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包括摩崖题刻）是古代文物中很大的一个类别。学术界比较公认的看法是，在我国它大约滥觞于春秋时期，以出于宝鸡的秦石鼓文为最早。延及秦汉时期，全国刻碑题记已成风气。自那时起，历朝各代立碑刻石之风绵绵不绝，从数量和分布来看，明清达到顶峰。估算全国现存野外碑刻文物数量当以数十万计。古代碑刻题记著录及研究历来是传统金石学的主要内容。金石学一开始就主要是由研究青铜器铭文和碑刻题记构成的一门独立学科。如宋代吕大临《考古图》就著录了碑刻题记，赵明诚更是把碑刻和铜器并列两类编为《金石录》。其后的元明清学者持续接力，累积到清末，金石学研究队伍蔚为壮观，著作少说也有上百种。但凡比较有名的国学专家多少都涉猎一些金石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金石学是大多数文人雅士的基本修养。

　　当今很多博物馆都有碑刻文物，其中收藏特别多的还单独成馆，如最有名的西安碑林博物馆即是。而历代碑刻拓片也是许多博物馆的大宗藏品。国博、首博、南博、故宫等博物馆（院）各自都收藏有数千至数万张不等的碑刻拓片，其中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拓片就有3万张之多。

　　但是不容回避的一个事实是，近百年来，由于甲骨文、敦煌文献、流沙坠简、清宫内阁档案等一系列重要发现，特别是田野考古学诞生后持续不断的考古发掘，令传统金石学研究有所减弱，对碑刻文物文献的重视程度也相应下降。前几年，许多文博单位不但难觅受过金石研究专业训练的专业人员，连会拓片的技工都成为稀缺人力资源。这种状况实该引起高度重视。

　　在文化遗产受到空前重视的当今，碑刻类文物文献的重要性也应该给以充分的关注。

　　它延续时间长：从春秋战国到近代，几乎贯穿、见证着中华文明大一统2000多年的历史，承载着中华民族这段波澜壮阔历程的许多重要信息。

　　分布广：从鸭绿江畔到天山及青藏高原，从阴山到海角，可以说中华文明所及之处，凡有可刻写石材资源的地方，就有碑刻存在。

　　数量多：前文曾指出，全国当有数以十万通计。这一估计的依据是，四川就有五万多通，与四川相邻和自然条件类似的重庆、陕南、陇南、云、贵、湘西、鄂西这几个区域加起来，估计不会少于十万通，依此可以大胆估计全国有数十万通。

　　历史文化信息丰富：秦汉以后，我国的书写文字载体早期主要是简帛，东汉逐渐过渡到纸张，它们的共同缺点都是不易保存，而碑刻保存的时间就长多了。例如，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的统一举措，东汉窦宪逐匈奴于漠北的大捷事迹，时隔两千多年，我们都能从当时的碑刻上读到。碑刻文字记载内容从天文、地理、政治，到文化、经济、社会、风情，内容十分庞杂，几乎无所不包。所有碑刻文字信息汇总将是海量信息，能印证或补充、或纠正历史文献的许多记载，甚至有不少是不见于文献记载的。碑刻文献若经汇集整理后，能被充分利用，将会使我们民族过往的历史更加丰满鲜活。

　　虽有前辈学者千年研究，有的碑刻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若干学者的努力的成果来看，若利用新理论新方法研究，一定会有新的结论。我们还尝试了用新技术采集碑刻历史文化信息，已获得不少喜人新成果。

　　虽然全国博物馆收藏的碑刻和碑刻拓片数量不菲，但深入了解，就会发现这些拓片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所拓录碑刻多为宋代以前的；其二，所拓录碑刻中名碑较多；其三，大家的收藏比较雷同。关于第一点，金石学兴起于宋，宋人关注宋以前的碑刻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明清时的金石学家们的关注增加了宋元的碑刻也合乎情理。但明清碑刻的大量缺失，有些不可思议。我以为一是近代以来金石学被边缘化所致，二是与文博机构不够重视和作为不够有关。第二点与我们传统的历史观侧重关注政治、关注名人有关。第三点与市场价值取向有关，以为久远的、书法艺术价值高的才值得收藏。与这三个方面相对应，我们认为，保护古代碑刻，提升对明清碑刻文献的重视，历史地落到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全面系统地调查、完整采集信息，做好保护整理工作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近代以来，我们的历史观更多关注的是经济、生活、社会风俗，碑刻里恰有大量这类信息。分散在野外的许多碑刻文字资料有待更多的调查采集整理和发现。而当今国家文物机构在判定文物价值时，是历史、科学、艺术三者综合考虑，比如说，即使不是名家所书名人所立，但其内容有很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的碑刻也应珍视收藏。

