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概念逻辑维度上，法律与自然现象、其他社会现象之间可被划出清晰的界限。但由于法律的实践品格，不熟谙其他自然、社会现象就难以对它作出丰满鲜活的理解，无益于创制良好的法律和良好地实施法律。地理观察研究作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技术和方法也具备社会性运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尤其是在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古代，地理空间的区位格局和自然条件往往塑造着空间内部乃至周遭的人类生存方式、经济形态，由此与法律密切相关。而所谓“良法”，正是准确把握某个地理空间卯定的具体秩序，并将之与某种普遍理想整合起来的产物。
河西走廊东接关陇，西通天山，南抵河湟，北望居延；它是绾结关陇中原西汉王朝核心区域和西北边疆的榫卯，也是（经西域等地）沟通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更遥远西方世界的枢纽。图为阳关丝路古道。作者/供图
以西汉王朝经略河西走廊为分析样本，即可见法律与地理、普遍理想与具体秩序的这种关系。
河西走廊的区位格局和自然条件
就河西走廊区位格局而言，这一通道式地带东接关陇，西通天山，南抵河湟，北望居延。一方面，在中国多民族空间内，它是绾结关陇中原西汉王朝核心区域和西北边疆，并在西北边疆内联结“南羌北胡”的榫卯；另一方面，在更广袤的亚欧大陆空间内，它也是（经西域等地）沟通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更遥远西方世界的枢纽。就河西走廊自然条件而言，其间分布祁连山冰川融雪汇成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内流水系，水源相对充沛，气候相对适宜，具有“荒漠—山林—草原—绿洲”复合型生态结构。一方面，中国疆域的东南地区被海洋环绕，当时远洋航行技术又尚不发达，而西北地区河西走廊以北苦旱、以南苦寒，自然地理条件相对优越的河西走廊作为交通枢纽的地位便更加重要。另一方面，复合型生态结构意味着河西走廊是一个可同时承载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空间。
这些地理特征，注定河西走廊不只是纯粹的地理空间，更是各种政治力量角逐和经济—文化力量交汇的社会空间，也就是法的涌流与泵动之所。西汉王朝攻克此前被匈奴盘踞的河西走廊，应当被理解为具有建构性意义的历史事件。它不仅标志着西汉王朝解除了匈奴对自身政治生存的威胁，更为华夷“大一统”的政治理想打开了局面，乃至为东亚大陆新秩序的肇启提供了必要前提。而攻克之后的经营，则反映了西汉王朝对涌流、泵动于河西走廊之法的准确切脉，立下垂范后世的标杆。
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之法
西汉王朝深切把握河西走廊作为中国多民族空间榫卯的地理特征，发掘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之法。
一方面，西汉王朝在推行统一政令的同时，在民政上灵活采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具体策略，使河西走廊上各民族得以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葆有自身的文化性格，从而既避免了当地民族因勉强遵行关陇中原礼俗而产生抵触和反抗，又使当地民族感受到西汉王朝的开明与包容，以培植其政治向心力。这种赋予边疆民族较高自治性的理念和实践，作为一笔丰富的政治法律遗产惠泽后世。
另一方面，西汉王朝充分利用前述河西走廊宜农宜牧的自然条件，在保留游牧经济空间的同时开辟了农耕经济空间，开展大规模徙民与戍军屯田，建立健全民屯与军屯制度，在当地形成富有活力与韧性的农牧复合型经济结构。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交融推动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彼此认同和相互学习。一些边疆民族逐渐从以游牧为主业转向以农耕为主业，接受和践行关陇中原礼俗，西汉王朝因此水到渠成而非强人所难地实现了“用夏变夷”的教化目的。另一些边疆民族在维持其民族边际意识、葆有其文化性格的同时，以友好而非敌对的态度，汲取农耕文明精华以充实、升华游牧文明。反过来，迁徙至当地的农耕民族也会发生与游牧民族的亲和效应。此外，屯田还起到充实人口、加强边防、减轻运输负担等作用。它也作为一笔宝贵的政治法律遗产传承至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是对这种屯田戍边传统的延续与升华。
