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瓷之路”是自古以来连接东西方的海陆两路交通要道。其中的“丝”指丝绸，“瓷”指瓷器；丝路指代陆路，瓷路指代海路。“丝瓷之路”基本涵盖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古代“丝瓷之路”经历了萌芽、开辟、巩固、兴盛、衰落等时期，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

　　丝绸之路存在已久

　　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连接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就已经存在。公元前4世纪至前1世纪，中国的丝绸已输入南亚次大陆和欧洲的地中海世界。草原丝绸之路是由游牧部族的迁徙、征服和贸易活动产生的，从蒙古高原出发，沿阿尔泰山南北麓，穿越南西伯利亚，往西到达黑海北岸斯基泰人地区，应该是最早开辟的横贯欧亚大陆的东西交通路线。希罗多德《历史》一书将从极北地区的居民到黑海以北的斯基泰诸族所处位置串联起来，构成了“斯基泰贸易之路”。至迟公元前7世纪末，欧亚草原之路就已经存在。

　　中国古籍《穆天子传》前四卷叙述了穆天子沿阿尔泰山往返的行程，在俄罗斯阿尔泰共和国巴泽雷克地区（Pazyryk）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的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来自中国的丝织品、漆器和铜镜，为《穆天子传》所记交通路线提供了实证。公元前334年的亚历山大东征，扩展了东西交通路线，建立了地中海世界和中亚腹地的直接联系。托勒密（约90—168）《地理志》记载的自幼发拉底河流域至Serica（丝国）的路线，与亚历山大进军的路线基本相符。

　　全面开通丝绸之路

　　匈奴的兴盛和月氏的迁徙，促成了丝绸之路的最终形成。月氏人的迁徙连接了草原和绿洲丝绸之路。张骞肩负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的使命，于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西使。由于匈奴阻塞等因素的作用，张骞不能取道当时陆上东西交通常道。但张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包括乌孙（楚河、伊犁河流域）、奄蔡（里海北岸）、安息（帕提亚朝波斯）、条枝（塞琉古朝叙利亚）、黎轩（托勒密朝埃及）和身毒（印度河流域）。张骞第一次踏入西域腹地，开拓了长期被匈奴阻塞的东西交通，开启了汉与西域的交通联系，意义深远。元狩四年（前119），张骞第二次西使，“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罙及诸旁国……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张骞西使有“凿空”之功，为汉与西域诸国建立了互通使节的关系，开启了西北国与汉朝官方的、双向的交往，一般意义上的陆上丝绸之路正式全面开通。

　　可见，陆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各族人民为便于商贸交通而共同努力开拓的。以中亚、西域为枢纽，地中海世界自西向东逐步深入，游牧民族南北东西纵横驰骋，中原王朝自东向西探索前进，共同搭建了这条沟通东西的大动脉。

　　自魏及晋，西域朝贡渐稀，但丝路上商旅、僧人往来仍未断绝。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和南方的东晋、刘宋、南齐、南梁、南陈对峙。陇右以西地区相继出现了五凉（前凉、后凉、西凉、北凉、南凉）和前秦、后秦、西秦、高昌等地方政权。它们互相征战、彼此封锁，使得由河西走廊进入丝绸之路的主干道陷于瘫痪。这种割据动荡局面推动了成形于秦以前的丝绸之路——河南道（即吐谷浑道，又称青海道）的繁盛。隋代丝绸之路有自敦煌至西海的“三道”。至此，丝绸之路形成了涵盖草原、绿洲（南道和北道）的三条完整路线。

　　唐代丝路空前繁荣

　　唐代倾全力开拓陆上丝绸之路，是“丝瓷之路”发展史上的重要时代，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贞观四年，唐朝打败颉利可汗，灭东突厥，为经略西域提供了新的机遇。贞观十三年，唐平定高昌，在高昌和可汗浮图城正式设立了州县，并成立安西都护府，将中原地区的州县制度推进至西域。州县之下，还在伊、西、庭三州推行了与内地相同的乡里制度。贞观末年，唐太宗经略西域达到顶峰，成为四夷尊奉的“天可汗”。“参天可汗道”的贯通，使草原丝绸之路更加繁荣。其后即位的唐高宗利用平阿史那贺鲁叛乱之机，在西域各地设立羁縻府州，迎来了西域历史发展的新时代。随后，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和西亚的大食加入了争夺西域的角逐，大食向中亚的扩张和其与吐蕃的联兵，对唐代的西域形势产生重大影响。但唐朝以安西都护管辖天山以南，以北庭都护控制天山以北，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也使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达到鼎盛。

