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篇不久就自信地宣称，他的这部著作将是“垂诸永久的财富”。但他也承认，由于“没有传奇故事”，这部书会“显得较少趣味”，恐怕很难引起普通人的关注。那么，这一严肃而艰深的古希腊史学著作，是如何历经2400余年而传承至今的呢？

　　莎草纸时期（前4世纪—6世纪）

　　修昔底德很可能逝世于公元前4世纪90年代初期。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在色诺芬将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发表之前，它尚未引起世人关注。色诺芬不仅使修昔底德及其著作变得知名，而且色诺芬的《希腊史》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直接续写。《希腊史》开篇第一句“在这之后，没过多少天，修摩哈里斯从雅典带来少数舰船”，接续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末尾的历史场景，即公元前411年在赫拉斯滂的居诺塞马战役之后的局势。色诺芬很可能对修昔底德著作的传世起到了关键作用。公元前4世纪，除了色诺芬以外，克拉提普斯和提奥庞普斯都续写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0世纪埃及出土的《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创作于公元前4世纪）残篇，也延续了修昔底德的政治军事史写作。

　　在古代地中海世界，莎草纸是主要的书写材料。迄今发现最早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抄本残篇抄写于希腊化时期，共有两件。一件是修昔底德第32号莎草纸抄本（Π32），现藏于汉堡大学图书馆，抄写于公元前3世纪。另一件现藏于耶鲁大学拜内克珍本及手稿图书馆（检索号：P. CtYBR 4601），抄写于公元前3世纪或前2世纪前期。它们距修昔底德著述的时间只有一个世纪左右，因此异常珍贵。约在同一时期，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学者将修昔底德的文本划分成八卷的标准形态，而馆长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很可能进一步编辑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到了罗马共和国末期，修昔底德的著作在罗马人中已很有名。卢克莱修在《物性论》第六卷中对雅典瘟疫的描述，几乎都是引用修昔底德的记载。撒路斯特在《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中，明显有模仿修昔底德的痕迹。不过，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公元前1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莎草纸抄本。

　　进入罗马帝国时代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一些演说词与纪事被视作历史书写的典范而入选修辞学校的教材。昆体良、普鲁塔克和卢奇安都评论过修昔底德，而约瑟夫斯和塔西佗都借鉴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拜占庭帝国前期，普里斯库斯、普罗柯比和阿伽希亚斯等史学家都直接模仿过修昔底德的写作，尤其是“普拉提亚之围”“雅典瘟疫”等片段。据莎草纸研究专业网站“特里思美吉斯托斯”（Trismegistos）统计，截至2022年5月，经整理与发表的1—6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莎草纸残篇多达92件。这些都反映出修昔底德在当时的影响力。

　　兽皮纸时期（4—16世纪）

　　在欧洲古代向中世纪过渡的时期，兽皮纸和莎草纸往往并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传抄亦不例外。现有7件公元4—6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兽皮纸抄本残篇公布于世。

　　6世纪之后，西欧的拉丁学者与希腊文学日益疏离，不太可能再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一艰深的古希腊文本。中世纪，修昔底德史学著作的传抄和继承者主要是以希腊语为母语的拜占庭学者。7世纪至9世纪前期，由于阿拉伯人等外族入侵和“毁坏圣像运动”造成的内乱，拜占庭帝国的学术与文化受到剧烈冲击。在此期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流传也受到了影响，目前尚未发现7世纪初期至9世纪中期的抄本。

　　642年，拜占庭帝国彻底失去了埃及。此后，欧洲对莎草纸的进口受到严重影响，兽皮纸逐渐取代莎草纸成为欧洲抄写典籍的主要材料。在拜占庭帝国中后期（7—13世纪），虽然拜占庭史学家不再模仿修昔底德的写作，但抄写家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传抄在9世纪后期得到了恢复。传世的中世纪与近代早期（约9世纪后期至16世纪）《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抄本（整本、残篇或片段），共有100余件。其中，最重要的有7件，分别被近现代古典校勘学者称为巴黎本（A本，约11—12世纪）、梵蒂冈本（B本，约11世纪）、老楞佐本（C本，约10世纪）、帕拉丁本（E本，约9世纪末至11世纪）、慕尼黑本（F本，约11世纪）、另一慕尼黑本（G本，13世纪）和伦敦本（M本，约10—11世纪）。这7件最重要的抄本分为两大抄写系统：C本和G本为老楞佐系统，A本、B本、E本、F本和M本为梵蒂冈系统。

