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敦煌遗书（又称敦煌文献、敦煌文书、敦煌写本）于敦煌莫高窟17号洞窟中被发现。经过一百多年中外学者赓续研究，敦煌遗书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成为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敦煌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步入研究的新境界。而作为敦煌学中科技类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敦煌医学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撰著年代（大部分在南北朝及隋代，下限为五代，基本处于中古时代）处于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时期。对于敦煌医学文献，学界在文献整理、缀合、校勘、考释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可以说，“敦煌医学文献在海外，敦煌医学文献研究在中国！”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敦煌医药文献继续得到学术界关注，文本整理方面、各类医药文献的个案研究也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仅以著作来看，就有马继兴主编的《敦煌古医籍考释》，马继兴等辑校的《敦煌医药文献辑校》，赵健雄编著的《敦煌医粹——敦煌遗书医药文献校释》，丛春雨主编的《敦煌中医药全书》《敦煌中医药精粹发微》，李应存等的《俄罗斯藏敦煌医药文献释要》，陈增岳的《敦煌古医籍校证》，沈澍农主编的《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等。其中以马继兴主编的《敦煌古医籍考释》出版最早，书中收集敦煌古医籍卷子 80余种11 类，成为敦煌医药学文献研究的开山之作。之后，赵健雄编著的《敦煌医粹——敦煌遗书医药文献校释》出版。该书选择了敦煌医药文献中的15卷，成为当代敦煌医学文献研究的又一里程碑式著作。其后丛春雨主编的《敦煌中医药全书》出版，该书收录了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古医书卷子80多部，可谓当代敦煌医药学文献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学的研究者逐渐走向更宏观的研究层面，开始透过敦煌医药文献来关注古代少数民族医学、中西医学文化交流、医学与宗教、医疗的社会文化等方面问题。21世纪初，曾有一则新闻报道称，敦煌医学研究因后继乏人而陷入尴尬，难结硕果。现在距文章刊发已近20年，敦煌医学文献研究的现状如何，有哪些亮点和特色，哪些地方还需改进和突破？这就需要对21世纪以来敦煌医学文献研究进行梳理，厘清其中的内在条理，并探讨进入新世纪后敦煌医学文献研究面临的现状与机遇。
敦煌医药文献研究的文化趋向明显
敦煌医学与中外医药文化交流。敦煌地处中外交通要道，文化交流频繁。印度、波斯等外来医药在西域、敦煌广为流传。敦煌吐鲁番文献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其中有不少反映中外医药交流的医药文献。关于敦煌地区中西医药文化交流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俄藏Дx09888、Дx.18173等文书直接反映了印度“生命吠陀”理论在敦煌吐鲁番地区的传播，也以房中药术为对象，归纳了中印双方在此方面的差异并详细考察了汉唐时期于阗地区的对外医药交流。还有学者通过对西域葡萄药用特点的研究，探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比较分析了《回回药方》和《杂病医疗百方》所载部分外治方药；在全面梳理吐鲁番出土文献中相关信息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唐代西州的药材市场。
敦煌医学与宗教。与宗教信仰结合起来研究，是敦煌医药文献研究的一个新角度。21世纪以来，该领域得到学者广泛关注。如学者通过对敦煌道教医学文献考论，认为现存敦煌遗书涉及道教医学的各个方面，是研究道教医学的珍贵资料；系统搜集、整理、研究与佛教、儒家、道教相关的敦煌医药文献；以敦煌文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和《本草经集注》为对象，对道家和道教对传统医学发展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还有学者考察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遗书“八味药”，认为其是把佛教术语用中医药方形式整合在一起，以弘扬佛教禅学和教化众生；从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写本中看出回鹘医学颇受印度医学与佛教以及中原、波斯医学的影响等。
敦煌医药文献中药（方）的社会文化研究深入
出土的汉唐时期医药文献不断被辑录出来，其中以西域敦煌文献为多，是丝路医药研究的主要材料，其中有不少的医学文书。一些学者综述敦煌古医方的研究现状，介绍了西域方药的概貌。21世纪以来，许多学者逐步开始关注隐藏在药与药方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
药方方面。学者解读了藏经洞出土的一件于阗文和梵文双语文书《耆婆书》中的“十味酥”一词，考察了敦煌卷子 P.2115、S.5614《张仲景五脏论》中“四色神丹”一方，认为其与道教和医学的融合关系密切；还有学者探讨了敦煌文献所载香药方与香药风行于唐代的关联情况；研究了日本奈良出土的唐西州古代药方，以敦煌写本医籍中七十余首祝由方为中心管窥了中古民俗文化，发现敦煌医药文献中兽药方是杂抄于人药方中加以流传的；基于敦煌医药文献探析了唐宋时期的“药中王”诃梨勒医方等。
