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中国航天科工集团高级技术顾问。然而几十年来他始终隐姓埋名与世无争，直到默默走完他95岁的人生，外界也鲜有人知。

　　他，就是“两弹一星”元勋，导弹专家黄纬禄。

　　我第一次采访黄纬禄是在1999年。那是深秋的一个上午，黄纬禄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一身中山装，端庄得体，笑眯眯眼里透着平静，温文尔雅的脸上尽显慈祥。谈到自己的童年与少年，黄纬禄一脸的孩子气。而一当谈到中国的导弹，谈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黄纬禄立即屏住呼吸，一脸凝重。他说，别人轰炸我们的大使馆，其实就是对中国的一种威胁，而对付这种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赶紧行动起来，尽快研制出我们中国最好的导弹！

　　像黄纬禄这样默默无闻的导弹专家，人民有权了解他，历史应当记住他。于是，在钓鱼岛事件发生后的某一天，我再次走进了黄纬禄生前工作过的那个神秘大院。

　　从竹蜻蜓到V-2导弹

　　黄纬禄在英国一家无线电工厂实习期间，有一天德国的一枚V-2导弹落在了他所实习的工厂，和他一起工作的五个英国人当场被炸成碎片！由于黄纬禄是实习生，可以比正式员工晚半个小时上班，才躲过一劫。

　　黄纬禄“导弹人生”的第一步，与他儿时玩耍的竹蜻蜓有关。

　　黄纬禄1916年12月18日出生于安徽芜湖一个普通的教师之家。六岁那年，黄纬禄被父亲送进私塾读书。刚开始，黄纬禄挺高兴，没过多久，他就没有兴趣甚至有些厌烦了。于是，他常常借故有病偷偷逃学，与小伙伴们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

　　贪玩，是天下所有孩子的天性，黄纬禄也不例外。但黄纬禄与一般孩子不同的是，他在玩耍中常常喜欢动脑筋。

　　当时，黄纬禄最喜欢玩的，就是自己亲手制作的竹蜻蜓。有一次，望着空中飞来飞去的竹蜻蜓，黄纬禄的脑子里忽然涌出一个个的问号：竹蜻蜓为什么能在空中飞？竹蜻蜓靠的是什么力量在空中飞？竹蜻蜓为什么会有飞的力量？竹蜻蜓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接着，他的脑子里又冒出一个大胆的设想：既然竹蜻蜓具有这样的动力，能不能做一个“飞弹”，就用这些竹蜻蜓做动力？比如在前面并排装上几个竹蜻蜓，让它向前飞；顶上装几个竹蜻蜓，让它向上飞；“飞弹”的高低，由竹蜻蜓来控制。竹蜻蜓的动力用橡皮筋来做，竹蜻蜓的底下装一个“炸弹”，在绳子的一端系上一支香，香点燃后再去点燃炸药。这样做出来的“飞弹”，不就可以扔到敌人的阵地上去了吗？

　　这个关于“飞弹”的梦想，儿时的黄纬禄显然无法实现。但后来在异国的上空，他却亲眼看见了一枚实实在在的导弹！那是在英国，时间是1943年。这一年，英国工业协会到中国招收实习生，黄纬禄有幸被选中。他先到伦敦标准电话电缆公司实习，一年后转到马可尼无线电公司，1945年又考上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无线电系，攻读研究生。

　　也许是命中注定，黄纬禄在英国一家无线电工厂实习期间，居然亲眼见到了他儿时梦想过的“飞弹”！当时，法西斯德国常常用V-1、V-2导弹偷袭伦敦，有一天德国的一枚V-2导弹落在了黄纬禄所实习的工厂，和他一起工作的五个英国人当场被炸成碎片！由于黄纬禄是实习生，可以比正式员工晚半个小时上班，才躲过一劫。

　　此后不久，英国军方搞到了一枚没有爆炸的V-2导弹，解剖后放在伦敦博物馆公开展出。黄纬禄听说后，迫不及待地走进了伦敦博物馆，然后围着这枚V-2导弹，转了一圈又一圈。

