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那么，何谓简牍？简牍学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新时代如何推进简牍学进一步发展？为深入了解简牍学的“前世今生”，我们专访了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陈伟教授。

　　简牍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

　　《中国社会科学报》：陈教授，您好!您从事简牍学研究30余年，请您谈谈何谓简牍？为什么说简牍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

　　陈伟：人们往往用“故纸堆”指代古旧学问。然而在简牍学面前，这个字眼却显得如此稚嫩。因为简牍盛行，以及对于前代简牍发现、研究的早期经验，都发生在纸张普遍用于书写之前。

　　简牍大致是指书写在竹、木片上的古代文献。《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诗·小雅·出车》说：“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商代，至迟西周时已在使用简牍，盖无疑义。春秋以后，典籍中有关简牍的记述甚多。《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弑庄公，大史兄弟冒死直书。“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史记·孔子世家》记夫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削”是删改简牍文字的用语。《太平御览》卷六○六录《风俗通》佚文：“刘向《别录》：‘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折蠧，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亦治也。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在解释“杀青”的同时，还揭示了刘向典校皇家藏书，先用简册勘定，再过录到帛书的流程。《论衡·量知》更描述了简牍制作和使用：“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初学记》卷二十一“纸第七”录《桓玄伪事》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在东晋末年纸张成为官定书写载体之前，简牍长期与甲骨、金石、缣帛等并用。由于材料容易获得，制作、书写简便，可以编连成册承载大篇幅文献，还可通过刻齿、剖符、封缄以附加防伪、保密等机能，简牍是当时最为通行的书写载体。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简牍发现，始于20世纪初。其后简牍实物层出不穷，迄今已发现200多批，总数超过30万枚、300万字。这些简牍的年代主要在战国以至秦汉魏晋时期，最早一例是公元前433年或稍晚入葬的随州曾侯乙墓竹简。这与典籍所见简牍行用年代的后半部分符合。春秋以前的简牍，由于时代久远，可能还有埋藏条件的原因（如墓葬深度、填土等），更不易保存，目前尚未能得见。

　　汉代以降，前代简牍的再现，不绝于史。其中最重要的，当是伏生发壁藏《尚书》、鲁恭王发孔壁中书，以及不准盗发汲冢书。《史记·儒林列传》记：伏生故为秦博士，“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汉书·刘歆传》录移书太常博士亦记此事说：“《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汉书·刘歆传》录移书太常博士又记道：“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晋书·束皙传》载：“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可见汉晋学者对前代简册整理、利用的范式，实与当今略同。

　　简牍学发展新阶段的主要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20世纪末开始，简牍学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请您谈谈简牍学发展新阶段有哪些显著特征？

　　陈伟：对中国简牍学史的分期，学界认识未尽一致。大约从20世纪末开始，简牍学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相信是很多同行都有的感受。简牍新时代的特征大致有五：

　　第一，简牍呈加速度态势出土。大概主要受基本建设规模的影响，简牍发现的频率明显加快。在楚简方面，2009年，湖北江夏丁家嘴两座楚墓出土竹简约100枚；2010年，荆门严仓獾子冢，出土楚简700余枚；2014年，湖南湘乡三眼桥1号井，出土楚国县衙文书简册700多枚；2015年，湖北荆州郢城遗址之南的夏家台106号墓，出土楚简400余枚，其中有《诗经·邶风》和《尚书·吕刑》；2018—2019年发掘荆州龙会河北岸楚墓，出土竹简300多枚。秦简方面，湖南龙山里耶1号井，2002年出土简牍38000余枚，其中存有字迹的大约17000枚。其内容大多是秦代迁陵县廷与洞庭郡府和下属官署、三乡的往来函件以及簿籍、符券。2005年，里耶古城的北护城壕11号坑中又出土51枚简牍，属于秦代的户版。2013年，益阳兔子山多个古井出土秦汉简牍，其中9号井出有秦二世即位诏书。汉晋简牍发现最多，其中数量较大的有：2000年出土的随州孔家坡汉简；2002年出土的荆州印台汉简与花海毕家滩魏晋墓简牍；2003年出土的长沙走马楼8号井西汉简牍与郴州苏仙桥三国吴简；2004年出土的荆州松柏1号汉墓简牍、天长安乐纪庄19号西汉墓木牍、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西汉木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以及郴州苏仙桥西晋木简；2007年出土的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简牍与荆州谢家桥1号汉墓简牍；2008年出土的永昌水泉子5号汉墓木简；2010年长沙五一广场出土东汉简牍；2013年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竹简医书，同年所出益阳兔子山简牍中两汉遗物最多，包括新近刊布的惠帝时期的律目木牍；2015年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000多枚，有《诗经》《春秋》《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2018—2019年发掘荆州胡家草场12号汉墓，出土简牍4600多枚。

