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林昌：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专家、山东省社会科学名家（历史学）、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楚辞（屈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等。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明史、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任工程学术秘书。当选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烟台大学副校长、烟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等。出版学术专著《中国上古文明考论》《书写中国文明史》《考古发现与文史新证》等10余部。近年来，着力于考古发现与中华文明“三大体系”研究，考古发现与儒家思想的远古基因研究，出土文献与先秦秦汉典籍新证。

　　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上，有两次深刻的大变革。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代，第二次是新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变革，造就了中国文化第一次大高峰，并有了中国古典学的大繁荣。新时代的大变革，则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中国古典学重建的黄金时代。

　　中华文明的第一次转化创新与中国古典学的形成

　　中国古典学借鉴了西方古典学的概念。由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特点，中国古典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还有许多自身的民族内涵特点。有关这方面的情况需要作具体论证。

　　中国古代自五帝时代开始了“文明起源”，夏商西周进入了“早期文明”发展阶段。至春秋战国时代，由于铁器出现、牛耕使用，生产力大大提高。因此，引起了经济形态、城乡关系、社会结构等全方位、多层面的大变革，整体上表现为以血缘管理为主转化为以地缘管理为主的“文明大转型”。秦汉以后，进入了“成熟文明”的发展阶段。

　　春秋战国时代的文明大转型，成就了中国古典学的大繁荣。之前的文明起源与早期文明虽然也有过多次变革，但始终没有突破血缘管理范围，所以只能是中国古典学的酝酿期；之后的成熟文明虽然也有过多次变革，但始终没有突破地缘管理的框架，所以只能是中国古典学的影响期。根据这一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对中国古典学做出如下大致分期：五帝时代的文明起源阶段为“古典学源头期”；春秋战国以前的夏商西周早期文明发展阶段为“古典学前期”；春秋战国为“古典学鼎盛期”；春秋战国之后的秦、西汉、东汉为“古典学后期”；魏晋以后为“古典学影响期”。

　　在中国古典学的影响期内，随着社会的发展曾出现了多次古典学的重建工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如下几次。

　　第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汲冢竹书整理。有先秦经典的集注，如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郭象的《庄子注》，郭璞的《山海经注》等。有关于整个古典时期文献经典的选编、汇编，如萧统的《文选》，徐陵的《玉台新咏》。有关于整个古典学的理论总结，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

　　第二，隋唐时期。随着古典学内容的丰富与重点的调整，而有了魏徵等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隋书·经籍志》。有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重返古典学的“古文运动”。有先秦古典经典整理的权威审定工作，如《经典释文》《五经正义》《开成石经》等。有古典史学理论的全面建构，如刘知幾的《史通》，杜佑的《通典》等。

　　第三，宋元明清时期。不但出现了在佛教背景下重新会通先秦儒学道学的禅宗与理学，更有以重建先秦古典学为目标的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做全面研究整理的乾嘉考据学等。

　　总之，中国古典学的重建工作，往往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的变化、方法的更新，更重要的是随着新资料的出现，而不断创新发展。每次重建工作都使古典学在原有的基础上更丰富、更深刻、更全面。

　　中华文明的第二次转化创新与中国古典学重建的黄金时代

　　历史学上，将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划归为近代史。1860年以后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因此，中国传统的古典学重建也随之转入了现代的古典学重建阶段。王国维以二重证据法为特征的“古史新证”、李济以现代考古资料为手段的“古史重建”、李学勤和裘锡圭的出土文献与学术史研究、饶宗颐的“新经学”构想，都属于中国现代的古典学重建工作。所有传统的古典学重建与现代的古典学重建，都在不同历史阶段推动了中国古典学的发展。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些重建工作都属于学术史上的积累阶段。

　　中国古典学的长期积累，最终遇见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文明史上的第二次大变革。这必将推动第二次中国文化的大繁荣、中国哲学的大突破、中国思想的新高峰，从而昂首步入中国古典学重建的黄金时代。中国古典学重建的黄金时代的到来，已经具备了如下三个条件：第一，中国古典学重建黄金时代到来的社会条件：社会形态的大变革与社会经济的大繁荣；第二，中国古典学重建黄金时代到来的学科依据：各学科的发展成熟与各学科之间的融合创新；第三，中国古典学重建黄金时代到来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两个相结合”“三大体系建设”。

　　中华文明大变革的内在规律与中国古典学的民族特征

　　有关中国古典学繁荣与中国古典学重建的讨论，必须在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独特的起源路径、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深入展开。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绵延发展，使得春秋战国时期与新时代这两次重大的变革，始终表现为继承传统基础上的时代变革。这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因此中国古典学也始终保持着在继承民族核心传统文化的同时，随时代的发展而创新丰富。

　　春秋战国时期第一次古典学产生的时候，中华文明的五帝时代起源与夏商西周早期文明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两千五百多年的以农耕文明与血缘管理为内涵特征的深厚积累。这就深刻影响了中国古典学的民族内涵，具体表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家国一体”的政治观、“集体主义”的社会观、“勤俭奋发”的人生观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与古希腊古罗马古典学建立在商贸文明与地缘管理基础上的“天人分离”宇宙观、“家国有别”政治观、“个人主义”社会观等相当不同。

　　也正是因为有了以上两方面的中西异同，因此需要我们对中西古典学作出具体分析。对中国古典学民族内涵特色的把握，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深刻认识中国道路。全面总结中国古典学的形成与中国古典学的重建，不仅有利于新时代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有利于推动世界文化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