　　这一天，黄纬禄成为中国导弹专家中最早见到真正导弹实体的人之一。从此“导弹”二字像一粒饱满的种子，悄悄种在了他的心上。

　　1947年9月，黄纬禄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毕业，获硕士学位。本来，他可以留在待遇丰厚的英国。但他心里清楚，刚被日本践踏过的祖国，积弱积贫，内乱频起，民不聊生，急需他这样的科技知识分子回去做点事情。更何况，他当年出国，就是为了回国。“科学救国”，既是他从小的志向，也是他生命的职责。所以1947年10月，他毅然决然，选择了回国。

　　“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是那一代航天人发自心底的誓言；“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是那一代航天人铁一般的纪律。黄纬禄和当时其他许许多多的专家一样，一夜之间便从家庭中消失了，且消失得无声无息无影无踪。

　　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恐怕谁都难忘上世纪50年代。那是一个激情似火的年代，也是一个四面楚歌的年代。那个年代的中国，最需要的武器是导弹、原子弹。但这两样东西美国有，苏联有，中国没有。于是，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1957年11月16日，国防部五院第二分院成立。搞出中国自己的导弹、原子弹，成为当时年轻的共和国的燃眉之急！

　　回到祖国的黄纬禄，原本可以选择做一个象牙塔里的副教授，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一条实业救国的路。他先后在上海无线电研究所、上海华东工业部电信工业局电工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院任研究员，后因国家急需搞导弹的人才，1957年12月，他被正式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二分院。

　　“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是那一代航天人发自心底的誓言；甘愿隐姓埋名，牺牲奉献，甚至在自己的设计图纸上也不留下自己的名字，是那一代航天人的宝贵品质；而“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忠于国家，绝对保密，是那一代航天人铁一般的纪律。因此，黄纬禄和当时其他许许多多的专家一样，一夜之间便从家庭中消失了，从亲朋好友中消失了，且消失得无声无息无影无踪。

　　黄纬禄负责的是导弹控制系统的研究工作。控制系统是导弹的“中枢神经”，在导弹飞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当时在这方面人才奇缺，除钱学森之外，其他专家与导弹几乎不沾边。于是向苏联专家学习，是当时黄纬禄他们的主要任务，具体点说，就是从苏联提供的P-1、P-2导弹的实体学起。

　　1960年眨眼就到了，中国导弹的仿制工作正进入关键时刻，苏联突然釜底抽薪，单方撕毁协议，撤走了在华的全部专家，并带走资料卡断器材。即便如此，中央依然决定，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出中国的“争气弹”！

　　于是，顶着外压内困的巨大压力，黄纬禄和同事们坚持搞导弹。当时，没有大型计算机，只有一部手摇计算机，他们就用人工计算；一遍不行，就算十遍；十遍不行，再算百遍！最后，废掉的草稿，堆了满满一屋子！

　　而导弹的试验工作，更是充满危险与艰辛。尤其是在戈壁滩上做试验，气候极为恶劣，每年寒冬长达七个多月，最冷可到零下34摄氏度，最热可达43摄氏度。黄纬禄和同事们每次试验都要行程数万里，往返十余次，常常一干就是半年甚至更长时间。试验队住在部队的小平房里，冬冷夏热，还吃不上蔬菜，渴了就喝点冷水，饿了就咽上几块饼干，生活完全没有规律。夏天蚊子臭虫太多，晚上没法睡觉，就只有坐起来数星星看月亮。有一次，黄纬禄一到基地就患了重感冒，发高烧。晚上试验队加班，同事们都嘱咐他好好休息，可大家刚一走，他一个人摸黑，步行一两公里赶到现场，坚持和大家一起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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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11月，中国第一枚仿制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实现了我国军事装备史上导弹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1964年6月，“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翻开了中国导弹发展史上自主研制的新的一页；1966年10月，中国首次由导弹运载发射的原子弹在核试验预定地点成功爆炸，两弹结合试验震惊世界！

