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了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决策。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尺寸教材，悠悠国事。教材具有奠基培元功能，教材建设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往开来、赓续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教育学教材是反映、表达和传播教育学学科知识的解释体系，在教师教育教材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进入新时代，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仍存在着内容陈旧重复、系统规划意识不强、质量监控机制不健全等突出问题，迫切需要教育学教材管理制度的转型和变革。在国家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探讨教育学教材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进路，以契合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实践的客观需要，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必然要求，也是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的题中之义。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找准教育学教材治理方位。科学理论的指导是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百年建设历程中取得一系列重大成绩的宝贵经验之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育学教材建设本土化的早期探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苏联教育学教材的学习借鉴，再到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学教材的发展创新，最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教育学教材建设的深化突破，尽管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版本的教育学教材在概念范畴、命题范式及言述方式等方面有所差别，但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作为高等师范院校育人重要载体的教育学教材具有价值负载性，其思想价值的充分彰显需要依赖教材治理的有效开展，而把好政治方向是教育学教材治理的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新时代我国教育学教材治理工作也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具体来说，一方面，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贯穿教育学教材治理工作的全过程和全领域，从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加强新时代教育学教材供给，落实国家事权，坚守教育学教材治理的政治立场和国家意志。另一方面，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积极回应教育学教材治理的中国问题，形成兼具本土情怀与国际视野的治理思维，进而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指导教育学教材治理现代化实践。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明晰教育学教材治理目标。“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决定国家的下一代人学什么、信什么。” 教育学教材不仅向学习者传播教育学学科的相关知识，还关涉价值理念、文化取向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塑造，承载着教育学学科为党和国家事业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使命担当。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教育学教材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依循，统领着教育学教材治理目标的设计、内容的组织及体系的建构等各个环节。也就是说，教育学教材治理在主动服务党和国家战略需求的同时，必须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展开，以构建人民满意的教育学教材体系为基本目标，注重教育学教材思政功能的发挥，切实守好育人育才的重要关口。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学教材治理的关键在于审慎理顺知识体系与育人体系的逻辑关系，做到既不互相裹挟，也不互相替代，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我们必须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教育学教材治理的基础工程，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要求全面引领教育学教材治理的规划设计、运行模式、评价机制、组织保障等各项工作，统筹擘画重大主题教育进教育学教材，促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教育学教材真正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精神食粮。
深入开展相关理论研究，夯实教育学教材治理基础。教材现代化是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和建设教育强国的奠基工程。教育学教材治理现代化是教材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高质量教育学教材体系的有效路径。教育学教材治理现代化离不开高水平的理论研究作为支撑，“为谁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等都是亟待明晰的现实问题。理论先导、专业引领是教材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只有从学理上澄明教育学教材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困惑，广视角阐释治理过程中遇到的关键问题，把握运行机理，才能充分发挥治理的效能优势，不断提升治理能力水平，最终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学教材治理目标。在推进教育学教材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做到：其一，夯实基础研究。从整体来看，教育学教材治理现代化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相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仍存在模糊不清、边界不明等问题，这需要结合教育学的特有学科属性，厘清教育学教材治理的概念内涵，明确治理主体和治理内容，探索多方协同参与的治理机制，揭示治理的内在逻辑，开展科学的治理评价等。其二，加强综合研究。教育学教材治理是一个多主体协同、多场域联动的系统工程，融通政策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以及教育学等多学科领域，需要我们基于跨学科的视角去洞悉治理现代化的多重意蕴，多维度分析与建构教育学教材治理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其三，注重应用研究。为进一步增强治理成效，需要对教育学教材治理过程中的问题谱系、优势短板等进行研判分析，有针对性地开展治理方式和实践路径的理论探索，助推教育学教材治理现代化行稳致远。
强调本土原创知识的自主建构，把握教育学教材治理重点。教育学教材是以知识体系的形式解读和反映教育实践，呈现和传播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展示和构建教育学“三大体系”的文本载体。换言之，教材知识内容的治理是教育学教材治理现代化的重点。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当前的部分教育学教材文本仍然比较热衷于对西方教育学知识的“引经据典”，离“根”离“土”，没有构筑起自己的“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时代的不断发展催生着教育学教材知识样态的持续更新，呼唤改变过去盲目移植西方教育学知识的做法，凸显中国教育学的“知识作为”，以回应中国时代之问和满足中国教育实践之需。也就是说，高质量的教育学教材治理必然吁求中国自主教育学知识的高品质供给，要站在中国教育道路和中国教育实践的层面重构教育学教材知识话语体系，展现中国教育学人的学术自觉和学术自信。华东师范大学叶澜创立并持续领导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北京师范大学裴娣娜主持的“主体教育实验”、特级教师李吉林提出的“情境教育学”等都是扎根中国教育大地，展现中国教育经验和中国教育方案的原创性探索，真实反映了中国教育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原生态，具有强大的适应力、引领力和生命力。教育学教材治理现代化需要从这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实践成果中汲取活水，总结提炼出中国特有的教育学概念、命题和范式，加快推动教育学教材内容的本土建构和创新发展。
完善质量管理保障制度，创新教育学教材治理路径。教育学教材治理体系是一个由编写、审核、修订、发行、选用和监督等诸多环节构成的整体系统，涉及多元治理主体和利益相关方。为避免出现无谓的内耗，需要明确不同治理主体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加强顶层规划设计，完善制度建设。教育学教材治理现代化的实质在于质量管理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创新。在编写环节，既要严格执行教育学教材的编写标准，保障内容的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及适用性，又要规范教育学教材编写人员的资质条件，重点考察编写人员的政治立场、思想品德和专业水平等。在审核环节，要细化审核主体的具体职责，实行编审分离制度，坚持“凡编必审”，严把教育学教材的政治关、思想关以及学术关。在修订环节，要坚守动态治理理念，根据时代发展和教育学学科教学的需求，规范教育学教材修订和更新的周期、频次、条件、要求等，及时淘汰内容陈旧、低水平重复或质量不符合要求的教育学教材，不断增强教材的适应性。在选用环节上，要遵循“凡选必审”“质量第一”“适宜教学”“公平公正”的原则，明确高校作为教育学教材选用的主体，制定教材选用标准程序和管理办法。在监督环节上，高校要加强对本校教育学教材质量的检查监督，完善质量监控、评价和反馈机制。国家出版管理部门应健全教育学教材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的监督管理体系，以确保教育学教材质量。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人民教育出版社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