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石刻字的传统溯源于先秦，在历史上以墓碑、颂功、记事、刻经等形式生成大量碑刻文献。有清一代，多民族交往与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满、蒙古、回、藏、锡伯等民族不但承续了撰碑立碣的中原文化，而且开始使用汉文与多民族文字合璧撰写碑文，其数量之庞大、内容之丰富，为中外王朝所鲜见。多语合璧碑石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遗产，是历史上我国多民族相互接触、不断融合，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员的有力例证，也是满学研究中有待进一步挖掘的专项领域。

　　多语碑刻呈现不同历史样貌

　　清代多语合璧碑刻具有分布广泛、数量庞大、延续时段长的基本特点。据《北京地区满文碑刻拓片总目》统计，目前仍存世的多语合璧碑刻近800通，其中北京保有量最多，其余分布在河北、辽宁、四川、新疆等地区。碑文文字已知有汉文、满文、蒙文、藏文、察哈台文、托忒文、梵文、拉丁文、俄文，根据碑文功能及使用对象的不同，选用从二体（两种语言）到五体合璧不等。从天聪四年（1630）辽阳的满汉合璧《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起直至清末，多语合璧碑刻上篆刻了中国晚近三百年历史的侧面。

　　多语合璧碑刻的使用范围广泛，内容丰富：“记事赞功类”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碑》，乾隆帝以汉、满、蒙、藏四语记述他出兵勘定天山北部的经过，并阐述了清朝对西北边陲“因地因俗而治”的安定治理政策。“哀诔纪念类”为逝者“记录其事、表彰其善、褒赞其行”，使用对象囊括有功于国家的满、蒙、汉、藏、回、朝鲜官员以及部分对中西文化交流贡献突出的来华传教士。“寺庙观堂类”涵盖寺庙修建、香会活动、舍屋舍地、宗教思想等，体现出各民族在宗教信仰和精神文化上的交流日益密切，内容最具个性化。此外，多语合璧碑刻还记载了封赠制祭、御旨榜文、造像题记、诗词杂文等，为清史、满学、民族关系史等领域提供了丰富、系统的资料和广阔的研究空间。

　　多语合璧碑刻价值独特

　　碑刻史料因其即时镌刻、难以修改等特点，经比勘互校，可为研究者提供更为准确完整的史料，而多语合璧碑刻则堪称石刻文献中的瑰宝。

　　独特的文献学价值。石碑由于风化等客观原因极易漫漶，有碍于通读理解。多语合璧碑文具有“同义不同文”的特点，通过多种文字互相勘对，从而达到补全缺字、通畅文义的作用。康熙元年（1662）满汉合璧《太平宫碑》，记述了清初京师满洲旗人吴达礼对道教娘娘从了解、接受到信仰的史事。其中汉文部分多处缺泐，而通过对满文部分的翻译，恰好补全了缺失的重要内容。如蟠桃宫的具体位置在东便门内“桥南”（kiyoo i julergi），以及对吴达礼还愿时“重建”（dasame weileme）殿房等信息。此外，多语合璧碑文亦有记载差异、详略之别。在《御制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中，汉文碑文载罗卜藏丹津窜匿荒山“自二月八日至二十有二日”，而满文部分则记为“自二月八日至十五日”，记载相差七天。

　　独特的语言学价值。通过对碑文词汇的索引，语言学家可以纵向研究不同历史时期词汇构成特点，为保护濒危语言提供体系化的素材。如满文碑对“庙”和“碑”的翻译，在清初碑刻中多使用“miyoo”和“bei”的汉语音译借代，随着乾隆朝对满文的规范，这两个词则更多选用了标准化满文“juktehen”和“eldengge wehe”。在满文避讳和碑文提行的格式上，也经历了从不拘小节到逐渐规范的过程。同时，多语合璧碑刻显示了语言之间的特点差异：在同一通碑上，汉文用词繁复、行文华美、典故较多，而满文则词义简单明了、表意直接、较为口语化。如康熙元年《太平宫碑》碑阳后半部有十句赞语，汉文以“翠冠霞帔，璀璨绮靡”称颂王母娘娘的美善灵验，其四字对仗，引经据典，具有楚辞体的特征；而满文则作“好看的帽子，显眼的衣服，闪闪绿光灵妙的样子”，十分简洁易懂。