　　而与此同时，黄纬禄所在的国防部二院在1964年成功地仿制了中国第一代防空导弹——红旗1号，实现了中国防空导弹零的突破，并成功地击落了一架美国U-2高空侦察机，成为世界上地空导弹击落高空侦察机的第一个成功战例！两年后红旗2号研制成功，再次击落美国U-2高空侦察机！紧接着红旗3号又研制成功。红旗1号、红旗2号和红旗3号第一代防空导弹定型并装备部队后，结束了外敌侵犯我国领空的历史，中国从此有了制空权！

　　然而，上世纪70年代，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威胁不断升级，中国虽然已经成功地研制了液体地地战略导弹，但这种液体战略导弹准备时间长，且机动隐蔽性差，缺乏二次核打击的能力。因此，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中国急需有效的反制手段。换句话说，中国除了液体地地战略导弹之外，还急需研制从潜水艇发射的固体战略导弹！

　　“出了问题，我来负责！”

　　1982年10月，黄纬禄带着他的团队亲临渤海，参加中国第一枚固体导弹的潜艇水下发射试验。然而，一级发动机点火后，喷火的“蛟龙”裹着水柱刚刚跃出海面，导弹便失去控制，迅即偏离方向，超出安全控制，瞬间横空爆炸！

　　1970年4月22日，黄纬禄临危受命，领衔研制中国固体导弹，出任中国第一枚固体潜地战略导弹“巨浪一号”的总设计师。

　　所谓潜地导弹，主要是指从潜艇上发射的导弹。因潜地导弹是在水下核潜艇上发射，很多技术问题都不同于陆地发射的导弹，譬如导弹如何克服水中阻力、弹体如何密封等难题，都是黄纬禄他们首先必须要攻克的。

　　作为总设计师的黄纬禄，其心上的压力是相当大的；但黄纬禄当时真正的压力，还不是来自技术，而是源自政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热潮如火如荼，殃及全国，身处导弹秘密研究机构的黄纬禄自然也在劫难逃。由于黄纬禄是在英国“喝过洋墨水”的专家，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就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很快“靠边站”了；他的三个孩子，因此受到牵连，被迫离开北京，一个去了东北，两个去了云南；而他本来就体弱多病的老伴，更是雪上加霜，身体每况愈下，精神备受煎熬。所以年过半百的黄纬禄每天不仅要照顾担惊受怕的老伴，还要牵挂远在天边的三个孩子。

　　但是，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黄纬禄无法割舍、最最牵挂的还是导弹。为了激励自己坚持把导弹搞下去，他把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偷偷抄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

　　我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

　　纵使我的祖国在耻辱中，

　　我还是热爱、祝福我的祖国。

　　为了让导弹的研制工作少走一点弯路，尽可能避免和减少国家的损失，黄纬禄忍辱负重，强装笑脸，每天坚持到试验现场，给同事们打开水，送报纸；或者清理现场，打扫卫生；一旦遇有机会，他就帮着送些仪器，做点记录，或者提点工作上的建议，谈点技术上的设想；有时还会忍不住把当天觉得不妥的问题带回家去，晚上偷偷计算好之后，第二天再把结果告诉有发言权的人。

　　因此，经历四年“文革”磨难的黄纬禄突然被任命为总设计师后，一方面感到责任重大，一方面又感到诚惶诚恐。

　　“巨浪一号”导弹研制初期，研制单位涉及全国19个省市、10个工业部门，横跨5个研究院、3个研制基地，承担任务的单位多达109个！而黄纬禄的工作单位地处郊区，交通非常不便。为了尽快搞出“巨浪一号”导弹，他每天坚持骑自行车，往返50多公里，风里雨里，披星戴月，上班下班，从不迟到早退。有一年冬天，北京下雪，路上结了冰，他在骑车上班途中拐弯时不小心，摔了个大跟头，胳膊摔伤了，吃饭时连筷子都拿不住。但第二天一大早，他竟爬起来去挤公共汽车！尽管路上来回要折腾三四个小时，但他依然坚持每天挤公共汽车上班。

　　在那段时间里，黄纬禄带着年轻的“巨浪一号”研制团队，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大漠荒原和戈壁深处，而后大胆提出了“台、筒、艇”三步发射的研制程序，即：第一步在发射台上做试验，第二步在陆上发射筒中打导弹，第三步在舰艇上打遥测弹。

