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经验主义的思维逻辑，恰好是以现实或实际来限制人的实践创新。在新军事人才培养中，如果不对经验主义加以防范，则很有可能在备战高科技信息化战争中陷入被动。

    经验主义简单说来就是片面强调感性经验，轻视甚至否认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的一种思想观念形态。在新军事人才培养中，经验主义由于其对现实、实际的片面强调，很容易被当成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而加以弘扬，因此发现和克服起来相对较难。经验主义看不到实践在联系人与客观现实或者客观实际之间丰富的内在关系，只是一味地强调现实或实际对人的制约作用，要求人的实践活动必须去附和这样的客观实际。可见，经验主义的思维逻辑，恰好是以现实或实际来限制人的实践创新。在新军事人才培养中，如果不对经验主义加以防范，则很有可能在备战高科技信息化战争中陷入被动。

    现代战争更加注重理论指导

    战争与理论究竟有何关系？经验主义往往主张有什么样的战争，才会生成什么样的理论。理论是在战争中产生的，是对战争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因此，是先有战争，后有理论，战争决定理论，而不是相反。对于高科技信息化战争也不例外。在新军事人才培养中，实战能力远比理论能力更重要。

    不可否认，经验主义的这种看法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从实践到认识、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基本观点。但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观点却只是从认识的最根本来源而言的。它并不排斥人在实践中的理论创造及其对实践的具体指导作用，甚至它还特别强调由认识到实践这第二次飞跃的作用和意义，并由此突出作为认识成果的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列宁、毛泽东都曾明确肯定“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而这对备战高科技信息化战争更是具有深远意义。

    高科技信息化战争究竟什么样？是否一定会再次呈现出像美军在海湾、伊拉克等战争中表现出的面貌？答案似乎是不确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备战高科技信息化战争？经验主义主张，从现实实际出发来备战高科技信息化战争。这对一个需要迅速由机械化向信息化发展的军队来说，经验主义的这种努力其实是最基本的。但经验主义却将这些最基本的努力视作备战高科技信息化战争的全部，并本能地将理论创新及其必要性局限在口头上。于是，一说未来战争，眼光总是仰望着发达国家的军事装备、军事理论以及军事人才培养，似乎只要照抄照搬了外军的东西，打赢高科技信息化战争也就不成问题。而这正是经验主义在对待高科技信息化战争上的致命要害。

    事实上，高科技信息化战争不是存在于未来某一点上的固定不变的战争模式，而是开放地伴随着信息时代整个人类实践而不断演化、涌现出的复杂化战争状态。兴许，信息化战争未必一定要采用大量复杂的信息化武器装备，也未必都是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但这样的战争却无不处处渗透着对信息及其相关理论的创造。而这些创造，最初兴许正是以理论、模型等理性方式呈现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信息时代的具体战争中，最大的可能将不是战争决定理论，而是相反，理论决定和支配战争。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理论，才会打出什么样的战争；有什么样的创造、谋划和设计，才会打出什么面貌的仗。因此，理论的创新、战前的构思设想、行动前的异想天开等都非常重要。

    由此看来，备战高科技信息化战争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既要立足现实实际，还要注重理论创新。立足现实实际，就是要使各种针对高科技信息化战争的猜测、设想、设计、构思、谋划、创造等获得现实军事实践的客观基础。这些主观的创造不管有多么异想天开，最终都能够通过军人具体的军事实践活动而得以实现。而注重理论创新，就是要在变革现有军事实践条件基础上，不断开掘出关于未来战争的新理论、新战法、新模式等，以不断更新、升级现有军事实践条件，使现实实际能够随军事实践的发展而常新。因此，新军事人才的培养必须是全面的，既要增强实战能力的练就，更要加强理论创新能力的铸造。为此，注重理论学习，练就高超的理论素养至关重要。

