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先秦以来，中国历代统治者在治国中都面临着文治与武功的两大重任，故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思想家皆高度重视两者的关系。如孔子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卷47《孔子世家》）唐太宗则这样概括了文武关系及文臣与武将的各自作用：“斯二者递为国用，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乎锋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阵，当此之际，则贵干戈，而贱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尘已清，偃七德之余威，敷九功之大化，当此之际则轻甲胄，而重诗书。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帝范》卷4）可见，力图发挥文与武的不同作用并保持双方必要的平衡，已成为基本的政治常识。不过，这一认识到宋代却发生了显著变化。

　　宋以前文武关系基本态势

　　中国古代早期，统治集团中并无严格的文武区分。如商周时期，大臣除了在内执政外，也出外统军作战，周公东征便为典型例证。至春秋战国之际，才出现文臣、武将队伍，“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尉缭子·原官第十》）其目的在于提高政权效率并强化君权，以顺应激烈的列国相争形势，文武关系就此产生。

　　秦朝以降，中央王朝都抱有大一统的观念，故在施政上具有内外并重、文武兼治的特点。由此，文武关系也呈现出与之大致吻合的样态。宋代以前，文臣与武将虽有角色分工，但彼此之间没有绝对的鸿沟，身份的相互转换并不少见。最典型者为“出将入相”的传统，诸如西汉的周勃、樊哙、尹恢及陈涓，隋朝的杨素，唐朝的李靖、徐世勣及娄师德等人，都先后出将入相。唐人还记载：“高宗朝，姜恪以边将立功为左相，阎立本为右相。”（《旧唐书》卷77《阎立本传》）唐玄宗时，郭元振、薛讷、李适之等“咸以立功边陲，入参钧轴”。（《大唐新语》卷11）

　　其实，文臣与武将集团不仅围绕军功与文治路线的议题常常产生分歧，同时也存在权力博弈，“将相和”与“将相失和”的故事时有发生。双方在不同阶段的影响力也高下不等，故文武失衡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李开元通过对汉初历史的考察，揭示了军功受益阶层在政治上盛衰的过程。（《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版）揆诸宋代之前的历朝，当开国初期以及开疆拓土之际，军功集团往往获得重用，王朝衰败之时更成为强权势力。进入建设、守成时期，文臣集团则常得到倚重，占据朝堂主导位置。不过，文臣与武将的影响力固然此消彼长，但文武关系总体上保持动态平衡，并无绝对的厚此薄彼。

　　唐代末期，武将集团再度强大，至五代更盛极一时，“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与俱勇夫悍卒”。（《新五代史》卷49《王进传》）在近百年间，文臣沦为附庸，甚至饱受武夫悍将的欺凌。日益突出的文武失衡，既影响了政务运行，还直接危及皇权和国家秩序，“五闰之乱，大帅、宿将拥兵跋扈，而天子之废置如奕棋，此国擅于将也”。（《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3《太祖皇帝》）在此历史背景下建立的宋朝，势必会对文武关系失衡痼疾予以反思。

　　宋代初年拨乱反正

　　宋朝建国后，赵匡胤集团在重建中央集权统治的过程中，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充分反思和汲取了五代的教训。因此，其开展的拨乱反正进程多以“防弊”为出发点。其中，围绕以往文武失衡的积弊采取了诸多措施。一方面严禁将帅干政、收缴禁军将帅兵权、削夺藩镇武装、打压武夫跋扈积习以及引导武臣遵纪守法等；另一方面，恢复文官在各级行政机构中的权责、确立科举殿试制度、倡导文教以及确立不杀文臣的规矩（“誓碑”）等。通过这些双管齐下的举措，赵匡胤集团抑制了过强的武将势力，扶持了弱势的文官队伍，基本恢复了文武关系的平衡。

　　后世宋人对国初“崇文”的描述，如陈亮所言“本朝以儒立国”等，（《宋史》卷436《陈亮传》）不过是士人有意识地过分渲染，并不符合史实。即如现存《宋会要》中“崇儒”的篇章，记述了宋朝崇文的无数事例，但涉及太祖朝的内容非常有限。宋太祖毕竟脱胎于五代行伍之身，又面临统一四方的重任，故既不可能不重视武功，也不会一味推行文治。事实上，他虽严控禁军统军机构，但无论情感上还是现实中皆不可能歧视武将群体。

　　宋太宗即位后，统治路线逐渐发生转变，特别是第二次伐辽失败后放弃了大一统的追求，朝政重心转向维持域内的稳定，并以文治成就为主要追求目标。由此，宋太宗萌生了“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如他强调：“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宋朝事实》卷3《圣学》）宋真宗也对宰臣承认：“太宗崇尚文史。”（《宋会要辑稿》崇儒4之1）正因为如此，科举制度深受推崇。例如，宋太宗即位不久，就科考录取五百多人，不仅规模远超以往，而且打破常规，超等任官，就连宰执都觉得过分，但“上意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以下简称《长编》）当朝人还记载：进士“大则数年便居富贵，小则数月亟预常官”。（《长编》卷30）

