商代青铜器的“知识图谱”。
三星堆考古丰富中国青铜时代体系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自1986年发现两个“祭祀坑”（也有学者称为“器物坑”）以来，近年来在同一地点内又先后发现了六个祭祀坑。这八个坑出土的青铜器不仅带给人们巨大的视觉冲击，也改写了中国青铜时代的面貌。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大体上可作两分法：一类可视为中原商文化青铜器向长江上游的扩展，如尊、罍、盘等青铜容器，不仅器型和中原殷商时期的同类器型基本相似，在肩部出现的牛、虎、龙形装饰，则更接近于湖南地区的商代青铜器的作法。在尊、罍等器物中装盛小件玉器、海贝的现象，也曾经在湖南多次发现。为此，李学勤曾经提出一个传播路线的设想：“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化先向南推进，经淮至江，越过洞庭湖，同时溯江穿入蜀地。这很可能是商文化通往成都平原的一条主要途径。”（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1页）
三星堆出土的另一类器物，则完全是蜀地独特的创造，主要包括高大的青铜神像、造型奇特的青铜面具和头像、各种神灵动物如鸟、龙、虎、蛇、有翼神兽等的形象，以及青铜神树、青铜神坛等具有强烈祭祀背景的器物，加之以黄金制作的金面罩、金杖等，共同构成了一类过去中国青铜时代不曾出现过的器物群。
三星堆的考古新发现震撼了全世界，也极大地挑战着人们的认知能力。对于三星堆不断出土的各种新的器型和品类，用人们过去具有的殷商青铜文化“常识”、对标中国青铜时代旧有的“知识图谱”，的确是无法圆满地加以解释的，于是也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假设和猜想。如果我们排除那些将三星堆文明视为“天外来客”一类的非理性思考，而是将其置之于中国古代文明丰富的内涵和宏大的体系之中加以观察，可以发现，三星堆的这些“新事物”正是古蜀人独具匠心的创造。古蜀先民们基于中华文明的母体，采用极其浪漫和夸张的艺术形式，尽情地表达“神人之间”的沟通，为中国青铜时代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也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三星堆青铜文化器物群中最令人感到神秘而震撼的部分，概括而言，可以分为两大系统：其一是由高大的青铜神像、造型奇异的青铜面具和各种头型、发式青铜头像组成的“青铜神灵系统”，其二是以各种神灵动物和“神坛”“祭坛”组合而成的“祭祀礼仪背景”。两者之间形成的精巧结合，恰好是上古中国对上天、神灵、祖先顶礼膜拜的历史场景的缩影与再现。早年三星堆一、二号坑出土之后，发掘者曾认为这些青铜头像应是三星堆人心目中代表祖先亡灵的形象，宗庙正是这些祖先亡灵降临后的寄居之所。同时，青铜器中发现的大量兽面纹、神灵动物，则是集多种动物精灵于一体的形象，反映了蜀人对自然神灵精怪的崇拜，祭祀的对象是祖先的亡灵、各种自然神灵以及太阳神等。
此次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出土青铜器当中，属于上述这两大系统的器物一次又一次地“刷新”。例如，多件被称为“祭坛”“神坛”的器物出土，其中有的“坛”上出现了众多参与祭祀场景的人物形象。他们的身份、等级和功能都有明显的区别，很可能曲折地反映着三星堆神秘的祭祀场景。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有的祭坛或神坛上设有带有柱子的平台，平台的上方或者下方往往还会出现一尊高大的神兽。与这类器物较为相似的青铜器，过去曾在二号祭祀坑中出土过一尊“祭坛”的残件，其基本特征也是最下层为一神兽，上面顶着一个多层的祭坛，每层祭坛上都有成组并列的祭祀人像，头戴高冠，身穿长袍，手中有的执有棒状的弯形器物，有的则双手做出一个姿势，不执任何器物。这类青铜器过去在中原青铜文化系统中不曾出现，应是三星堆青铜文明中的独特创造。
那么，为何这些本来在中国古史传承体系中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和表现张力的考古学遗存却并不为大众理解，甚至在相当一部分学者中也颇存歧义呢？究其根本，仍然在于人们囿于中国青铜时代旧有的知识图谱，对于原本就存在于中国古史传统之中的丰富文化内涵缺乏充分理解，对于接应这些反映人类精神信仰、神灵崇拜及其艺术表达的考古材料也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
三星堆反映中国青铜时代的特质和形态
什么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特质？张光直曾经精辟地总结说：“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大的特征，在于青铜的使用是与祭祀与战争分离不开的。换言之，青铜便是政治的权力。”（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2页）青铜器及其铜矿资源对于上古中国而言，与西方的青铜时代有着很大的不同。按照张光直的观点，对于中国的夏商周三代文明而言，青铜器绝不是宫廷中的奢侈品或者点缀品，而是政治权力斗争的必要手段，谁掌握了青铜器，谁就掌控了天下。
在青铜器具体使用的指向和功能上，祭祀和战争互为“国之大事”，决定着统治者的根本命运。就祭祀而言，张光直认为，将世界分成天地人神等层次，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重要的成分，中国古代许多仪式、宗教思想和行为就是在这种世界的不同层次之间进行沟通——他称其为“萨满式（shamanistic）世界观的特征”。主导这些祭祀活动的人员被称为“巫觋”，他们的主要职务是沟通天地人神。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巫觋用于通神的工具和手段从古文献记载来看，有神山，即通过高山而进入神界，如《山海经》所载，“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还有神树，即以高大的树木作为登天的工具，如《山海经》《淮南子》等文献中所记载的“建木”“扶木”“扶桑”“若木”之类。在神树和神山上栖息、飞翔的鸟，也可视为巫觋们登天阶梯的延伸。其他神灵动物也可以起到在人神之间沟通与搭建桥梁的作用，尤其是龙、虎、兽面纹（饕餮纹）等，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都常常出现。
如果说在旧的中国青铜时代知识图谱当中，殷商青铜器主要以用以祭祀的容器类青铜礼器反映着中国青铜时代的这一特质的话，那么，三星堆则以另一种更为古朴、更为原始也更为直观的形态反映着这一特质。上述古史传承体系中记载的神山、神树、神鸟和其他神灵动物不仅都可以在三星堆出土器物中得以展现，最为难得的是，作为上古时期祭祀过程中的许多流程和细节，文献早已缺载，但却从三星堆先后发现的八个祭祀坑当中，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从遗迹现象到出土器物，都系统性地提供了大量可贵的历史线索。
（作者系四川大学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