　　在这期间，还有多批重要的流散简牍得到研究机构收藏，如上海博物馆1999年、清华大学2008年、安徽大学2015年入藏战国楚竹书，湖南大学2007年入藏秦简，北京大学2009年入藏汉简、2010年入藏秦简牍。

　　简牍持续、大量出土，不断完善这种特殊文献的年代序列，充实其类别，往往在同类、同种文献中出现横向或纵向关联的文本，为文献学、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更大空间和更多可能。

　　第二，简牍整理专刊密集出版。21世纪以来，简牍整理专刊密集出版的情况让人印象深刻。以单本刊行的有《九店楚简》（2000）、《长沙楚墓》（2000）、《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2001）、《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2001）、《新蔡葛陵楚墓》（2003）、《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2004）、《额济纳汉简》（2005）、《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2006）、《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2006）、《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2007）、《天水放马滩秦简》（2009）、《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2012）、《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2020）。多卷本陆续刊行的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9卷（2001年以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10卷（2010年以来）、《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1卷（2019）、《里耶秦简》2卷（2012年以来）、《岳麓书院藏秦简》6卷（2010年以来）、《肩水金关汉简》5卷（2011—2016）、《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5卷（2012年以来）、《悬泉汉简》1卷（2019）、《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4卷（2018年以来）、《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9卷（2003年以来）。

　　这一期间，已刊简牍再整理的成果也很丰富。例如《龙岗秦简》（2001）、《二年律令与奏谳书》（2007）、《甘肃秦汉简牍集释》四种（2013—2020）、《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4卷（2011年以来）、《秦简牍合集》6册（2014）、《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7卷（2014）、《居延汉简》4卷（2014年以来）。

　　第三，专业集刊和学术网站兴起。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1985年创刊，是出土文献类集刊的元老。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今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编《简牍学研究》均于1997年创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均于2006年创刊，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出土文献》2010年创刊（2020年改为期刊）。这些集刊能够刊载学术期刊大多不喜采用的文字、文本考释性文章，为推进简牍整理、研究作出了独特贡献。

　　庞朴先生在2000年初创办的“简帛研究”网，以及继起的武汉大学“简帛网”（bsm.org.cn）、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gwz.fudan.edu.cn）、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站（ctwx.tsinghua.edu.cn），在发表学术论文和研读札记方面，快捷及时，并持续更新，为一般学术网站所鲜见。

　　第四，新技术全程覆盖。所谓全程覆盖，是指从简牍揭取、清理、脱色、保护、拍照到整理、印刷的各个节点，都得到新设备、新技术支持，从而能够获得更高质量的简牍实体及其影像，以呈现给学界和社会。

　　南方出土的简牍长期埋藏于地下，受到各种微生物、酸、碱、盐和地下水等多种因素的侵蚀。出土后受到光照、空气的影响，变成深褐色，使得字迹难以辨认。脱色是采用化学的方法，改变发色物质的结构，让简牍回复到起初的颜色。仰天湖25号墓竹简1953年7月发掘，次年发表未经脱色的照片，1957年发表经草酸处理的比较清晰的照片。这大概是脱色技术在我国出土竹简上的早期应用。用草酸脱色在较长时间内成为主流方式。但草酸的酸性对简牍损伤大，处理后有严重的反色现象。近二十年来，文物保护专家摸索出连二亚硫酸钠法、低浓度的过氧化氢法等更加有效的方法。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利用连二亚硫酸钠法，对郭店楚简、里耶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虎溪山汉简、孔家坡汉简、走马楼吴简等多批简牍进行处理，均取得良好效果。

　　拍照之于简牍，在20世纪初即得到应用。最近几十年，常规拍摄的设备、技术长足发展，数码相机和红外成像设备更不断改进和推广，使简牍学界受益良多。红外线能够感受到渗入简牍内部的墨迹，对于表面有污渍、损伤或者墨迹脱落的情形，往往可以比常规拍照捕捉到更多的信息。居延汉简停留香港期间，研究者曾用红外线底片加红色滤镜拍摄字迹不清晰的简牍，效果不够理想。对曾侯乙墓竹简也有这方面尝试，效果亦未佳。日本学者较早使用红外成像设备拍摄木简。1990年，“中研院”史语所从日本购得佳能红外相机，拍摄居延简牍，1998年出版《居延汉简补编》。复旦大学开发出红外设备，1995年、1996年曾分别用于对龙岗秦简和尹湾汉简的观察。1995年10月，香港北山堂基金会将一套红外摄影设备捐赠给湖北省博物馆。2001年，武汉大学与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用以拍摄楚简红外图像。2003年、2009年，早稻田大学工藤元男教授与芝加哥大学夏含夷教授、夏德安教授相继向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赠送日本滨松产红外成像系统和富士产数字红外相机，在楚简、秦简两个教育部攻关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些年，多家研究机构购置了红外扫描仪或红外相机，红外设备在简牍图像获取中得到越来越普遍的应用。对张家山汉简，李学勤先生曾指出：“地下保存状况不像性质类似的云梦睡虎地11号墓秦简那样完好，摄影遇到不少困难。由于字迹有些很不清晰，更为辨识考释造成种种障碍。特别是若干关键性的词语，字形宛在而一团模糊，每每竭尽目力仍难确认。”而在采用红外影像的《二年律令与奏谳书》中，字迹清晰度多有显著改善。

