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从理论上加快建构和完善徽学学科体系是当前徽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进一步建设徽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推动徽学研究走向深入的基础性工作。由王世华教授主编、数位学者共同撰写的《徽学概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正式面世，从理论上系统阐释了徽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问题，堪称徽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学术工程。
首先，对徽学学科体系进行了理论阐释。作为一门国际性显学，徽学具有鲜明的研究特色，研究成果精彩纷呈。然则徽学的理论研究非常薄弱，亟待融合已有研究成果，从宏观理论上对其学科体系加以建构和完善，引导人们对徽州文化展开新的探索，将徽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徽学概论》试图从理论上对徽学的定义、研究对象、范围与学科性质、研究理论和方法、研究资料、主要研究领域、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等进行系统性的理论阐释。
《徽学概论》凡28万字，计8章25节，可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部分包括第一、二、三、四、八共5章内容，涉及徽州历史、徽州文化、徽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徽学的学科性质、徽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徽学的研究资料以及徽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等，从宏观上系统阐释和归纳了一系列徽学学科建设的理论问题，明确了徽学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其相互关联性，回答了徽学的学术背景是什么、什么是徽学、徽学研究什么、徽学如何研究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这些理论阐释颇具包容性，在重点关注徽学研究的独特性的基础上，融合了国内外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为徽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支撑。这些系统阐释，为徽学学科体系建构了理论框架，推动徽学学科体系建设进一步趋于完善，有助于人们以更理性的思维、更开阔的视野去认知和探索徽州文化。
其次，对徽学研究领域进行了系统梳理。各个学科都是以其研究对象和知识体系所具有的特殊性而同其他学科区分开来，成为具有独立性的学科。徽学亦如此。《徽学概论》“分论”部分，包括第五、六、七章，系统梳理了三大研究领域共15个方面：宗族、商帮、教育、学术、民俗等有关徽州人文社会研究，家谱、文书、方志等有关徽州文献研究，以及科技、文学、艺术、刻书、方言、收藏、徽菜等有关徽州技艺研究。
《徽学概论》系统介绍了各个研究领域的知识体系及其研究现状，有助于总体把握徽学研究实况。一是注重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史梳理，综合各种因素得出可信的观点和结论。例如徽商，即系统梳理了明清以来古今人士对徽商形成与发展原因的认识过程，进而指出：“徽商的兴起与发展是自然地理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文化心理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二是突出了徽州文献研究。文献资料是学科研究和学科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而徽州素称文献之邦，遗有数以百计的方志，数以千计的家谱，数以百万计的文书，独具特色和优势，具有多学科研究价值，尤须借鉴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乃至西方史学理论对其进行整体的深入研究。基于此，第四章对徽州文献作了全面梳理，显示徽州文献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文化意义。第六章对徽州家谱、文书和方志进行专门介绍，展示了徽州文献研究的独特优势和未来前景。
再次，对徽学基本问题进行了学理界定。在徽学学科体系建构过程中，探究和澄清徽学的概念、定义、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领域、时空定位、价值判断等基本问题尤为重要，《徽学概论》对此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学理界定。一是对众说纷纭、多义多解的议题进行析疑求是。例如关于徽学的学科性质，即在充分辨析的基础上指出：“徽学应当归属于历史学，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具体来说，它应该属于历史学门类中的一级学科‘中国历史’之下的二级学科‘专门史’的范围。”并给出四点依据，对一直以来见仁见智的徽学定义做出明确界定。二是对关乎学术脉络、理论体系等问题加以梳理阐释。例如关于徽学研究的阶段，将之划分为“奠基期（清末民初至1949年）”“低潮期（1949—1966年）”“沉寂期（1966—1978年）”“形成期（1979—1999年）”“勃兴期（2000年至今）”五个时期。关于徽学研究的时段，指出应包括北宋末年至清末的主体时间段，以及先秦至唐末的土著文化主导期和清末以来徽州文化转型期的延伸时间段。关于徽学研究的学术价值，认为具有区域史研究标本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徽学研究内容和徽学研究范式两个方面。类似界定颇多，显示出徽学学科体系在理论探索上不断趋于完善。这些界定明确了徽学的基本问题及其内涵，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留给了人们深入思考与拓展的空间和余地。
最后，对徽学研究进行了理论前瞻和现实关怀。一是紧追前沿，突出理论前瞻。例如关于徽学学科体系的研究，认为需要放到“大历史”中进行审视，且应具备“过程观”和“整体观”意识；徽学学科的理论阐释必须回答四个重要问题：徽学的学统问题，徽学的学术旨趣问题，徽学的学统和学术旨趣与中华传统的学统和学术旨趣的关系问题，以及徽学和已有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关于徽学研究的选题、旨趣和价值取向，认为更加关注普罗大众和社会各阶层日常生活和生计，体现传统史学由注重帝王将相、王朝更迭等研究，“转向民众日常生产与生活史研究这一基本动向和趋势”。二是贯通古今，彰显现实关怀。例如关于徽州教育，认为要汲取徽州传统教育近代化转型的教训，“如何引导民众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如何调动社会各界投身教育的积极性，以及如何将传统的精神与现代的制度完美结合，亦是当今教育现代化仍需深入思考的课题”。关于徽商研究，认为“徽骆驼”精神等是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具有借鉴意义。
综上，《徽学概论》解决了徽学学科体系建构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徽学学科建设和徽州文化普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此外，如同徽学研究本身所具有的标本价值一样，《徽学概论》在学科体系理论建构上对其他区域史研究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有助于推动徽学研究乃至中国区域史研究。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