　　试举几件我和我的同事们重视碑刻文献在实际工作中的收获为例。

　　一是在2009年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为四川新增了上万处文物点，令四川文物点数量从第二次全国普查的全国第六跃升到第三位。宜宾南广长江江心的武侯歇马石上的宋代题刻就是那次专门调查所发现——此为三峡水库建成后涪陵以上长江段唯一新发现的水下石刻。二是大量的清墓碑坊及题刻补充了众多清代湖广填四川家族的翔实史料。碑坊的兴衰和四川清代社会发展节奏同步。三是清代大量表扬架桥修路义举碑刻的发现。如通江小新场、南江红鱼洞两地的多块碑刻生动记载了富裕起来的四川民众乐善好施的高尚情操。而苍溪“寻乐书岩”总共有约两万字上百处的题记，就是一个乡贤捐资公益，资助学校的实物遗存。书岩和附近的牌坊、义田、祠堂、墓地构成了一处全国难觅的乡贤文化景观。四是长宁罗赶庙基本只有废墟，但我们通过尚存的60多块碑刻承载的信息，可以将这座庙200年的初建、扩建、重要宗教活动都弄清楚。据此，这座庙宇的历史发展线索和历史上的辉煌也能大致勾勒出来。以上这些碑刻资料基本都不见于地方志等文献记录。我们以为抢救性保护整理研究这类碑刻，正可以作为保护传统村落、振兴乡村、记住乡愁的重要抓手。

　　重视碑刻文献保护整理更有现实的紧迫性。十多年前国家文物局启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在前期做第二次文物普查成果复查时，发现由于大规模的城乡经济社会建设，特别是公路、铁路、水库修建，已令不少文物点消失，而碑刻文物在消失文物中占比较大。即使是没被损毁的，被盗事件也时有发生，加之常年风吹雨打，碑体风化严重，许多文字漫漶不清，保存状况堪忧，亟须采取措施加以保护。我们的专家曾定点定期观察一些清代碑坊，发现仅十年前后，保存状况差别很大：十年前照片一清二楚，十年后却风化过半。以上数种破坏因素叠加，抢救性保护整理研究确实刻不容缓。

　　碑刻文物保护整理是一项系统性大工程，虽然做起来困难不少，但只要行动起来，相信总是能达到目的。以先行一步的四川为例。四川省文物考古院率先自拟行动计划，并积极付诸实施，有了初步成绩后，得到省级财政专项支持，只用了三年时间就拓录全省野外碑刻5万通21万张，完成了预先设定的主要目标任务。特建议：首先开展全面摸底调查，对所有有价值的碑刻进行详细记录，主要是要进行照相、拓片，择其中重要的进行数字化信息采集。然后在室内进行整理研究。整合历史碑刻资料，建立碑刻数据库。出版碑刻资料丛书。既集中又分散保存碑刻拓片文物资料。有条件的地方尽可能做好展示，进而建设碑刻资料为主的专题博物馆。碑刻拓片进馆，正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一些博物馆文物缺少的窘况。四川文博系统第一次馆藏文物调查结束时，有文物标本资料100万件。经我们团队三年努力，陡然为其增加达20万件以上馆藏品！

　　抢救保护碑刻文物时，在运用传统的文物调查采集方法基础上，必须尽可能采用新方法新技术，前文已经提到，在此特别强调。可能有人以为汉唐之前的名碑资料前人已做过无数次考察和拓录研究，不会有什么新发现。但若用新技术则不然，例如，我们用石刻微痕提取技术采集山西艺术博物馆的一块北周石碑的文字信息，让一块看不见、摸不着、拓不出一个字的碑，清晰地呈现出300多个字的完整碑文。同样用该技术让泸州考古出土的汉代石棺，显现出所有人都没有看出来的一行有年号的榜书。类似的例子在青海、河南、湖南都有。所以我们有信心说不论是早期还是晚期的风化碑刻，若用新技术采集信息，必有重大发现，这也是需要重视碑刻文献的一个主要原因。再者，建立数据库是抢救保护碑刻的重要工作内容，也是新时期碑刻文献资料整理的基础工作，唯其如此，该项工作才有现代意义。有了数据库，碑刻保护、整理、研究、展示、特别是让它们“活起来”的前景就无限广阔了。当然在目前阶段，数字化采集成本较高，并非每一通碑刻都必须数字化，对比较重要的、风化严重的、国家严格禁拓的才以数字化技术采集，而且必须以石刻微痕提取技术才能获取消失信息。

　　总之，祖国大地上星罗棋布的碑刻文物，有海量的历史文化信息。据我了解，至今并未引起许多地方的足够重视，因而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利用。比如很多碑刻和碑刻资料当地地方志里都没记载。如此重要的资料、珍贵的遗产，理当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加以调查保护整理，以抢救性整理为契机，让其在我国文化根脉延续、文化强国建设、文化自信提升上发挥出本该有的重要作用。

　　（作者系南方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