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生物多样性早已成为世界共识，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范围和保护方法却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其中，如何设定人类社群尤其是那些靠近保护区社群的角色，是近年来国外学界关注的热点，包括如何权衡这些社群的利益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以怎样的形式和程度与周边社群共同承担生态保护所付出的成本和所取得的收益、由谁主导或监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标准和过程等问题。

　　基于这些问题，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环境科学与技术研究所人类学家维多利亚·雷耶斯-加西亚（Victoria Reyes-García）等人于1月3日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发表论文《生物文化脆弱性揭示文化重要性物种的威胁》，提出采用生物文化方法加强人类与自然的联结，支持社会—生态系统长期可持续发展。围绕此话题，本报记者采访了该研究团队。

　　新方法重视自然与原住民的联系

　　长期以来，人们主要依靠生态标准来决定如何保护自然界，即以物种的脆弱性与复原力为判断依据。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呼吁调整该标准，将人类本身也考虑在内。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环境研究院学者丽贝卡·查普林-克雷默（Rebecca Chaplin-Kramer）等人在研究《绘制地球重要的自然资产》中发现，许多对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自然资源都依靠当地原住民社群才得以维护，他们以自己古老的社会文化系统维护这些重要生态系统的平衡，为全世界创造了巨大价值。

　　西班牙科尔多瓦国立大学研究员桑德拉·迪亚兹（Sandra Díaz）是《生物文化脆弱性揭示文化重要性物种的威胁》的共同作者，她也表达了相同观点，认为保护自然与人类的友好关系尤其是自然与当地人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这种联结不仅帮助原住民维持日常生活，还有利于当地的自然生态保护。

　　雷耶斯-加西亚等人在文中提出，在保护措施的社会和生态负担以及收益分配方面，世界各地的原住民都遭受了难以想象的不公正待遇。只关注生态标准不仅不足以应对生物多样性危机，还会忽视当地原住民社群的社交、文化和生计需求。作者认为，当自然界中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关联消失时，这种物种的相关知识以及相关文化要素都将淡化甚至消失，其结果就是一种文化的消失。为应对这些潜在冲突，雷耶斯-加西亚等人呼吁，不要再打破人与自然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生物文化的方法。他们向记者介绍，生物文化方法的主要特点就在于看重原住民与自然之间的诸多联系，并致力于将这些联系纳入决策的考虑因素。

　　生物文化方法于2015年首次使用，该方法融合了原住民管理、生态人类学等多个领域理论的实践。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自然资源人文学科助理教授迈克尔·加文（Michael Gavin）等人在研究论文《确定生物文化的保护方法》中，将生物文化方法定义为：“为维持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动态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物理和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而采取的保护行动。”该定义强调了社会生态系统的生物物理和社会文化部分是相互联系的，而且可以通过生物文化方法实施保护的过程来维系。

　　雷耶斯-加西亚告诉记者，在遵循生物文化方法设计保护方案时，要首先保护对象的文化价值，例如顺应原住民的社会规范和宗教认识，以及更为广泛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知识体系等。地方文化及其价值通常与自然景观和野生动物的经济价值、精神含义或宗教意义相关，这种关联性通常体现在宗教仪式、社会风俗、社会规范等方面。比如，原住民或许会由于文化重要性而去保护某一物种或场所，任何破坏行为都会成为禁忌。

　　雷耶斯-加西亚强调，要重视物种、景观、场所等保护对象的文化价值，因为它们在塑造一个群体的文化身份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些保护对象在饮食、医疗或精神实践等方面塑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雷耶斯-加西亚举例说，在南美洲有一个原住民群体，他们族群的名称在当地语言中的含义为“智利南洋杉的子民”，智利南洋杉的种子就是这个族群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之一。因此，智利南洋杉对当地原住民具有重大的文化价值，在实施保护时就需要考虑到两者间的关系问题。

