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证史”是源起于西方艺术史领域以图像作为历史证据理解和重构过去的研究方法。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史学领域的“文化转向”，图像史料范围的扩大及广泛运用极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图像证史研究逐渐跨越艺术视野和图像学范畴成为新文化史学实践的新领域。图像证史既是图像与历史领域的重要命题，也是艺术再现和书写历史的题中之义。

　　英国艺术史家弗朗西斯·哈斯克尔是“图像证史”观念的最早倡导者，他将图像证史研究概括为通过视觉图像再现和理解往昔的历史观念和方法。哈斯克尔的代表作《历史及其图像：艺术及对往昔的阐释》阐述了15—20世纪古物学家、历史学家借助钱币、绘画、雕塑等视觉图像展开的历史研究，以及图像在历史研究中获得合法地位的发展进程。

　　15—16世纪，古物学家对钱币、纪念章的收藏活动使得大批图像文献备受重视，新研究方法也由此出现，为之后历史学家探索雕像、绘画等视觉资料打开了新视野。17世纪以后，图像开始被历史学家作为提出问题的依据和第一手材料，逐渐显现出史料价值，刺绣长卷“贝叶挂毯”就是这一时期著名的图像史料。

　　随着历史学家对视觉证据的日益关注以及图像研究方法的不断积累，18世纪上半叶历史学家充分肯定了图像的历史证据地位，图像证史的研究从图像的历史逐渐转向了历史的图像，图像成为重现和理解往昔的重要依据。历史学家开始主动地、有选择地将图像材料引入到历史研究中。他们借助图像思考艺术与王朝盛衰的关系，分析往昔社会的礼仪和风俗，解读人物性格与时代精神，论证社会信仰和社会心理状态。图像所要“证”的不仅是已知的历史知识，而且还要“证”出往昔的观念与社会图景。

　　哈斯克尔同时也指出了使用图像证据的潜在危险，例如艺术赞助人的趣味、绘画和摄影照片中的主观因素等对历史真实的影响。他认为，艺术作为直接历史证据的欺骗性构成了另一类历史学问题，它促使人们探寻图像与现实不符背后潜藏的历史答案。对图像的质疑与辨析也成为了图像证史研究的一部分。总之，哈斯克尔的图像证史研究建立了一个关于图像与历史的开放理论场域，通过提炼与总结前人关于图像证史的理论模式和实践经验，构建了系统的图像证史的观念史图景。

　　中国艺术史家曹意强在哈斯克尔图像证史观念基础上概括了图像证史的三层含义：一是借助图像遗物解释历史的史学实践；二是肯定图像的史料和史证价值，把图像当作第一手史料，阐明舍弃图像而不能证、不能发之史；三是强调以艺术史为基础，建立图像证史的批评理论与方法。以上基本涵盖了艺术史视野中图像证史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西方史学领域出现了以新文化史兴起为标志的文化转向。新文化史研究包含的物质文化史、身体史、表象史等核心课题促使图像在史学领域中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跨越艺术史视野，明确地将图像证史定义为把图像作为历史证据的历史研究，解读与建构是其图像证史方法论的两个基本维度。在其代表作《图像证史》中，彼得·伯克突破以往艺术史中图像学、图像志研究方法的局限，将图像阐释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观念之中，尝试引入心理分析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研究方法，用更多元的视角解读图像和认识历史。彼得·伯克把宗教圣像、统治者人物肖像、日常生活画、儿童图像、摄影照片等作为重要历史证词，为心态史、情感史、政治文化史、物质文化史、儿童史、艺术社会史建构了全新的历史解释图景。

　　与哈斯克尔一样，虽然彼得·伯克也提出了图像的潜在陷阱，但他在处理“不足信”的图像史料时表现出了十足的信心。他认为，只要学会如何解读图像，图像就能成为有价值的证据。总之，彼得·伯克对图像证据的使用是超越图像内部信息阐释的一种文化解读，既注重细节的观察，也强调对图像政治、文化、物质等特定背景因素的考察。他认为，图像证史不再仅仅是对历史的证实与证伪，也是参与书写和建构历史的言辞，它使历史再现的途径得以进一步拓宽，也为历史真实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

　　近年来，在西方图像证史的观念与研究范式的影响下，图像的历史研究逐渐成为中国史学界关注的热门领域之一。相关研究成果一方面表现为以上述图像证史观念和方法为依托展开的论述与图像个案分析，如曹意强《“图像证史”——两个文化史经典实例》、陈平原《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李军《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等。另一方面，在图像证史和历史学文化转向的影响下，引发了中国形象史学、图像史学等新概念的提出和理论建构的研究。

　　形象史学既是我国传统历史图像学、考古学的延伸，也是对图像证史新文化史学实践的一种回应。它是以传世历史图像为史料和历史证据，结合文献考察史实的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范式，为物质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历史学者蓝勇则把图像证史纳入图像史学的范畴，他认为图像史学是利用图像来研究和传播历史的科学，包括图像史料学和图像媒介学，体现了图像证史和图像传史的不同功能。他还强调要充分发挥图像媒介在传播历史文化与知识方面的作用，推进史学的大众化与社会化。

　　近年来，纪录片、电视栏目等影像媒介都把创作目光投向了中华文明的历史瑰宝。电视栏目《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把历史文物、典籍搬上荧屏，用电视语言和戏剧叙述的方式，“复活”了陈列于博物馆的历史文物和故纸尘堆中的历史文字。历史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我在故宫修文物》等实现了“影像”与“实物图像”对历史的双重建构，电影语言及独特的表现手段赋予了当代图像证史、形象史学、图像史学、影像史学更开阔的历史阐释空间。

　　让图像史料走出历史的象牙塔，让图像所阐释的往昔被大众理解与接受，促进历史知识的大众化传播，深化图像的历史教育功能是图像证史研究在新时代更新与发展的需要与必然趋势。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