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来华外国人成千上万，他们常常会给自己取一个或多个中国名字，通常我们称之为汉名（由于日本人的姓名基本上是汉字，因此，我们所说的外国人汉名不包括日本人的姓名）。外国人汉名的形成有多种渠道，第一，由中国人帮助他们取名；第二，由先前来华的外国人帮助新来的外国人取名；第三，有的来华外国人自己不曾取过中国姓名，其汉名来自中外交往过程中各种文书使用的译名。了解这些来华外国人的汉名、译名，并与西文原名对照，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尤其是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极其重要，可以避免人们在研究过程中将人物姓名混淆。

　　学界研究存在诸多困惑

　　近代来华外国人汉名内容庞杂，给学术界研究带来诸多困惑。譬如，来华外国人汉名有同名异译和异名同译的现象。这就使得学者在研究中容易将同名异译的同一个人看作好几个人。与之相反，学者也容易将异名同译的不同人当作同一个人。外国人汉名与原名的使用错误，使得相关研究常常出现较为严重的史实错误。

　　譬如，1866年任驻厦门领事的美国人李仙得（C. W. Le Gendre）还有另外五个不同的汉名：李让礼、李真得查厘、李善得、李圣得、李赞达。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A. de Semedo），原来汉名为谢务禄，1616年因沈教难入狱，后被押出澳门，1620年改名曾德昭，始得重入内地传教。这种现象也造成了来华外国人的同名异译。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在历史研究中注意汉名与原名的对照，避免将同一人当作不同人。

　　同样，外国人的汉名异名同译现象也需要我们在研究中加以注意。如近代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来华外国传教士的汉名为“南怀仁”。第一个南怀仁是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他原名Ferdinand Verbiest，字勋卿，1685年来华，曾任康熙皇帝的数学教师，并主持当时清廷钦天监工作，对中国天文学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第二位南怀仁是奥地利传教士。他原名Godefroid Xavier de Laimbeckhoven，字莪德，1738年来华传教，1775年任南京教区主教。第三位南怀仁是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创始人。他原名Theophile Verbist，1865年被罗马教皇委任为中国蒙古教区副主教，同年来华，在西湾子（今河北崇礼县）主持教务。以上三位传教士，汉名相同，均长期在华传教，都葬于中国。因此，我们稍有不慎，就可能将三人混淆。

　　现有研究尚不完善

　　将来华外国人汉名与原名的对照弄清楚，就能避免一些常识性的错误，避免张冠李戴地将中国人误作外国人或将外国人误作中国人。在实际研究中，出现这些错误在所难免，甚至1981年出版的《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也出现了张冠李戴的错误。例如，该辞典第241页“梅宝善（A.　D.　Johansson）”与第507页“乐传道（Otte F. Wikholm）”的译名就被混淆了。

　　梅宝善与乐传道都是来自瑞典的传教士，1893年7月，他们执意到湖北麻城传教，在麻城宋埠郝家铺被老百姓殴毙。由于中文文献与英文资料的记载将两人的顺序颠倒了，因此在《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梅宝善的原名就被标注为乐传道的名字，乐传道的原名事实上是梅宝善的，这只有从教会传教士的名录上才能得到证明。正确的汉名与原名对照，应该是梅宝善（Otte F. Wikholm）和乐传道（A. D.Johansson）。

　　再如，《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第314页的“黄明祭”，其实是一个中国教徒。虽然他取了个西文姓名“Francois Martinez”，并且在《耶稣会士花名册》和《入华耶稣会士列传》中都以“Francois Martinez”的姓名出现，但他是中国人。可能因为材料所限，《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误将“黄明祭”作为外国人收录。类似的错误，在一些学术著作和近代史辞典中也层出不穷。