中西经贸文化交往之法
西汉王朝深切把握河西走廊作为沟通中国与西方世界枢纽的地理特征，发掘中西经贸文化交往之法。
就中西经贸交往而言，西汉王朝在河西走廊设置郡国，对当地的控制逐步细化和强化，并完善交通网络。如此，在达到抗击匈奴这一政治军事目的同时，亦使来往行商免遭劫掠战乱之患，获得行商安全与方便。在此基础上，中西经贸交往的场所和秩序也逐步建立起来，例如建设乡村基层市场与郡国治所市场，设置相关官职进行监管，推行保护贸易、征收关税的制度等。于是，中西经贸交往得以在河西走廊上健康、活跃地进行，正所谓 “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就中西文化交往而言，文化交往不仅作为前述经贸交往的附属而存在，也会在官方和民间独立开展。郡国的设置、交通网络的完善和商贸秩序的建立，为文化交往提供了和平安定的环境，往来于河西走廊的官方和民间人士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起中西文化交往的光荣使命。经由河西走廊，汉王朝的声威文教向外输出，同时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希腊罗马文化等也向内输入，“西行”与“东传”的文化在河西走廊上广泛、深刻地交融，焕发出巨大的精神活力。在西汉王朝的经略下，河西走廊不仅是军事要塞地带，更充分发挥其作为中西枢纽的地理优势，担当起中西贸易集散地和中西文明接驳之地的重任。
普遍理想与具体秩序的整合
西汉王朝对河西走廊的经略充分体现了普遍理想与具体秩序的整合。
一方面，河西走廊作为中国多民族空间内的榫卯，为多元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建构注入强大内生动力。西汉王朝“因俗而治”的经略，既有利于巩固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和政权的统一，又尊重和葆有各民族丰富的多元性。屯田制度促进了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交融，并使得两种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在互构中结为一体。驰骋于草原大漠的游牧民族，较之安土重迁的农耕民族，直观视野更为开阔外向，却因为文治孱弱，难以获得清晰的文化表达。文治粲然的农耕民族，则因定居的生存方式而不可避免局限于特定边界，但也不乏普遍性憧憬与思考——儒家的“天下”“大一统”观念正是突破具体秩序界限的普遍世界理想。如何实现普遍理想与具体秩序的整合，使前者在后者中获得安放与彰显，使后者在前者的统摄与指引下充分发挥效用，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都能够从对方那里汲取自己所短缺的思想或实践资源。河西走廊作为各民族深度交往的空间，恰恰提供了一个互学互鉴的平台。而西汉王朝的上述经略，又最大化地释放了平台所承载的整合普遍理想与具体秩序的制度性潜能。
另一方面，河西走廊作为沟通中西的枢纽，为多元经济和文化形态下共同体雏形之生成注入强大内生动力。对于河西走廊上的经贸文化交往，有别于此前匈奴政权采取的强制性措施，西汉王朝开创并引领了一种更加和谐、包容，促进多元文明广泛深入交流，彼此帮扶、携手繁荣的新秩序，追求“存异”与“求同”的结合，指向休戚与共的愿景。这就将具体的经济和文化形态多元性持存与普遍的经济和文化共同体建设熔铸于一炉。
时移世易，今天的中国和世界迥异于两千多年前的西汉之时。只有把握“变”与“不变”的对立统一，才能理解历史与当下的辩证关系。当下，河西走廊作为联结中国中东部与西北（近）边疆各民族、（经青海、内蒙古、新疆、西藏等省、自治区）联结中国与其他亚欧国家的陆上桥梁，其作用仍然不容忽视——虽然没有汉代的政权冲突之患，但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推动国内国际经贸文化发展与交往仍然是重要的时代诉求。故而须着眼当下，并继承历史赋予我们的思想和实践财富，发展性地认识和落实河西走廊经久不易又在常新之法，助力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和对外经贸文化交往，为具体层面的“存异”即尊重各民族、各经济和文化形态的多元性，和普遍层面的“求同”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创造更优越的制度环境，书写更灿烂的时代华章。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