　　到拜占庭帝国末期，皇帝约翰·坎塔库泽努斯、历史学家劳尼库斯·查尔克康迪利斯和克利托布罗斯等人恢复了对修昔底德的模仿。此外，末代拜占庭知识分子还直接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西欧学者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传抄与研究的恢复。希腊语教师、作家和抄写家米哈伊尔·阿波斯托利奥斯（约1420—约1480）是其中典型的例子。他在君士坦丁堡陷落时逃出，流亡到意大利，辗转到了克里特岛。1461年，他返回君士坦丁堡，在那里抄写了一份《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手抄本，并带到了克里特岛，从而影响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克里特岛的传抄。当时，威尼斯人占领着克里特岛，因此有些抄本又被卖到了威尼斯，从而使这一古代史籍流传到了意大利。

　　印刷本时期（15—20世纪）

　　1452年，在教宗尼古拉五世的资助下，著名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洛伦佐·瓦拉完成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首个拉丁文全译本。约在1483年，这一拉丁文译本印刷出版，直到19世纪中期保持了标准的拉丁文译本地位。1502年，威尼斯的阿尔丁出版社出版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一个希腊文印刷本。1564年，法国古典学者和出版商亨利·艾斯蒂涅在日内瓦出版了更具学术意义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希腊文印刷本，配有评注。1588年，他又出版了修订后的第二版。

　　进入16世纪后，欧洲各国学者陆续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译成民族语言。1527年，法国政治思想家克劳德·德·塞瑟尔将瓦拉的拉丁文译本转译为法文。这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一个现代语言译本。1628年，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出版了首部从希腊原文译出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英译本。

　　19世纪前期，随着古典语文学的发展，欧洲学者对修昔底德的文本进行了更为系统的编辑和校勘。1821年，德国古典语文学家奥古斯特·伊曼努尔·贝克编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在牛津出版。在“编者序言”中，他将自己所知的当时各国所藏的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手抄本，按照西文大写字母顺序进行编号。同年，恩斯特·弗里德里希·波博在莱比锡出版了他编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他根据《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手抄本当时的馆藏地点给出了缩写词，如“Ar.”（大英博物馆阿伦德尔本）、“Chr.”（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本）、“Pal.”（帕拉丁本）等，并进行了认真鉴别。贝克和波博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手抄本使用的字母编号和缩写词，后来虽经过一定修改，但大多数沿用至今，成为研究修昔底德文本流传和校勘的通行符号。此后，欧洲学者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世纪手抄本上的评注亦开展了编辑工作。1927年，丹麦古典学者卡尔·胡德吸收了前人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手抄本评注的研究，将最重要的中世纪抄本评注进行了整理和汇编，至今是这一领域的权威著作。

　　20世纪以来，得益于莎草纸和更多兽皮纸残篇的发现与公布，欧美古典学者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进行了进一步校勘。英国“牛津古典文丛”、法国“布袋丛书”和德国“托伊布纳希腊与罗马文库”，都推出了考订精良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文本。1972—2000年，意大利古典学者阿尔伯蒂陆续出版了由他编辑的三卷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以拉丁文撰写的每一卷导言里，他细致地列举了到那时为止所有现存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莎草纸和兽皮纸抄本，并全面梳理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手抄本的流传过程。这应是迄今为止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流传谱系最为详尽的研究。

　　互联网时期（21世纪）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古典文献数字化和网络化技术的发展，《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流传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

　　首先，很多《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莎草纸残篇、兽皮纸抄本、早期印刷本和近代研究文献完成了电子化。这既有利于保存这些珍贵文献，也便于现代学者通过互联网随时查阅和研究。

　　其次，出现了一些有关修昔底德研究的专门网站，供学者们使用。通过这类网站，修昔底德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可以便捷地获取前人总结和整理的学术信息。

　　最后，网上有不少关于修昔底德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研究的线上课程与讲座视频，供青年学生、学者们学习和了解。

　　总之，互联网提供了大量有关《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资料，学者们可以进一步细心分类和梳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修昔底德文本的传抄、评论与模仿的研究”（18BSS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