    构筑院校和部队间的军事实践机制

    在高科技信息化战争中，院校究竟发挥怎样的作用？是部队决定院校，还是院校引领部队？经验主义往往更强调部队对院校的基础性作用，甚至决定作用。在经验主义看来，院校的根基在部队，其整个教学活动、教学运转都是围绕部队并服务于部队的，所以院校必须满足部队的需要。部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院校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经验主义的上述看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脱离了部队，院校教育自然会丧失人才培养的土壤和目标。但是，如果院校只是以部队的需要为人才培养标准，而不是以打赢高科技信息化战争为标准，那么，这样的人才培养标准也未免过低。如果部队在武器装备、管理者素质、管理水平、军事理论、军事文化等方面都相对落后，那么它对人才的需要又会高到哪去？即便它的武器装备已大量更新，它在其他方面也未发生实质性变化，那它所能够理解或接受的“高素质军事人才”实际会怎样？可见，经验主义的真正错误并不在于它强调了部队对于院校的基础性作用，而是在于它将这样的基础性作用看作是处理部队和院校关系的唯一决定性作用。按照它的思维逻辑，很显然在军事地位上部队高于院校，部队决定院校。院校只能服务于部队。于是它要求院校人才培养要以部队需要为标准。

    这样的观念和思维逻辑在近代以来的工业时代可能是合理的，但在信息时代兴许就是致命的。如果单由部队来决定院校，院校仅仅担负服务部队的职责，那么，很显然部队发展的界限，也就实际构成了院校发展的界限；部队看待和领悟高科技信息化战争的眼界和水平，也就自然会成为院校的眼界和水平。这对于聚集着大量高科技、高思维、高文化的院校来说，不仅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而且还限制着院校现有高科技、高思维、高文化的不断更新和发展。因为，部队有部队自身的训练和作战任务，即便是用最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部队，也不可能达到对高科技信息化战争的最全面、最前沿、最领先的理解和领悟，更无法在高科技、高思维、高文化等方面担负起全面引领院校发展的重任。

    对于高科技信息化战争来说，高科技、高思维、高文化等很有可能会以非线性协同、放大等方式，整合、涌现出全新的、不同层次、不同规模、不同样式的联合、协同作战模式。而所有这些，都源于人们在现代军事实践基础上，对高科技信息化战争的构思、设计、创造和谋划。院校由于聚集着大量各方面从事教学科研活动的专门人才，汇聚着国内外、军内外丰富的信息资源，其不断培养新型军事人才的任务，迫使院校天然具有研制新武器装备、创造新军事理论、研发新军事管理方式、构筑新作战平台、创制新军事信息、开掘新战斗模式、培养新军事人才、熔铸新军事文化、铸造新战斗精神等潜能。如果院校在自身教学科研管理等实践中能够保持并发扬这种潜能，甚至将这种潜能变为现实，那么院校本身就将成为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高科技、高思维、高文化等的孵化地、生产地、聚集地和供给地。这对高科技信息化战争的构思、设计、创造和谋划来说，院校的优势显然就会高于部队。当然，这并不是说部队在上述各方面都不行，而是说部队和院校各自担负着不同的任务，使它们所能发挥出来的优势也就各不相同。

    可见，在备战高科技信息化战争过程中，在新军事人才培养中，始终需要全面理解和处理好部队和院校的关系。既要看到部队是院校存在发展的根基，部队的发展变化必然呼唤并带动院校的发展变化；更要看到院校对部队的发展担负着引领、提升的作用。只有在这种双向推进和提升中，部队和院校才能具体展现出它们在军事地位、军事作用上的统一、协同和联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很有必要构筑院校联系部队和部队追踪院校的军事实践机制，使这种机制能够成为联合部队和院校的新型联合作战、联合军事人才培养的平台和有效模式。否则，如果一味按照经验主义的思路走下去，不仅部队的发展将后继乏力，而且院校的发展也将受到制约，同时还很有可能出现院校培养的人才素质越高，越是难于满足部队需要的局面。

    总之，新军事人才培养需要有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或人才培养理念。否则，必将陷入一味效仿别人、无止境追赶别人的境地。

    （作者单位：空军工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