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军事发展历史和规律看，军事改革往往是一个国家军事发展的“源动力”。古今中外许多军队通过改革，实现了强军富国。但同时，也有不少军队不仅没有达到改革初衷，反而因为改革失败而导致军队败落、政权垮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情形。

　　军队政治属性被改变

　　军队领导权问题，是一支军队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一般意义上，军队使命在于维护、巩固统治阶级政权，其军事改革从根本上也是政治上层建筑的内部调整，是统治阶级为了提高军队打赢能力、巩固自身统治而主导的军事行为。所以，强化军队的政治属性是改革成功的最基本前提。但有的军队恰恰经过改革，被敌对势力从统治阶级的手底下拉出去，军队变了性质，这是改革的最大失败。苏联推行改革“新思维”，在军队内部取消党代表和政治机关，致使军队脱离了党的领导，因而使苏联红军成了反对势力的“工具”，关键时刻调转枪口向苏联共产党下手，结果使军队自身生存成了问题，官兵纷纷离开，武器装备废弃，战斗力遭到严重削弱。

　　军事制度“碎片化”

　　改革的痼疾就是对利益固化的破除，这要靠以体制编制为核心的科学军事制度来规制。晚清军事改革之所以不彻底，就在于难以突破利益藩篱，改革派屈服于封建统治集团压力，宣称所谓的“中体西用”，实际上是典型的利益固化行为，将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落后的军事指挥体制“预设”为先进制度，极大地阻碍了军事变革推进。被称之为“约瑟夫难题”的制度固化还体现在火药的发明与使用上，火药在源发地中国没有完成促动军事变革的重任，却在遥远的欧洲引发了军事变革，这其中就是军事改革无法打破利益固化的阻遏。先进军事技术遭遇到了封建社会固化的制度，其转化为战斗力的路径被堵塞了。“两伊”战争时，伊拉克、伊朗都装备了先进飞机、导弹等，但却打了一场类似“二战”时的战争，这也是先进武器遇到了落后军事思维、固化军事编制和僵化指挥体系的必然结果。以上这些改革，无一例外都是军事改革中新的制度设计无法触动固化利益的结局。

　　军事改革权威“空虚化”

　　军事改革的核心是军事利益的调整与切割，必须以法治化来做强力保证。能不能寻求改革的法理依据，激发体现法治权威的改革意志，将决定军事改革的成败。作为重要的军事技术输出国，乌克兰早在2004年就启动了旨在推进军事现代化的改革，包括更新装备和指挥系统、改革兵役制等，但因军事改革的权威性严重不足，改革规划被随意调整、矮化，致使目前的乌克兰军队士气低迷、战斗力低下，打击东部民间武装陷入僵局，宣告了军事改革失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越战”后美国将军事改革纳入整体国家战略统筹进行，由最高决策层主导、倾力推进，虽历经多任总统、国防部长，始终保持了军事改革的权威性、动态性，保证了美军在新军事变革中始终挺立潮头。实际上，任何一项改革，如果改革起意随意，实施过程缺乏法治约束，改革成果又不能用法确定下来，那么改革很可能会夭折。

　　军事能力“真空化”

　　改革之目的是提高军队的打赢能力。但军队改革是一个复杂系统过程，往往要历经“破”“立”交织的困顿与“浴火重生”的艰难，其改革效益的释放也是一个缓慢过程，有时甚至是以暂时牺牲战斗力为代价换取军事改革长期效益。但由于对军事改革的规律特点、时机把握不准，造成“自废武功”的例子有不少。一是缺乏把握改革机遇的能力。主要是对世界军事发展潮流、国家面临现实威胁和军队现时的能力需求把握不准。“一战”后，法国无视坦克发明后陆军作战样式的变革，仍陶醉于传统阵地战，斥巨资修建“马奇诺”防线，结果在德军强大的陆上突击力量面前一无是处，成为军事思维守旧僵化的典型。战争的秘诀在于“变”，任何军事改革如果痴迷于以往胜利的思维、办法，都只能成为下一次战争失败的沉痛教训。我军以往的传统优势战法，也必须经历现代战争的淘选与发展，否则只能成为历史包袱。二是缺乏总体运筹改革的能力。就是军事改革的“路线图”发生偏差。改革究竟先改什么、后改什么、重点改革什么，不仅是一个改革顺序和步骤的问题，更是一个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一战”后，英国面临海陆两个方向的军事发展抉择，为了稳固海上霸权，英国决定优先发展海军，又将“巨舰大炮”的战列舰置于优先地位，忽视航母、潜艇力量建设；在陆军发展上，忽视以坦克为核心突击力量，这就使得英国军兵种发展顺序、资源投向背离了当时军事变革潮流，这就是后来面对德国处处被动的“祸根”。实际上，战争的对抗性决定了双方都在追求以己之强击敌之弱、以己之弱避敌之强。这种情况下，决定一支军队命运的往往不是自己的“强点”，而是与对手博弈后的有效军事实力。如果改革不能发展有效军事实力，表面再轰轰烈烈，结果必然是失败的。英国就是因为不识军事潮流，盲目在自己的“强点”上做文章，耗费资源建造的庞大战列舰编队，成为了德国海空军的“靶子”。