药物方面。有的一些学者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唐代的西域药物和唐五代敦煌药材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如对于唐宋时期药酒在敦煌社会中的利用和药酒文化等作了探讨，还以敦煌文书为中心探讨了药材在美发方面的利用，介绍了敦煌遗书中诸多医用粥的具体应用及使用特色，并考析了敦煌文书中损美性头发疾病的处方用药。葡萄药、质汗、芍药、诃黎勒等药物也成为学者观察当时东西方交流、唐代的书写习惯以及在敦煌地区药物临床应用情况的重要物质载体。
趋势与展望
文献具有文本性、物质性、历史性与社会性。其中文本性与物质性就是文献存在的语言形式与物质形式，而文献的“历史性与社会性”是指文献的知识、物质形式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中形成的，所以应当把文献看作历史遗留下来的“文物”，而不只是将文献的记载或信息当作“历史”本身。荣新江在谈敦煌学与中外关系史研究时，引陈寅恪先生在1930年《敦煌劫余录》序里的论断，重点阐释“新材料”与“新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郝春文则将文本整理研究称为文献学范式，将敦煌文献的学术本体与学术价值的研究，称作历史学范式，即“将经过处理的文本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做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考察”。他认为，二者关系为“文献学范式属于基础性工作，而历史学范式则是利用文献学范式的成果做进一步深入研究”。其实无论是文本的整理研究与其学术主体和学术价值的研究还是文献学范式与历史学范式，都与医学史上的内史与外史之别很相似。要言之，从内外史的角度来看，学界对敦煌出土医学文献的研究整理已不局限于讨论传统内史意义上的医药技术和临床研究，而是注重研究医学与宗教、社会以及文化交流的关系，但还需在文献资料使用的广度与深度、新范式的应用、实现药物的转向方面持续发力。
第一，拓展敦煌医学文献的广度与深度。敦煌医学文献虽在文献的整理、辑释、校勘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但其研究还多是从文献辑录、释读的视角进行文献考证，缺乏多元视域下对文献产生、流变等方面的考察。基于此，敦煌医学文献研究应置身于敦煌西域文献的广阔天地中，形成时间与空间双向贯通的研究体系。从空间来看，敦煌医学文献所处地区——敦煌，西是新疆乌鲁木齐、楼兰古城等地区，东是甘肃兰州、武威等地区，稍远的北部有内蒙古额齐纳、黑水城等地区，这些地区有丰富的出土医学文献可资考察。从时间来看，甘肃兰州、武威包括河西走廊等地出土的汉简医学文献涉及秦汉及以前医学的一些基本情况，黑水城出土医学文献又反映了宋元医学的基本情况。综合来看，可以对这个“既是地理轴，又是时间轴”的出土医学文献群分而耙梳，统而察之。此外，从前面的回顾可以发现，目前学界对敦煌医学文献的使用还多在汉文文献领域，其他语言文献如梵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等医学文书以及吐鲁番出土古叙利亚语和新波斯语医学文献则因受制于交通悬隔、语言不通等客观条件，使用者还较少。还有一些域外文献也与敦煌文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找到敦煌地区与其他地区文化交流的“蛛丝马迹”，值得学界大力耕耘。
第二，吸收借鉴更多医疗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方法可以拓展考察敦煌医药历史或文献的视野与思路，为考察敦煌医药学文献提供多维路径。医疗社会史所采纳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如社会文化史与日常生活史、科学史以及自然知识全球化、生态史以及能够实现内外融通的知识史等，对于敦煌医学文献研究来说，这些方法应是值得尝试的多条可行路径。此外，为敦煌研究提供“从文献到历史”的博物学，亦可成为敦煌医学文献研究借以博观与省思东西方医学知识传统的一种进路。
第三，实现全球史视域的转向。敦煌医学文献数量众多、内涵丰富。如果进行深入研究，就需要选取一个或若干载体为突破口，以便起到提纲挈领之效。其中药物和药方就是很好的载体之一。敦煌医药文献中记载了大量药物，为敦煌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源。此外，从海外中国医疗史研究来看，东西方药物贸易与知识的流动可以从物质文化的视角被运用于医学的全球史研究中。在全球史研究中，以药物为中心的研究取向，往往通过其在全球的流动，便可在微观角度重构某些历史知识的图谱。敦煌医学文献中有为数众多的动植物药物以及由其配伍的药方，它们的物质存在方式，随着知识体系、认知方式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历史样貌。尤需注意的是，敦煌医学文献中的药物知识传播与流通的过程并不仅仅是药物知识在不同地点转移的历史，同时新的知识也在流通中被生产、讨论与接受，对既有知识体系冲击与重塑，这本身就超越了传统意义上贸易史与文化交流史的框架，为学界研究物质知识全球化进程提供了镜鉴。
文献资料的时间与空间的拓展、新的历史范式的不断引入、药物主体地位的不断彰显，其目的都是在敦煌出土医学文献研究领域寻求内史与外史的均衡态势，最终通过内引外联，消解内外之间的壁垒，实现互融互通，这无论对于历史学、中医药学还是敦煌学都将具有重要意义。在生命医学获得重要发展的时代，敦煌医学文献研究要借势而为，广泛传播中国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和辉煌灿烂的敦煌文化，展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深厚历史底蕴。
（本文系仲恺农业工程学院2022年国家级基金培育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22GJSZ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