　　但潜艇在几十米深的水下发射导弹，如何确保潜艇的绝对安全，是个大难题。在这个问题上，某国的潜艇就曾经发生过一次严重事故：导弹射出水面后没点着火，结果导弹落下来后把潜艇给砸扁了，导致艇毁人亡！所以，搞潜地导弹，一般都要做“陆上水基试验”。此前，中国计划在西部挖建一个大池子，然后把黄河的水引出来，再做水下试验。当时，这个坑已经挖了一半，挖坑的工程费已花了约200万。如果这个坑全部弄好，估计国家得投入上亿元！

　　黄纬禄和同事们经过认真研究之后，觉得这个挖坑的办法既费时、费力、还费钱，于是大胆提出一个方案：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做弹体落水试验！

　　在南京长江大桥做试验非常艰苦。晚上睡觉不挂蚊帐，会被蚊子咬；挂了蚊帐，里面又热得很厉害，一觉醒来，底下垫的席子汗水都能印出人影来。用于实验的弹体直径只有1.4米，人进去的时候要弯着腰，甚至要爬着才进得去。里面温度很高，又不通风，再加上有胶水气味，环境非常恶劣。进去的人都是穿着裤衩光着膀子的，每次换一个人出来，都是全身大汗，裤衩都湿透了！二院原副院长王文超回忆说，当时“巨浪一号”导弹壳体内的温度，高达50多摄氏度，在像火一样的太阳烘烤下，弹体一会儿便热得烫手，而且弹体内还弥漫着有毒的化学气体。但快60岁的黄纬禄和同事们每天都要坚持钻进蒸笼般的弹体内。黄纬禄的女儿黄道群也说，试验结束后，父亲回到北京，身上几乎长满了痱子，痒得实在受不了时，就干脆泡在凉水里。

　　就这样，“巨浪一号”团队在黄纬禄的带领下，通过12年默默无闻的卧薪尝胆，总算取得了中国固体导弹技术和潜射技术的重大突破，为国家节约经费上亿元，并最终迎来了万众期盼、泪湿衣襟的这一天——

　　1982年10月，黄纬禄带着他的团队亲临渤海，参加中国第一枚固体导弹的潜艇水下发射试验。此次试验动用舰船近百艘，参试人员上万人！

　　然而，试验这天，一级发动机点火后，喷火的“蛟龙”裹着水柱刚刚跃出海面，导弹便失去控制，迅即偏离方向，超出安全控制，瞬间横空爆炸！

　　导弹爆炸，让身为总师的黄纬禄痛心疾首无地自容。为了试射这枚导弹，中国此前已向世界各国发出公告：对某公海地区封海两个星期！这其实等于向世界宣布，中国要进行潜艇导弹试验发射！可现在，发射失败了，导弹爆炸了，面对世界，情何以堪！

　　当晚，试验队全体队员们滴水不进，一夜无眠。第二天，试验队又传出一个信息：有人要追查这次试验失败的责任！

　　关键时刻，黄纬禄挺身而出，及时召开会议。他在会上说的第一句是：“我是总设计师，这次试验失败，我负主要责任！”接着，黄纬禄带领大家，很快找到了第一枚导弹失败的原因。

　　但第二枚导弹是否发射，何时发射，试验队内部认识不一，只有等待上级的命令。

　　对此，黄纬禄心急如焚。中国此前向世界发布的禁海时限只剩几天时间了，若就此被动等下去，肯定错过此次发射时机；加上这是在海上发射，海上波涛滚滚风卷浪涌，气候时时刻刻变化多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发射窗口”也不允许等！

　　黄纬禄自告奋勇，及时向上级反映了情况，并提出要求：希望尽快发射第二枚导弹！

　　但黄纬禄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临近发射的头天晚上，北京一位领导突然给他打来紧急电话，意思说：鉴于此次发射事关重大，是否推迟几天，把相关问题再考虑考虑？

　　这位领导的话，不是否定，也不是肯定，而是让黄纬禄自己“考虑考虑”。这让身为总师的黄纬禄感到难上加难。如果不坚持发射，最后受损的不是个人荣誉而是国家利益。倘若坚持发射，万一失败了，谁来承担责任？

