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域融合”指认识主体以过去为媒介，使过去的视域与现在的视域相融合，是伽达默尔阐释学体系中的重要概念。在视域融合的过程中，过去的特殊性与现在的特殊性都将被克服，从而达成一种更高的普遍性。与此同时，主体原有的“成见”也将得到不断修正与拓展。

　　在整个心理学的发展中，人文主义心理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布伦塔诺的“意动心理学”。布伦塔诺主张心理活动具有“意向性”，心理学研究心理过程而非心理内容，而这正是心理学不同于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的根本所在。此后，人文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包括厄伦费尔和麦农的形质学派，韦德海默等人的格式塔心理学，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学派，以宾斯万格和鲍斯为代表的欧洲存在主义心理学以及被称为心理学“第三势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这些学派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布伦塔诺心理学思想的影响。所有人文主义心理学区别于自然主义心理学（如内容心理学、构造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的根本之处，在于其持有截然不同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哲学基础。简而言之，自然主义心理学以实证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马赫与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以维也纳小组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以及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为哲学基础，主张使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心理学；而人文主义心理学则主要以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以及阐释学作为哲学基础，主张以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心理学。特别是弗洛伊德还在精神分析学的基础上，开创了心理传记学研究。心理传记学以文本为主要研究材料，通过心理学理论来重述传主的生命叙事，在这个意义上与阐释学具有天然联系。

　　纵观西方文艺复兴后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上述自然主义心理学与人文主义心理学的对立，是更宏大背景下自然科学与人文主义的对立在心理学中的具体体现。狄尔泰（Wihelm Dilthey）曾从阐释学视角出发，对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以人文学科为核心）作出鲜明的区分。他指出，自然科学追求一种对认识对象的“说明”，而所有的精神科学（如哲学、历史学、艺术学）却旨在追求对认识对象形成“理解”。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科学强调控制无关变量，强调价值中立，强调操纵。与之相反的是，人文学科强调体验和参与，并认为研究者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中无法避免“成见”。狄尔泰对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作出区分的最大意义在于指出，我们不可以使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同时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之间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只存在哪种研究方法更适合研究对象的问题。

　　在心理学领域内，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也有过类似的表述。他主张，心理学研究应当以问题为中心，而非以方法为中心。马斯洛之所以会有如此洞见，是因为他意识到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同时具有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研究对象的特点，换言之，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同时具有“物性”与“人性”。物性遵守一种确定性和因果决定论，而人性却涉及精神性与自由意志，二者的区分在哲学史上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分歧。

　　有学者认为，“心理学天然该当是介于哲学与科学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纯理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而为一核心或联络中枢者。它是最无比重要的一门学问，凡百术统在其后”。姑且不论是否百术当真统在心理学之后，但就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而言，仅使用自然科学或人文学科中的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只能是“盲人摸象”，并不足以构建完整的心理学研究体系。

　　因此，心理学研究不可拘泥于具体的研究方法，而应当以问题为导向，选择适用于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来探讨相关问题。自然主义心理学所采用的定量研究方法，利用大样本研究，能够从广度上揭示人类心理活动中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方面的一些普遍性，如注意、感觉、记忆、智力中的一般规律。但对于诸如价值、意义、存在、自我实现等较为抽象同时具有较多精神性和个体差异的概念，使用自然主义心理学的定量研究方法并不能使我们对此了解更多。而人文主义心理学主要使用的质性研究方法，往往采用小样本甚至个案研究，试图从深度上刻画人类心理活动的痕迹。与自然主义心理学将个体差异作为额外变量予以排除的做法不同，人文主义心理学的研究面向个体差异，甚至以个体差异为起点来建构人类独特的精神世界（如存在分析、生命叙事研究等）。

　　从对个体差异的强调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伽达默尔意义上的“视域融合”之于人文主义心理学的深刻意义。伽达默尔指出，我们是历史的存在，不是历史属于我们，而是我们属于历史，我们总是已经归属于特定的“传统”，因此而被抛入一定的“成见”之中，“成见”常常是使“见”成为可能的视野。从人文主义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研究人的精神与研究物理世界、研究动植物世界包括研究人体自身的构造和功能是截然不同的，这种不同的根本源头在于当一个主体以另一个主体为研究对象时，是无法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的，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并非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构成一种主体间性。

　　在人文主义心理学的研究中，研究者因其自身经历，不可避免地会对被研究者发生共情、移情。不同于对事物的研究，在对人类精神（特别是高级心理活动）的研究中，研究者必然会发生对被研究者的自我卷入。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者的“成见”恰恰是其理解被研究者精神世界的基础，正是研究者自身的“成见”使其理解被研究者独特的精神世界成为可能。

　　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与现代性的发展，人类的理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启蒙主义通过将“理性”与“历史”对立起来，强调对理性的推崇必然包括对“成见”的排斥。而之后在浪漫主义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历史主义，虽然强调历史和过去，但又主张“为了认识过去，必须忘记现在的自己”，即通过放弃现在的视域而以过去的视域为参照企图追求一种对历史的“客观理解”。就其本质而言，这是启蒙主义消除“成见”主张的“再翻版”。伽达默尔意义上的“视域融合”与此二者截然不同，他并不主张超越成见。恰恰相反，伽达默尔认为“理性”与“成见”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我们的理性只能是一种“历史的理性”，无论是站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史还是个人的发展史角度来看，在认识活动中从来就不可能真正地消除历史对认识主体的作用，“历史的理性”会引起“视域融合”。

　　“视域融合”是人文主义心理学研究得以可能的重要基础，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进行理解的必经之路。更为有趣的是，在人文主义心理学研究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会借由“视域融合”而发生“交互作用”。研究者借由研究所产出的不是静态的知识，而是一种动态的认识或体验，这些认识和体验反过来会对研究者自身造成影响。这一点在心理传记学的研究中有生动的体现。研究者一方面通过研究重构了传主的生命故事，另一方面也在与传主的“视域融合”中照见了自身，这个过程类似于两个主体之间以文本为媒介所展开的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种对话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因此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时期可能会对同一历史人物进行不同的心理传记研究。这种借由“视域融合”进行多次建构的过程，不断修正着研究者的 “成见”，达成了一种“阐释学的循环”。

　　语言在实现人文主义心理学研究的“视域融合”中起核心作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心理学与哲学领域发生的“语言转向”直接催生了认知科学。然而，与认知心理学家将语言作为一种心理表征的外显符号不同，人文主义心理学的研究者们更加关注语言的述行功能（即个体使用语言的具体目的）与个体在表达时所使用的话语资源，这种视角直接产生了心理学质性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两种研究方法——话语分析与福柯式话语分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文主义心理学研究中的“视域融合”，是其不同于自然主义心理学的显著标志之一。

　　最后，应特别指出，伽达默尔的著作《真理与方法》题目中的“方法”二字，可被看作一种对现代性和科学主义的隐喻。或许可以理解为，伽达默尔试图通过对“视域融合”的阐述提醒人们，科学主义不是通向真理的唯一道路。同样，从一种整合的“大心理学观”来看，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也不可能是唯一的。在这个意义上，人文主义心理学正是对自然主义心理学的必要补充。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66027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