　　近代来华外国人的汉名有诸多特点，除了上述同名异译和异名同译的现象外，有的汉名由原名音译而来，有的汉名由原名意译而来，也有放弃原名音译而另取汉名的。许多来华外国人不仅取有汉名，还取有字。其汉名和字，或出自经典，或名、字相对，纷繁复杂，学界需要一部完备的来华外国人名辞典。关于近代来华外国人名的工具书，目前比较权威的是《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只可惜这部辞典收录的人名仅2000多个，其中还包含了不少日本人。可见，近代来华外国人名的研究尚有诸多拓展空间。

　　赓续词典编纂工作

　　关于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的编纂工作，就读于燕京大学的陈增辉很早就萌发了这一想法，1938年便开始付诸行动。他是福建永泰嵩口人，早年毕业于教会的小学、中学。他1928年考入福建协和大学，1936年入燕京大学，师从洪业攻读宗教史，后获神学硕士学位。由于受到洪业“引得学”的影响，陈增辉矢志编纂近代来华外国人汉名录。目前收藏在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数以万计的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资料卡片中，就保存了他1938年做的第一张来华外国人汉名资料卡片。

　　陈增辉真正大规模开展这一工作，是1972年福建师范大学复办之后。在校领导支持下，他带领许多师生投入这项工作，辑录了不少资料。1975年，这项工作被列入商务印书馆的出版计划，由赵琪任责任编辑，负责协调编纂出版工作。为此，商务印书馆还就这部辞典的编纂征求了许多著名学者的意见。其中包括戴逸、孙毓棠、朱士嘉、翁独健、王钟瀚、丁名楠、龚书铎等人。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应该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戴逸致信陈增辉说，“这是一册很重要的工具书，作者搜罗甚为丰富，可想见其工作之辛勤，这本书对于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甚盼作者能继续努力，将全书编成，可说是工程很大的一项基本工作”。孙毓棠致信陈增辉亦说，“为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外关系史、翻译工作，编辑这部东西很有必要。多年以来，对译名是大家感到苦恼的事情，有了这部东西，便可很容易地解决”。丁名楠致信说道，“此书对研究近代史极有用”。朱士嘉致信陈增辉说，“尊著对于历史研究工作者，国际关系研究工作者以及其他研究工作者确是一部有用的参考书。我准备为《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资料选辑》和《美国迫害华工史料》增编人名地名索引；对我来说，尊著更有参考价值。仅就‘B字头样稿’来看已有146面，全书内容何等丰富，可想而知。恳切盼望贵系老师同学们在党支部领导下，在商务印书馆支持下继续努力完成这项光荣的编辑任务，为广大读者作出贡献”。翁独健、王钟瀚致信陈增辉说，“在当前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外关系史、翻译等工作上，正缺少这一类的工具书，能出版这本书是很必要的”。陈瀚伯在来信中也表示，“这个东西很有用。40年前我就听说有人要编，但始终未见编出来。但是部分编出来的，可能有。解放前，商务出版社有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的名录或载于某书，为附录。希望这一回编辑用集体力量，一定会成功”。

　　尽管有许多学者的支持，但是要编纂一部完备的《近代来华外国人名大辞典》，谈何容易。这部由陈增辉主编的辞典计划收入外国人名10000个左右，时间跨度从1524年至1949年，主要有外交官、海关职员，在银行、税务、邮政、洋行工作的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耶稣教传教士、医生、教师、汉学家、探险家、军人、政府顾问、新闻报刊出版者等。

　　近代来华外国人汉名研究内容丰富，有规律可循。弄清楚这一点，对编纂大辞典非常重要。福建师范大学已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展这项工作，这项工作在1991年已基本完成。但不幸的是，1991年辞典主编陈增辉罹患绝症，致使编纂审订工作一度搁置。1994年2月24日，陈增辉与世长辞。辞典编纂工作一直搁置至今，无人问津。迄今，距陈增辉离世已26年，距其萌生想法已过去80多年。近年，福建师范大学的学者们又重新启动这项工作，辞典编纂工作条件和各种社会资源也都有了根本性的改观。相信不久的将来，在编纂者的努力下、在各界学者的关心支持下，《近代来华外国人名大辞典》一定会圆满完成，呈现在读者面前。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教授，曾任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