　　第五，多种基金支持。由于国家财力增强，简牍类整理、出版项目，有机会得到各种研究或出版基金的支持，从而能够顺利完成并高质量出版。新近启动的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相信会为简牍学科的发展，营造更加稳定、可靠的环境。

　　兼顾质量与效率  加强跨学科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请您谈一谈简牍学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如何推进新时代简牍学的发展？

　　陈伟：上文列举的简牍整理专刊，有的从出土或入藏到整理、出版，只用了几年时间，显示出相当高的工作效率。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有些重要的简牍资料，发掘出土数十年仍然未见系统著录。这些珍贵资料迟迟不能面世，延滞了研究进程。更重要的是，随着时过境迁，有的资料和记录有可能脱失以至损坏，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追求著录成果的质量，当然应该是所有简牍整理者的工作目标。不过，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任何一批内涵丰富的出土文献，都会在原始资料公布之后有一个历时较长、由较多学者参加的讨论过程，如此才能在文本复原与解读方面达到较高的水平，形成大致的共识。战国秦汉简牍资料，由于文字辨识、缀合、编连上的难度，尤其如此。那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愿望或期待，是很不切实际的。以往对居延汉简、包山楚简、郭店楚简的讨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下对于清华楚简、岳麓秦简、里耶秦简的讨论，还在持续给出新的证据。初次著录的释文，由于整理者学识和所费功力不同，诚然有高下之别，但作出“定本”则几无可能。而能够提供翔实的发掘、清理记录和尽可能清晰的简牍图版，编次、释文大致无误，应该就可以称许为“善本”。

　　作为先秦秦汉魏晋时期知识、信息的主要载体，简牍文献几乎涉及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一般典籍的整理，在简牍学、文字学的素养之外，还需要有足够的文献阅读和知识准备。而对于专门领域的文献，比如法律、经济、军事，以至算术、医药、天文、历法，还应该加强相关方面的学养，或者与相关专业的学者合作推进。在这个意义上，跨学科作业可以说是简牍学的内在要求。

　　郭店简《性自命出》第34、35号简有一段话，1998年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简》有几个字未能释出，内容方面也未给出注释。作为思想史学家的庞朴先生，在《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发表题为《初读郭店楚简》的论文。他写道：“我读了两遍以后，便发现一些与传世文献相同相通的地方，由于未曾互勘，遂时有不识、误读、错接等情况发生，有待更正。”他举的第二个例子，便是《性自命出》第34、35号简。庞朴先生指出：“这一段文字，和《礼记·檀弓下》子游谈礼道的一段话很相似，子游说：‘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品节斯，斯之谓礼。’子游这段话，历来很费解。因为它本是回答‘丧之踊’的，却从‘人之喜’谈起，一环一环，最后到了悲之极的踊。……加上版本不同，句子互有差异，所以一直没人能弄清楚这段话的准确意思。现在好了，我们把文献和文物合起来看，真正看到了一副合则双美的情景：竹简上不认识的字，马上全都可以认识了；文献中不好懂的意思，顿时也就豁然贯通了。它们的底本，大概是这样的：‘喜斯陶，陶斯奋，奋斯咏，咏斯猷（摇），猷（摇）斯舞。舞，喜之终也。愠斯忧，忧斯戚，戚斯叹，叹斯抚，抚斯踊。踊，愠之终也。’”庞先生还对简文中释为“舞”“抚”二字作出说明，接着说：“其他的‘戚’‘叹’‘踊’字，参照文献，很自然便都能认出了。”

　　作为《郭店楚墓竹简》一书的审订者，裘锡圭先生2000年3月在东京召开的“文明与古典”研讨会上发表《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一文（刊于《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版；收入《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对此作有严谨、坦荡的回应。裘先生说：“已有好几位学者指出，《礼记·檀弓下》所记子游论礼之语中，有与上引简文大体相同的话……把上引简文跟《礼记》此文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简文‘’应该读为‘舞’。……我在《郭简》中怀疑此字当释‘迮’，完全错误。隶定为‘’之字应释为‘慼’。‘慼’‘戚’古通。‘戁’当读为‘叹’，‘通’当读为‘踊’。”裘先生省思说：“如果不知道它们可以跟传世古书相对照，释读时就非常可能犯本不应有的错误。我们对古书不够熟悉，编写、审订《郭简》时检索工夫又花得不够，犯了不少这类错误。”

　　两位大学者的论述，对我们教益良多。在简牍整理、研究跨学科思维和方法的运用方面，同样富有启迪。

■出土简牍38000余枚的湖南龙山里耶古城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