　　改革主体的蜕变与退却

　　改革是改革主体的自我革命行为，有时候改革要取得成功需要主体付出比革命更大的牺牲。分析军事改革失败教训，最大内因就在于改革主体自己出了问题。一是靠“强人政治”、专制高压推行的改革“人亡政息”。商鞅变法曾取得很好的短期改革效益，其军事改革主要是针对奖励战功办法，规定“凡是没有立过战功的贵族一概废除名位、级别和官位”，这一条触动了贵族集团的利益，当改革强力支持者秦孝公死后，改革反对派卷土重来，以车裂之刑处死商鞅，改革遂告失败。这警示我们，改革的正向效益与改革主体命运没有必然联系，如果缺乏坚实的民意基础，不能有效压制反对派反扑，改革主导者一旦遭遇不测，改革即使取得成效，也一样功败垂成。二是改革主体的退却与屈服。晚清军事改革，当时改革派力主全面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武器、军事思想和体制编制，却受到封建顽固派的坚决反对，被迫屈服压力，只在“器物”上做文章，导致改革“小打小闹”，抓不住根本。三是改革主体的自我蜕变。改革集团因为自身的阶级局限性，致使其他矛盾冲击甚至阻断了军事改革的进行。封建社会进行的军事改革，一般都与维护统治者自身专制政权结合在一起，有的通过军事改革强化了政权，有的却因为权力斗争而导致军事改革失败。赵武灵王进行的以“胡服骑射”为主的军事改革，改变了游牧民族的战斗力生成模式，使赵国迅速获得与强秦相抗衡的军事实力。但后来赵雍失去持续改革的锐气，陷入选定接班人的权力斗争之中而被杀，导致军事改革最终失败。任何改革都犹如“逆水行舟”，持续改革能力是确保改革成功的必要前提，改革一旦出现松劲、停滞，不仅改革成果难以深化，而且已有成果也将丧失。

　　历数诸多改革失败教训，我军改革尤需警惕。一是用打仗来凝聚改革意志力量。可靠的军事能力始终是国家安全“全天候”的刚性需求。要坚持“两只眼睛”同时睁开，既要盯着改革本身，更要盯紧安全形势变化，千万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改革上，而忘记了“为什么改革”这个根本出发点。许多改革偏了方向、导致失败，就是远离了打仗的核心需求。要贯彻强军目标要求，解决好“听谁指挥、为谁打仗”和“打什么仗、怎么打仗”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关键在于军委要把军级以上单位主官牢牢抓在手中，关键在于保持军以下作战部队的绝对忠诚可靠、绝对集中稳定，这是保证军事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和深化军事改革的“定海神针”。二是以反腐为牵引坚决破除利益固化。打破利益固化藩篱是确保我军消除利益“牵绊”，坚决听党指挥、服务人民的根本所在。在反腐大潮面前，一些腐败分子蛰伏起来，以拖待变，惶惶求自保。要警惕这部分人当改革中遇到困难时，纠合内外部反动势力抵制、反对改革的危险，对他们要用法治、用专政的手段进行持续高压控制。同时，要把改革作为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常态，以构建适应现代战争能力的体制编制为根本指向，通过改革来理顺军事利益关系，防止一些部门、一些人形成新的利益固化。三是把改革置于时代潮流之中。改革发展是当今中国的主题。社会转型是军事变革的深层背景，国家总体改革是军事改革的“托底工程”，为军事改革提供强力支持。要引导官兵树立“改革无止境、无穷期”的改革常态化观念，消除部分官兵改革面前思想过分活跃或内心恐惧的问题，最大程度减少改革对军队战斗力生成的负面影响。要真正把改革的成效转化为大家支持改革的力度，改革举措落不到官兵身上，就难以转化为对改革的支持和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四是构建科学的改革路线图。要把军事改革的目的真正放在优化军事关系、最大限度激发与释放战斗力上。要加强顶层设计，保持改革权威性，同时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敢于以试错的心态积极推进，综合考虑军事能力的保持、应对现实威胁需要，把住诸如指挥能力、联合能力等对军队打仗具有“定乾坤”影响的重点来展开，瞄准深化改革方向，坚持重点突破、全面提升，确保改革顺利进行。

　　（作者单位：济南军区71901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