　　关注“芸芸众生”的历史。官方活动和贵族世家历来是历史文献的主角，而普通人所在的社会、宗教、文化则多难以描画而淹没。多语合璧碑刻的立碑人既有皇族贵胄，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与官方文书的制式与规整不同，这些文字带着浓厚的个人文风与真挚的情感，记载着参加香会、辐辏捐资以及舍地舍屋等日常生活，让其人其事活灵活现地展现于读者眼前。如道光三年（1823）满汉合璧《关帝庙碑》，记载了圆明园镶红旗护军合旗官兵对关帝叩首焚香、崇敬有加、齐心修建关帝庙之事，碑阴还记载了大量参与捐资的题名，为京师满、汉旗人关帝信仰研究增加了生动的实例。

　　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多元性，这与多民族之间的频繁交流密不可分。多语合璧碑文的大量出现，是各民族和谐、和平、团结发展的重要例证，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奉行兼容并包、民族语言文化平等的民族文化政策。重视多语合璧碑刻研究，对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增加民族凝聚力、解答当下民族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保护多语文化遗产 传承冷门绝学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多语合璧碑刻”既是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弘扬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有力支撑。近年来，文物管理部门的保护力度不断增强，但仍有碑石扑倒于道、淹没于山野农田。特别是保有碑刻数量最多的北京，随着《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2035年）》的出台，老城整体保护工作得到进一步推进。规划提出扩大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如保护好胡同、四合院、名人故居、老字号，但并未明确将多语合璧碑刻文物纳入保护范围。

　　“多语合璧碑刻”研究属于满学（Manchulogy）的研究领域。发端于17、18世纪欧洲的满学，为一门国际性显学，在中国、日本、俄罗斯、美国、德国等许多国家都有深厚的研究传统。在王鍾翰等几代学者的努力下，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多语合璧文献愈加重视。刘小萌的《关于江宁将军额楚满文诰封碑》以一块纯满文诰封碑为材料，研究额楚的身世、满文碑刻形制等内容。《北京地区满文碑刻拓片总目》一书收录了北京学术单位的满文石刻拓片746种，为满文金石学的里程碑。然而，目前的研究现状与充分利用多语合璧碑刻的预期还相差甚远。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点：

　　其一，学术关注低，研究群体小。在以往出版的碑刻资料集中，多语合璧的碑刻大多仅录入汉文碑文，满、蒙等少数民族文字作为汉文的副本以“略”字代过，使得碑文内容大大“缩水”。受语言能力的制约，少数民族文字在没有转写、翻译的情况下，很多研究者难以掌握和释读，致使研究群体较小。

　　其二，研究难度大，成果产出难。碑文拓片的识读和翻译，是多语合璧碑刻的利用难点之一。石碑多为露天保存，风化现象非常普遍；石碑传拓的技艺良莠不齐，使得部分拓片难以辨识。此外，碑刻的收藏和管理单位复杂、收藏标准不一，也使得整体研究受到一定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具有国际视野的满学研究，让世界认识到中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浩如星海的多语合璧历史档案展现的是开放、包容、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作为中国学（即海外所称“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满学与蒙古学、藏学等绝学领域地位相当，然而从研究的关注度来看，它又是绝学中的“冷门”。如何基于以往学者的积累，让满学研究有人做、有传承，将满学研究的学术中心地位牢牢地留在中国？认真夯实研究基础，充分挖掘和利用如“多语合璧碑刻”一样不为学界熟知的珍贵文献，加强国际学术交流，这是留给当下研究者的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