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欧洲人在17世纪前所接触到的天鹅一直都是白色的，因此“凡天鹅皆白”在当时被认为是确凿无疑的事实。直到17世纪欧洲人到达澳大利亚以后，他们却发现当地存在黑色的天鹅。在哲学上，“黑天鹅”成为关于归纳问题和知识可错性的一个引例，旨在指出无论过去的证据和经验多么翔实可信，也依然无法让人获得确定的知识，从而准确地预测未来。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全球化的深度发展，逐渐出现一类意外事件。比如，“切尔诺贝利事件”、金融危机等。这些事件具有一定突发性，在发生前人们较难预期它们的出现，而一旦发生，则会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全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近年来，这类罕见的、影响重大的突发性事件被称为黑天鹅事件。这种引申用法与其原意一脉相承，但其风靡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风险管理专家、作家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的书籍《黑天鹅》（Black Swan）。目前，黑天鹅事件已成为媒体、学术文本乃至正式公文中用于指称一类特定风险的术语。

　　从风险防范的角度来看，由于黑天鹅事件是鲜有先例、难以预知的，这会使人对其产生严重的认知偏倚。历史上的黑天鹅事件，不少正是由于相关的管理人员甚至相关领域专家都对当时的情况形成错误认知，无法控制风险的发生，或者在事件的早期错误地预判其影响，最终使得事件变为一场危机。因此，要防范黑天鹅风险，就需要知道人们普遍对这类风险存在怎样的认知偏倚，而“范围不敏感”（scope insensitivity）则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项。

　　大学生愿意为一门课程花费多长的学习时间？城市居民愿意为郊区植被的保育支付多少环保费用？慈善组织愿意为一项治疗某个罕见疾病的研究给予多少捐助？以上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合理的评估和决策很大程度上需要考虑目标对象的某些特征值的范围和大小。例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课程的重要性越高，学习时间就应该越长；郊区植被的面积越大，环保费用就应当越高；一种疾病的患者数量越多，对应的医疗研究捐助应当越多。然而，心理学家发现，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在评估和决策时对这些特征值的范围和大小极为不敏感。在一项心理学研究中，一组参与者被问到，他们愿意花费多少钱来避免由于某次环境污染事件而造成的2000只候鸟死亡。另外两组参与者也面对同样的问题，但死亡的候鸟分别为20000只和200000只。尽管需要拯救的候鸟数目差异巨大，但三组参与者愿意支付的平均金额都在80美元左右。当然，不是所有的评估与决策都会出现这种“范围不敏感”的认知偏倚。比如，大学生就会对课程的重要性（尤其是与绩点相关）十分敏感。

　　心理学家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指出，范围不敏感的原因在于人们在评估和决策时并非进行纯然理性客观的效用计算，而是通过诸如情景的鲜活性、事件的代表性等认知捷径来做判断和下决定，这在面对陌生问题、困难问题或者难以客观计算的问题时尤为突出。因此，当实验参与者考虑救助候鸟时，他们很可能是在设想一个环境被污染、候鸟在其中凄惨死去的情景，然后思考自己为了避免这种糟糕的情景愿意花费多少。在这个认知过程当中，候鸟数目并不重要，自然也不敏感。

　　对黑天鹅风险的认知正是范围不敏感的重灾区。当人们面临一项风险决策时，黑天鹅风险很容易被低估。因为潜在的风险与危机没有经历过，也就无法在头脑中形成丰富生动的表征，从而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相反，冒险得到的好处却是丰富生动的。这可以解释“反应停事件”这种草率的药物应用案例，以及21世纪初美国金融机构的宽松放贷行为：“反应停”的效果立竿见影、宽松放贷则能短期内得到可观收益。至于大量的畸形婴儿和影响深远的次贷危机，就成为这种认知偏倚所带来的恶果。

　　此外，在涉及黑天鹅风险的决策中，“时间尺度”是应当重点考虑的特征值，但这也是范围不敏感的重灾区。一般而言，风险管理专家认为可以选择或放任某项冒险行动（例如过量的碳排放、核能的大规模应用等），是判断其引发危机的可能性极小，只要在恰当的监控下，风险概率就在“可忽略”的范围内。但是，黑天鹅风险的承担者，即所谓“风险主体”并不一定是风险管理专家及其同时代的人，而可以是他们的子孙后辈甚至整个人类族群。从这些没有明确生命期限的风险主体的角度来看，风险管理专家立足于自身短短数十年的经验、知识和证据，有时并不足以对潜在的危机做出足够准确的理解和预测。这里所谓的“可忽略”估计可能具有极大的偏倚，专家也难免会陷入范围不敏感的陷阱当中。或者说，基于黑天鹅风险的固有特性和人类的认知局限，不存在对“未来”这个时间尺度合适的、敏感的评估和决策。

　　从历史上看，人类一直都在与各种风险搏斗，从应对狩猎采集中遇到的意外、远航贸易的风浪、农耕时代的天灾，直到近现代的概率论和风险管理理论的诞生，人类一直在克服和应对各种各样的风险。诚然，黑天鹅风险是最狂野、最难以驯服的一类，但这不代表人类对此束手无策。至少，能认识到范围不敏感这个重要的认知偏倚，就是直面问题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这促使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如何进行黑天鹅风险的管理。其一，要充分认识到黑天鹅风险的概率难以刻画，其影响难以表征，对其评估和防范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不适切的。因此，对带来潜在后果的重大的风险决策，应当慎之又慎。其二，正如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所言，当今社会的风险结构正从自然风险占主导逐渐演变成人为的不确定性占主导。因此，应重点关注人为的风险形成机制，务求在组织管理、政策、制度上尽可能地掐住黑天鹅风险的源头。

　　（本文系华侨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认识论中的运气问题研究”（20202XD04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