　　运用新方法评估确定文化重要性物种清单

　　据研究人员介绍，近期生物文化方法得到了一系列应用，有些侧重于保护物种，有些则侧重于保护自然景观。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已经认可了物种、景观、场所的文化价值，以及个人和群体的身份与角色在保护措施制定和实施中的重要作用。生物文化指标和成果研究项目探索了由原住民选择的生物文化指标如何助力改善传统保护规划的问题。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简称GIAHS）也是重要尝试之一，其选择标准不仅应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还应能够满足当地社会的经济与文化发展需要。

　　雷耶斯-加西亚等人提到，尽管已经有了一些出色尝试，但在目前相关研究中还缺乏将其普遍应用于全球范围的机制，这可能是因为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需要针对具体的环境和社会情况，因而难以设计出具有普适性的机制。

　　为帮助社会各方利用生物文化方法指导决策，作者提出了一个框架，该框架综合了重要生物与文化的保护状态信息，设置了一种新的衡量标准，名为“生物文化地位”。研究人员可使用语言活力来评估生物文化地位，即语言交际功能的强弱，包括语言的使用范围、表达能力等。研究人员表示，语言是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当语言消失时，文化的表达、命名、使用、传播知识等能力都将消失。

　　研究人员评估了全球范围内对人类有重要意义的生物文化现状，确定了文化重要性物种清单，即在人类文化认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物种，其构成了宗教、文化精神和社会凝聚力的基础。研究人员通过回顾文献和实际调查确定了385种文化重要性物种，其中主要是植物。这些物种对于不同的社会文化群体都很重要，其中主要为原住民（57%）和少数民族群体（21%）。这份物种保护状态清单将为重视这些物种的文化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生物文化方法亟待完善

　　在谈及生物文化方法目前面临的挑战时，雷耶斯-加西亚表示，这种观点与当前主流保护观念相冲突，主流保护方法倡导不受人类影响而保持原始状态。打破人类与自然界其他部分之间的联系有利于自然界的恢复。相比之下，生物文化方法认为消除这种关联会导致自然界的地位和人类的生活质量下降，自然与人类之间的相关文化联系也会受到影响，一些与文化相关的独特知识或行为也将面临消失的风险。

　　加文在论文《确定生物文化的保护方法》中提出，转变为生物文化保护方法可能面临至少四个挑战。一是跨机构协调问题。管理人类行为是实施保护的基础，正如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所说，机构是一种“人为设计的约束，用以构建政治、经济和社会互动”，机构可以提供关键性指导框架，因此，有效的机构是生态保护获得成功的必要前提。然而，由于保护目标与要协调的社群在时间和空间上均有所不同，保护生物多样性需要多样化的环境相关机构，并获得区域、国家甚至国际各级机构的支持。此外，地方机构还需要获得足够的权力以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进而实现更多创新。对此，雷耶斯-加西亚也持类似观点，她提出，实施生物文化方法还需要协调跨学科学者，例如需要语言学学者理解不同的语言、人类学学者分析不同的世界观，共同帮助生态学学者理解地方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从而制定有针对性的保护方案。

　　二是运用生物文化方法需要尊重多种不同的知识体系并加以整合，才能应用于保护规划。然而，由于这些不同的知识体系基于不同的认识论，所以整理融合这些知识体系并非易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也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呼吁促进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协作。

　　三是生物文化方法呼吁扩大保护的范围，并关注保护对象的文化价值，但是受资金限制，保护项目的范围通常有限，因此生物文化方法可能被视为以非必要的方法使用有限的资金。加文认为，扩大保护范围、增加合作对象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资金，但这些短期成本是值得的，它将带来更可持续、有效和公正的保护行动，长期优势十分显著。

　　四是社会—生态系统是动态的，保护方案需要不断调整以适应持续变化的社会和生态条件。这也进一步对地方自主性提出要求，地方需要更大的权力随时应对新的挑战。随着生物文化方法涉及的知识体系的增长和变化以及社会学习的推进，保护方案也要随之调整。

　　雷耶斯-加西亚呼吁，希望有更多来自不同国家和学科的学者能够加入生物文化方法的研究，共同完善文化重要性物种清单，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出新的可持续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