　　唐代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是汉代以来开拓发展丝绸之路的结果。自汉通西域以来，西域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日渐紧密，汉文化及汉族移民逐渐进入西域，促进了西域对汉文化和中原王朝的文化认同。如高昌“（魏）孝明帝正光中，（麴）嘉遣使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接受儒家文化教育。其长期汉化的结果显著，“都城周回千八百四十步，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有《毛诗》《论语》《孝经》，历代子、史、集，学官弟子，以相教授”；“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大同”。同样，于阗也对中原王朝心向往之。《通典·边防八·西戎四》记载，于阗“自汉孝武帝至今，中国诏令、书册、符节，悉得传以相付，敬而存焉”。《新唐书·西域传》也记载：“（于阗）自汉武帝以来，中国诏书、符节，其王传以相授。”这是汉武帝以来经略西域作用显著的例证。这些“诏书、符节”，不但是中原王朝与于阗联系的真实记录，而且体现了于阗对中原王朝的文化认同。这表明，汉以来中原王朝长期的西域经营，奠定西域的中原认同。这是唐顺利在西域建立州县、贯彻中央决策、实施各种制度的基础。

　　唐太宗自述其治国理念，其中之一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华夷一家的思想成为唐在西域开拓进取的理论基础。正因为唐太宗视华夷如一，才能在距长安万里之遥、蕃族人口众多的沙碛之地，建立唐朝州县、实行唐朝制度。以德抚之，可以变夷为夏，这是唐代经略西域的理论基础。也正因为唐代具有这种不限华夷的开放思想，唐治理下的西域才空前繁荣，真正成为唐之土宇、国之藩屏，达到了唐代倾全国之力艰苦卓绝经略西域的目的，唐代的丝绸之路也因之达到鼎盛。唐太宗华夷一家的思想，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魏晋南北朝以来民族交融、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发展更为密切的结果。汉以来丝绸之路的开辟发展，奠定了唐代丝绸之路兴盛的基础。唐代发扬光大汉以来西域经略成果，并以开放的胸襟、更加积极进取的力度和气魄，使之达到顶峰，开拓了丝绸之路的新局面。这是唐代在“丝瓷之路”承上启下地位中“承上”的一面。

　　海上丝绸之路兴起

　　唐代在“丝瓷之路”中“启下”的地位，体现在促进海上丝绸之路兴盛的作用上。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共同构成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交流的贸易通道。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经三国至唐朝时期的发展，在宋元时代进入空前繁荣时期。安史之乱后，由于吐蕃占据河陇地区，唐与西域联系逐渐断绝，陆上丝绸之路衰落，至宋代依然萎靡不振。陆上丝绸之路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东移和经济中心南移。

　　“秦中自古帝王都。”汉唐定都长安，政治中心在关陇地区。正如陈寅恪指出的：“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强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关中本位政策”使唐重心在西北，保有西域，是唐之国策。对唐而言，西域是防护国家安全重中之重，为腹心、根本，因而唐势必将西域纳入版图，开拓进取，将疆域推向更西，以确保唐的长治久安。汉虽没有“关中本位政策”，但汉政治中心也在西北的关陇地区。为确保政治中心地区的安全，汉唐两朝在军事上、经济上都积极开拓丝绸之路，保证丝路贸易畅通。

　　五代、宋以后，国家政治中心东移至开封、杭州、南京、北京，西北地区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地位下降，从腹心之地变为周边地区。由于多民族政权的建立，北宋以来，西北地区的开发并未构成国家战略重点。因此，政治中心的改变，直接导致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

　　中国古代经济中心的南移，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唐中期以前，中国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南方，国家经济重心在北方。南朝以来，南方经济有了长足进步，经过隋代和唐代前期百余年的发展，江南经济繁荣，超过北方，导致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江南经济发展与海外贸易互为因果，唐以后海路交通的便捷、海外贸易的繁盛、新航道的开辟和航海技术的提高，都促使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而经济重心南移为海外贸易提供了大量商品和市场，发展海外贸易成为国家经济要务。因此，随着中国古代政治中心东移和经济重心南移，海路成为沟通中西的主要交流通道，中西交通进入了扬帆远航的新时代。

　　隋唐时期，中国古代的瓷器生产和贸易也进入繁荣发展期，已形成的海上丝绸之路更推进了陶瓷贸易的兴盛，海上丝绸之路真正成为一条瓷器之路。这条瓷器之路从隋唐以前陆上丝绸之路的补充形式，演变为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主要通道，其光芒盖过了陆上丝绸之路。至此，“丝瓷之路”才发展完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