　　最后，经过再三分析、思考，黄纬禄还是拿起电话，向上级领导报告说：“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已经考虑过了，应该准备的也全准备就绪。我认为发射条件已经具备，不宜推迟，建议按时发射。但如果上级决定推迟，我执行命令。”

　　很快，北京指示：尊重第一线同志的意见，同意按计划发射。

　　1982年10月12日，第二枚导弹正式发射。发射这天，全体试验队员列队码头，黄纬禄站在队伍前，只简单说了几句话：“现场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少汇报，大胆做主！该做什么做什么，按程序执行，出了问题，我来负责！”

　　结果，发射成功，举国同庆。

　　当晚，在试验基地举行的庆功会上，一向情感内敛的黄纬禄豪情激荡，诗兴大发，作诗一首：

　　龙腾虎啸刺九霄，群情振奋心暗焦。

　　航程段段传喜讯，忧虑之情渐渐消。

　　忽闻落区传捷报，万众欢腾齐跳跃。

　　弹头中靶精度高，胜者心潮如惊涛。

　　诗中“惊涛”二字，足见此次发射，黄纬禄的内心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严父，慈师，“两弹”元勋

　　大女儿黄道群说：“当年单位还是部队建制的时候，水电费都不用自己家交。家里有电熨斗，但父亲从来不准我们用，直到后来每家自行交水电费后，才允许我们用电熨斗。”

　　1984年，黄纬禄荣立航天部一等功；

　　1986年，黄纬禄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91年，黄纬禄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黄纬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最后这个奖项，是黄纬禄一生获得的最高奖赏。这一年，一直隐姓埋名默默无闻的黄纬禄已是一位83岁高龄的老人了。

　　黄纬禄是技术专家，他时常念叨的一句话却是：“一个人的品德，比技术更重要！”黄纬禄对自己有一个叫“三个三”的要求：在基地工作，要和大家一起排队买饭，一起搞卫生，一起扫厕所；出差时，只要能走出去就行，有饭吃就行，有地方睡觉就行；用公车时，自己办私事不能派车，接送亲友不能用车，家人有事不能搭车。

　　黄纬禄从1965年起到离开这个世界，一直住在一间并不宽敞的老房子里。本来，其间他有三次搬进将军楼、部长楼和院士楼的机会；但他就是坚持不搬，且一住就是半个世纪。他的大女儿黄道群说：“当年单位还是部队建制的时候，水电费都不用自己家交。那个时候家里有电熨斗，但父亲从来不准我们用，只能用火烙铁，直到后来每家自行交水电费后，才允许我们用电熨斗。”

　　而黄纬禄对工作的态度，更是远近闻名、有口皆碑。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有一次导弹出了故障，作为总师，黄纬禄焦虑不安，精神非常紧张。于是他在主持召开总师扩大会的时候，头痛发烧，还因长期的胃溃疡而引起胃出血。黄纬禄让秘书弄点止血药回来，自己悄悄做了处理，并再三叮嘱秘书：“不要外泄我的病情！”就这样，他靠着止血药，忍着病痛，直到第五天会议结束才被送进医院。医生检查结果：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输尿管结石，还有心脏病！且因操劳过度，体重还掉了22斤！

　　到了晚年，黄纬禄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但不少航天系统的技术专家、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企事业单位的青年学子、试验基地的军官士兵、附近学校的老师学生，都喜欢前来向他讨教，他的家常常成了办公室和课堂。每逢客人来访，黄纬禄都会让女儿帮他穿戴整齐，然后提前坐在沙发上，恭候客人的到来；但凡请教他的人，无论熟悉的还是不认识的，他都满腔热情，诚恳相待，一视同仁，尤其是对青年人，他更是厚爱有加倾力相助。

　　2011年11月23日20时08分，历经95个风雨春秋的黄纬禄闭上眼睛，永远离开了我们，也永远离开了他默默坚守了一辈子的“战场”——一个没有炮火硝烟、名利金钱、鲜花掌声的“战场”。这个“战场”只属于国家，不属于他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