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40年前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之后，2022年 4月 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中国文化自信继续向深度广度推进的重要标志。《意见》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中国古籍是中华文明和学术思想的主要载体，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文化、哲学思维、精神信仰和价值伦理的集中承载，整理好古籍文献，深入挖掘和阐释其中蕴含的思想学术，特别是哲学思维，对我们总结历史、服务当代、走向未来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华古圣先贤认识世界的方式方法、阐释世界的理论观念，以及分析处理世界的原则尺度，都系统地反映于古籍文献之中。整理古籍不仅仅是从形式上、物质上对古籍进行修复、还原或标点工作，而且是深入挖掘其中丰富内涵、系统阐释其思想学术，并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做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事业。特别是阐发古籍中蕴含的居于群学冠冕地位的“哲学”思维，更是首要的任务。
“哲学”是人们认识世界、解析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真正对中华先贤哲学思维深入研究和总结，才能从根本上认识中华文明特征、中国话语体系和东方智慧模式，为实现中华文化“两创”、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找准切入点，把握总纲领。
《意见》明确要求，“系统整理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的古籍文献，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中华古籍浩如烟海，内容丰富，按大类分有“六艺（经学与史学）、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或“经、史、子、集”四部），分别反映了儒家理论、诸子（含释道）哲学、文学艺术、军事谋略、科学技术和医药保健等学术成果及其哲学思维。我们要讲明上述各门科学在中国古代的学术创新、理论创造和哲学升华，自然非深入钻研古籍文献而莫可如何！认真整理、发掘、梳理和研究这些文化古籍，是后世学人反观古代历史文化，追溯古圣先哲智慧，为当代治国理政服务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不可或缺的内容。
《意见》特别指出“注重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中的古籍保护传承和转化利用”。中国现存传世古籍以儒家经典“六经”（《乐经》亡佚）时代最早、影响最大，据《庄子·天下篇》所言，“《诗》以道志”是情感哲学，“《书》以道事”是历史哲学，“《礼》以道行”是行学科学，“《乐》以发和”是音乐哲学，“《易》以道阴阳”是宇宙哲学，“《春秋》以道名分”是政治哲学。“六经”是先贤智慧在不同领域的古籍中的学术思考和哲学表达，是中华文化根、魂、源最具特色、最集中的呈现。《周易·系辞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系统地构建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和万物生成论；《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的理论，系统展示了中国古人认识万物进化、社会发展的系统观和历史观。以《周易》为代表的“三易”系统的“阴阳”观念、“穷变通久”“中正”“时中”“变易”“不易”“简易”等辩证逻辑，《尚书·洪范》“五行”（水火木金土）揭示的事物相生相克的物类普遍联系、推衍生灭的唯物观念，又为我们认识宇宙、解释社会、指导人生提供了理性武器。《论语》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构想，《孟子》中“四端”“五行”及“尽心知性”“知命知天”的揭秘，《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和《大戴礼记·本命》“分于道谓之命，成于一谓之性”的定义，为中国人提供了知性知天、做人做事的根本法则。“史部”地理类《山海经》这样的志怪之书，也为我们保存了“德仁义礼信”或“德顺礼信”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子部”著录的中国古典哲学另一支《老子》《庄子》等经典所代表的“尊道贵德”“自然无为”的哲学体系，具有丰富系统的辩证法思想。《老子》以“道”为万物本体，以“德”为万物生成模式，《庄子》以“相对”主义、“无为而无不为”为运动方式，一定程度上展现了那个时代最高的事物变化、转化的认识水平。《吕氏春秋·不二》“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以及《尸子·广泽》“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等价值揭示，西汉王褒、严君平、扬雄“道德仁义礼”的五德构建，都为我们展现了丰富的古代智慧的认识历程，也为我们总结古代哲学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元素。至于“诗赋”和“集部”文献，更是汇集了许多哲学思想的文学表达。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文化因互鉴而精彩，文明以互补而进步。《意见》反复强调，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和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中华民族不仅为人类文明进程的发展提供了“四大发明”和“二分之一以上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还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系列且特别的思想方法。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中外学人撰写了多部《中国哲学史》，在中华哲学思维的西式表达和对话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但是除了1915年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哲学史》（谢无量编著）尚保持中国固有话语体系外，其他有关中国哲学的著述，多半是运用西方模式来书写《中国哲学史》，人们习惯于在西方哲学框架下进行“中国哲学”填空，难免削足适履和中国有无哲学之拷问。现在，认真归纳总结蕴藏于古籍中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我们重写文明进步的“中国文化史”，重塑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史”的需要，有意识地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话语的“中国的哲学史”体系，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丰富世界哲学思想宝库的需要。中国以“三易”阴阳、《洪范》“五行”为代表的宇宙观，《易传》为代表的“天人合一”“三才合一”的实践学说，以《老》《庄》抽象的“道”为代表的形上哲学，以《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荀子》为代表的“人本”“民本”和“性本”哲学，以扬雄、韩愈、周程张朱陆王“心性”“理气”为代表的性理哲学，以佛道“成仙”“成佛”为代表的出世哲学，为我们树立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突出坐标。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古典资源，进行历史的恢复和哲学的再思考。
《意见》呼吁“挖掘古籍时代价值”，在古籍整理的传统方式（注释、笺证、训诂、章句、正义、集疏等）基础上，融会贯通“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方式方法，“提高古籍普及出版质量，做好经典古籍精选精注精译精评”，依托古籍特别是经典文献，揭示和阐发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道德伦理和知识技能。面对日益缺失的信仰问题，我们可以重新阐释《礼记·祭义》中孔子关于“夏人尊命”（重天道、贵自然）、“殷人尊神”（敬祖宗、明阴阳）、“周人尊礼”（重礼乐、贵仁义）的概述，揭示三代圣贤如何解释人类乃至万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现在怎么办”的问题，实现人类普遍需要的“现实关怀、临终关怀和终极关怀”。面对中国哲学史书写过分西化问题，我们可以利用“三易”揭示的“阴阳”观念、《洪范》揭示的“五行”学说、《易传》和“蜀学”揭示的“三才”思想，孔子子思倡导的“中庸”理论，儒家经典确立的“尊师重教”“学以致道”“教学为先”“格物致知”等认知途径，构建起中国自己系统地揭示事物本质、发展规律、运行模式和守中原理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面对道德和价值观问题，可以利用儒、道等诸子思想资料，构建“道为之元，德为之始”“仁义礼乐”为用、“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行的道德哲学和情感哲学；利用《论语》《孟子》等古籍中对道德伦理、人文情怀、社会关系和日用常行的各种论述，梳理归纳出“孝悌忠恕勤、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仁义礼智信、天道命性情”等实践伦理，为提高人们的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天地大德服务。面对“中国哲学史”撰写过分西化的问题，我们可以利用典籍中的诸子学说、百家理论，以及分散在“六略”或“四部”文献中的丰富资料，描绘出中华先民在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时，从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不同重点、不同标准、不同层面、不同作用……的复杂纷繁、五彩缤纷的心路历程、思想火花和哲学思维，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史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文献从来都是思想学术的最好载体，也是新思想新学术酝酿的温床。从前，孔子利用“旧法世传之史”整理阐释形成上传下启的“六经”；后世儒者通过“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等方式，创造性地构建起了庞大的儒家学派和系统的儒学理论。今天，我们也可以深入整理阐释古籍，融汇百家学术，用中国固有的观念术语、思维框架和思维模式，在更大的视域中还原出本来的学术历史，挖掘出别样的哲学体系，进而丰富（不是雷同）世界哲学文化宝库。
（作者系四川大学教授、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