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福建历代人才，以宋为盛，近代亦颇可观。他们的长成与众多因素有关，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以及地理与家庭环境的影响，但起主导作用的是教育。回到更悠久的历史脉络看，“闽派”这个概念早已有之。南宋时期中国文化中心完成了南移，南方学风日渐兴盛，从南宋到元、明，盛行于江、浙、赣、闽地区。南宋时代学风的分布，在我国南方自西而东形成五大学风盛地，即四川的蜀学、湖南的湘学、江西的陆学、浙江的浙学和福建的闽学。北宋晚期至明清，以地域命名的区域文学流派十分兴盛，福建在其中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如元至明初闽诗派、明代晚期的闽派，清至近代“同光体”闽派等。闽派翻译、闽派批评或闽派诗学有其传统渊源和历史基础。“闽派”是一个与地域直接相关的概念，但“闽派”绝不能局限于地域。1899年，林旭、张铁君等人发起，联合福建的旅京人士在北京的福建会馆成立“闽学会”，讲求变法，挽救危亡，致力于爱国维新运动。1904年，闽县（今福州）人林长民等福建留日学生创设了翻译团体“闽学会”，翻译出版《闽学会丛书》。在中国近代史上，闽派翻译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群体。

　　近代中国翻译家的故乡

　　1904年，翻译团体“闽学会”致力于翻译日本和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著述，翻译出版了《西力东侵史》（斋藤奥治著，林长民译）、《哲学原理》（井上圆了著，王学来译）、《史学原论》（浮田和民著，刘崇杰译）、《人种志》（鸟居龙藏著，林楷青译）、《国际公法精义》（林藏编译）、《泰西格言集》（高梦旦编译）、《社会进化论》（有贺长雄著，萨端译）、《国际地理学》（守屋荒美雄著，杨允昌译）等，对近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015年，“近代福建翻译与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暨闽派翻译高层论坛”在福州举办，宣传推广“闽派翻译”在历史上的地位、意义与作用，振兴“闽派翻译”，夯实“闽派翻译”的文化内核。

　　中国近代文学翻译是中国文学翻译的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而近代福建文学翻译又是近代中国翻译文学的文学场中心，随之涌现的是熠熠生辉的近代闽文学翻译家群像。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近代翻译文学，就没有近代文学的现代转型，近代中国文学的开放性和现代性，以翻译为其重要标志，又以翻译为其由外而内的启发性动力。翻译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观世眼光和审美方式，催化着中国文学从传统的情态中脱胎而出，走向世界化和现代化。

　　福建是近代中国翻译家的故乡，它培养了一个庞大的翻译家群体，严复为其代表人物。《中国近代翻译家研究》一书选取了严复、 林纾、梁启超、鲁迅和马君武五位代表性人物，其中闽籍翻译家就占据两席。在邹振环主编的《影响中国的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由闽籍翻译家执笔或者参与的译作占据近六分之一的篇幅。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是在中华民族面临日益深重的危机背景下展开，皆以开启民智和救亡图存为宏观目的，因此，林纾决心“多译有益之书以代弹词，多劝喻之助”，严复认为自己译介西方学说“切而言之，则关于中国之贫富，远而论之，则系乎黄种之盛衰”，陈衍则“译东西各国商律，以备异日定中国商律之用”。洋务运动肇始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故1840年至1894年间多为科技翻译；中日甲午战争和洋务运动可谓以失败告终，但马尾船政学堂培养的一批批学生却在科技、制造、翻译等领域开花结果。尤其是福州船政局有计划地派出了四批留学生，第一届38人、第二届10人、第三届28人、第四届7人，零星留学28人。公派留学生数占全国留学生总数的31%。这些学堂的毕业生尤其是留学生成为当时中国各个行业的骨干与精英。如启蒙思想家严复，第一个系统把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来，他译述的《天演论》等名著对彷徨的国人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再如王寿昌与林纾合译的《茶花女遗事》、罗丰禄译的《海外名贤事略》等在当时中国颇有影响。又如在科技工程方面，詹天佑设计并指挥建造了中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此外，魏瀚、陈兆翱、郑清廉等人1883年就设计建造了巡海快艇，质量之高赢得了国内外同行称誉。高鲁等人筹建中国天文台， 编制了以“立春”为岁首的《长春历书》，为中国气象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学堂的多数毕业生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骨干力量。1894年，直接参加黄海海战的13艘军舰管驾以上的13名将官中，11名是船政后学堂毕业生。

　　船政文化视域中的闽派翻译家

　　福州船政学堂成了近代中国海军名副其实的“黄埔军校”。第一代造船人员均出自福州船政学堂。福州地处中国东南沿海，为典型的河口盆地城市。闽都船政文化悠久，既有古代造船远航的历史，又有近代设船政局、立船政学堂的辉煌，成为中国近代先进文化的大纛。福州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处溪谷之间”或“滨于东海之陂”，因与内地的交通极为不便，海路便成为从古至今福州对外的主要通道。正所谓“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辑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正是因为福州有造船的历史，洋务运动时期福州船政局设于福州马尾，福州造船业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这里建成了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设备最完备的造船工厂，“制造之精，不亚于外洋；工程之大，有倍于曩昔”。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传承，闽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海洋文化特色——船政文化。福州学者卢美松认为，船政文化概括地讲就是以船政教育、科技为主体的文化，以及船政人物所造就的精神品格与思想成果。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洋务运动的硕果之一海军遭到重创，也让有识之士反思器物层面革新的作用，转而追求思想层面的变革，别求新声于异邦。文学的不可思议之力，异域文学的包罗万象及思想启蒙的潜移默化之功使得1895年至1918年成为文学翻译的鼎盛时期。这些翻译家以拳拳爱国之心翻译了大量作品，其中，仅林纾一人参与翻译的作品便多达180余部。翻译内容涵盖哲学、科学、文学、政治、经济、法律等诸多领域，对国人了解西方社会与文化科技、唤醒民众的危机意识从而奋起救国发挥了巨大作用。

　　“世界中”是由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提出的一个术语，海德格尔将名词“世界”动词化，提醒我们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那里，而是一种变化的状态，一种被召唤、揭示的存在方式。“世界中”是世界的一种复杂的、涌现的过程，持续更新现实、感知和观念，借此来实现开放的状态。近代中国文学借由翻译“遭遇”世界后所显现的常与变，促使人们思考古典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而近代文学融入“世界中”亦正是借助于翻译的媒介。文学翻译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的双向对话和双向理解，既是对原文的文化意味的理解，也是对译入语的文化意味的理解，化境是追求二者的整合。

　　钱锺书在研究中国近代第一个重要的文学翻译家闽人林纾时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为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1907年，鲁迅曾这样表达翻译的态度：“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鲁迅强调两个原则，一是开放性原则，二是自主性原则，这两个原则是动态、有机融合的。这是一种整体的综合的文化策略，它规定了一部文学翻译史是外来思潮、文化与本土血脉的对话史。别求新声于异邦，无非是为了在世界视野中开创新宗于本土。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