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变革是一个以军事技术发展为基础，通过不断创新，进而推动军事体系变革的综合演进过程。当代军事变革，是以信息技术发展为基础和支撑，全面推进军事体系重塑过程，是军事发展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变化最深刻的全方位变革，是一个庞大的综合性系统工程。

　　以体制结构改革建构新型军事体系

　　当代军事变革有四大主要因素：一是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先进技术和武器装备发展；二是军事理论尤其作战理论创新；三是以创新军事理论作指导把各系统和系统要素结构起来，使其更好发挥作用的体制性结构性改革，即军事体系重塑；四是官兵素质提升。这四大因素共同作用，构成推进军事变革的整体合力。从总体上看，先进技术和武器装备发展是前提。每次军事变革总是以技术进步和武器装备发展为发轫，技术发展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创新军事理论，进而提出体制结构改革要求。所有这些，都是以官兵素质大幅提升，包括新理念形成、新技术掌握、使命担当意识强化以及综合能力提升为内在动力。其中主要和关键环节，是军事领域体制性结构性改革。只有通过体制结构改革，才能实现重塑军事体系目标，从而实现军事领域整体飞跃。

　　军事发展史表明，任何一次军事变革的实现，都有赖于新体制编制建立及系统结构优化。新型军事体系建构与重塑，包括科学的体制编制，也包括各系统要素的科学配置组合。体制编制及其内在结构是发挥人与武器装备整体效能的杠杆，是连结军事技术与军事理论的纽带。一支军队的技术、装备和人才等优势，只有融入科学体制编制及其内在结构，才能创造出最佳战斗力。没有相应的体制结构改革，军事变革只能停留在技术层面，难以深入下去。更严重的是，它有可能使军事变革陷入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成为所谓的“非技术瓶颈”。实践中，这种非技术瓶颈制约来自多方面因素，尤其是政治性因素，就有可能成为导致变革失败的重要原因。因此，体制编制及其内在结构制约是根本性的制约，也是最具消极性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体制结构改革是军事变革最具实质意义的阶段。

　　体系对抗：由平台中心战向网络中心战演进

　　当今时代，军事体系正从传统机械化向信息化整体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战争成为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并由平台中心战向网络中心战演进。作战体制联合化、指挥体制扁平化、作战要素模块化、作战平台一体化成为大势。由此带来的，是军事体制结构的深刻变化，作战编成向模块化、一体化、多样化转变，指挥体制由垂直树状式向扁平网状式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化，战斗力核心要素，由机械化战争主要是机动力、打击力，向信息化战争主要是信息力、结构力演进。技术先导、系统集成成为战斗力生成的基本路径和要求。信息力，是信息快速准确流动能力；结构力，也可称体系力，是着眼有效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任务，通过要素科学组合，适时建构起最佳作战体系的能力。体系对抗、系统集成的要求，使这种结构力变得越来越重要。可以说，信息化条件下，军事领域的体制结构时代差比技术时代差更可怕。因为技术时代差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来弥补，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而如果存在体制结构时代差，即使有与对手大体相当的技术和武器装备，不能构成相应体系与系统，也难以进行有效体系对抗。

　　目前信息化战争进入体系对抗阶段，每个行动都已成为一体化联合作战完整体系，需要陆海空天电，以及侦察、情报、决策、指挥、训练等完整链条支撑。在这个体系中，能否把诸多要素有机结构起来并充分发挥功能作用，成为形成最佳战斗力并实现目标任务的关键所在。

　　体系或系统问题，早在科索沃战争时就已凸显作用。美国F-16与俄罗斯米格-29比较，技术性能不相上下，甚至略显逊色。当年美国举行“红旗”演习，让F-16与米格-29直接PK，结论是，在米格-29面前，F-16显得无力应对。但在科索沃战场上，F-16先后打下南联盟骑士中队共装备16架米格-29中的11架（一说10架，还有1架自己坠毁），有的米格-29刚升空便被击落，而米格-29却未能击毁1架F-16。原因在哪里？在于北约的预警系统。因为从整个体系看，北约作战体系远优于南联盟。两虎相争胜在体系。这就是体系的威力、结构的力量。

　　目前中国军事发展，总体上处在以发展先进技术和武器装备为主要任务阶段。进入新世纪，我们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还存在明显不足：首先，军事理论创新还缺乏较大突破。其次，官兵素质提升主要是掌握新知识新技术层面，对于创新的军事理念、联合组织指挥能力等，有待提高和强化。最后，对军事领域体制结构改革，或者说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还未真正启动和大幅展开。

　　当今中国加快推进军事改革步伐需要着重以下认识。其一，当今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以及由此可能爆发的战争或军事冲突，无论规模大小、强度高低，一定是多种形式安全威胁，是信息化条件下以联合作战为主导的多种作战样式；即使是以某一军兵种为主，也需要新型作战体系支撑。这是考虑所有军事问题的基本前提。其二，信息技术为主导以及先进武器装备平台的建设为新型体系构建奠定了基础，这些只有在合理体制结构下，或者说，只有依据使命任务要求构建最佳体系或系统，才能更好发挥功能作用。其三，如何启动军事改革，改什么、怎样改才更适合国情军情，更有利于新质战斗力形成与发挥，有利于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能使命。其四，目前军事领域体制结构矛盾逐步显现，并日益成为深入推进军事变革的重要制约因素。因为制约体系构建和系统集成，在传统体制结构下，不可能构建出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要求的体系和系统，目前作战、指挥、训练、保障体制难以真正联合等，就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制约军事理论创新，制约官兵联合素质和部队联合训练水平提升。

　　从“新军事技术革命”到“军事事务革命”

　　目前还有一种现象，就是试图在既有体制结构下推进军事变革，把军事变革变成军事技术和军事管理层面变革。一种观点认为，未来信息化战争打的是高新技术，只要有先进技术和武器装备就行，用不着花那么大力气进行改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使目前体制结构不作大的改革，等到将来战争打起来或开战之前，只要临时把现有体制联起来，如把几个军兵种联到一块，同样可以进行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这些认识，首先是对当代军事变革尤其体制结构改革缺乏深刻认识，看不清当前军事领域面临的体制结构矛盾及其严重后果。信息化条件下体系对抗，无论规模大小，参战要素有哪些，都是作战理念、体系结构、能力生成的根本性变革，而决不仅仅是传统体制结构下的系统或要素简单拼凑。这种把军事变革仅仅搞成军事技术和管理层面变革的现象，在中国晚清军事自强中就存在，并长期占主导地位，这是当时军事变革错失良机的重要原因。其实，对于当代军事变革，俄罗斯人最早提出的是“新军事技术革命”，而美国人却把它改成了“军事事务革命”。一词之改，表明美国人对这一变革的范围认识更广泛，内涵把握更透彻，因而推进军事改革更自觉。因此说，在信息化条件下，仍试图靠几件高新武器装备打赢信息化战争，试图在不触动既有体制结构情况下赢得多种样式联合作战，是对未来信息化战争的严重误读。

　　（作者系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主任、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