　　与此同时，文官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成为皇权依靠的主要力量。宋太宗曾公开表示：“朕于士大夫，无所负矣。”（《宋太宗实录》卷26）而对于武将，他则加大了钳制力度，如滥用“将从中御”手段，甚至以“阵图”束缚，选拔则惟以“循谨”为标准。这种态度明显有着压制与歧视的倾向。淳化三年（992），宫廷藏书的秘阁落成后，宋太宗不仅率近臣登楼观书，又要求三衙将帅也来参观，史称：“上意欲武将知文儒之盛也。”（《长编》卷33）此举颇能说明朝廷的导向。至于宋太宗本人的深刻用心，清人王夫之揭示道：“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宋论》卷2《太宗》）因此，文武关系不可避免地发生逆转，王禹偁在端拱时提出的“抑儒臣而激武臣”的激进主张，（《长编》卷30）即说明文盛武衰的迹象已相当明显。

　　以文驭武规则前所未有

　　到宋真宗朝，文官士大夫已然崛起，“崇文抑武”也落实为朝政路线。如王安石指出：“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以文持之。”（《王文公文集》卷2《上田正言书二》）自此以后，文臣治国的局面完全形成，北宋中叶人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端明集》卷22《国论要目》）宋神宗朝，文彦博敢于当面对皇帝说出“为与士大夫治天下”。显然，士大夫成为宋代政治主体力量，武臣则降为附庸，以往历代文武博弈的景象已不再显现。军事领域的变化更值得关注：从宋真宗朝开始，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枢密院已逐渐被文臣控制。到宋仁宗时期，前线战区的指挥权亦由文官掌握，武将沦为副职、部将。这种制度化的以文驭武规则前所未有，直至南宋依旧延续，标志着武将本职角色和地位的显著降低。

　　南宋张演说：“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群书考索》后集卷21《张演论》）这一概括大致反映了宋朝长期对待武将的基本态度：物质待遇收买与政治压制相结合。在文武关系长期失衡的情况下，武将的素质难以得到提高，庸将屡见不鲜，因此更受到歧视。文官贬称武官的记载多见诸史籍，名将狄青也曾被称为“赤老”，升任枢密使后，还被士人蔑称为“赤枢”。（《江邻几杂志》）虽然一些明智的将官接受现实，如殿前都指挥使高琼请求赏赐经史，宋代史家对此评说：“上崇尚文儒，留心学术，故武毅之臣无不自化。”（《长编》卷60）但对文官抱有怨气的武将也不在少数，以至于产生了文武不和的现象，如欧阳修坦承：大凡武臣与文臣争端，即使理曲，终究不服，因为“尝疑朝廷偏厚文臣”。（《长编》卷148）在宋高宗初期激烈抗金之际，文官提出“驭将三说”，要求恢复严控将帅的传统，便遭到将帅的反驳，“自此文武二途，若冰炭不合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2）南宋后期，文官出身的统帅余玠曾上书皇帝：“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有所偏重。”（《宋史》卷416《余玠传》）无非是希望解决武将受到轻视的难题。

　　终结出将入相传统

　　自古以来，朝野的价值取向深受政治的影响。以汉唐为代表的时代，王朝有大一统的追求，军功意识广泛存在，故战场为发迹的重要途径，投笔从戎的现象相当常见。因此，文武官员相互转换并无障碍，出将入相亦属常态。随着宋太宗朝以来“崇文抑武”治国理念的发展，科举入仕与晋升大行其道，从文遂成为社会风尚的主流。于是，政策和制度上虽未有限制，宋廷甚至在边防紧迫之际还鼓励文臣出任武职，但实际上已出现了文武之间的隔阂，文官、士人普遍以从军为耻，少有愿意改换武职者。王安石便说：“顾以为天下学士以执兵为耻。”（《王文公文集》卷1《上皇帝万言书》）有关这方面的事例，可谓不胜枚举。典型者如：状元出身的文臣陈尧咨能文善武，宋真宗曾打算让其转为武职，但陈母闻知大怒，予以阻拦，此事遂寝；范仲淹、韩琦、庞籍及王沿在主持西北四路对夏战事期间，宋廷曾下诏将这四位文官统帅一并改为武职性的观察使。因范仲淹、庞籍、王沿三人先后上表坚辞，最终只得作罢。而武官要转为文职，难度则相当大，如宋神宗朝的何去非虽最终如愿，却被降级使用。

　　宋朝宰执大臣绝大多数来自文臣，又以进士科出身者为主。从《宋史·宰辅年表》可知，北宋宰相共有71人，其中64人为进士出身。其余非科举出身的7人中，又有3人为开国功臣，而在所有宰相中，竟无一人出身武臣。南宋共有宰相62人，其中51人出身科举，6人出身太学生，其他4人出身恩荫，1人出身武臣。由此可见，以往出将入相的传统在宋代遭到终结。考察宋代文武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可以从中窥见唐宋政治与社会的变迁。

　　（作者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西北大学宋辽金史研究院暨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