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进入20世纪，中国义和团运动使孙中山看到清政府“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媚外之态，孙中山因此确认：“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而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又使孙中山得出没有外交帮助无法成功的结论。由此，他认为革命之成功，一靠国内武力革命，二靠国际外交，“外交力帮助武力，好象左手帮助右手一样”。

与世界的联系是在一个破坏与重建、屈辱与尊严相伴而生的历史场景中展开的。以近代军事外交的视角来看，甲午战争一败，中国弱点暴露无遗，几肇瓜分之祸，民族尊严尽失，领土与主权次递削减，外交中的弱国形象已循此近代路径而定格。此一情形下，开展军事外交何其之艰难。

　　既然外交如此吃紧，那么依据清政府之力以救国又如何？义和团运动使孙中山看到清政府“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媚外之态，孙中山因此确认：“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而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又使孙中山得出没有外交帮助无法成功的结论。由此，他认为革命之成功，一靠国内武力革命，二靠国际外交，“外交力帮助武力，好象左手帮助右手一样”。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窘境里，孙中山为革命而外交，通过外交而革命，并由此形成一系列外交思想和军事思想，可资今天的军事外交战略镜鉴。

　　研判国际战略格局 以确立军事外交策略

　　孙中山对军事外交策略的确立总是以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分析为前提，而早期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判断是“盖今日国际，惟有势力强权，不讲道德仁义”。结合当时中国国内之情势，排满革命不仅是其民族主义的第一要义，更是其一系列军事外交策略的目标。虽然孙中山没有明确提出其军事外交目标的层级区分，但事实上存在较高层级目标和最低目标，即西方列强对革命的中立或不干涉是最低目标，而从西方列强那里获得各种形式的援助以实现“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则是较高的军事外交目标。事实证明，孙中山早期军事外交基本实现了其最低军事外交目标，表明这一时期的军事外交是较为成功的。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主张：基于中国丰富能源与西方技术优势的互补，可以与西方建立政治经济的联系；而对于东方国家，基于相近的文化，他则更强调一种政治文化联系。但无论哪种方式，他总是借直接或间接的援助和学习以强大中国自身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这种多元、灵活、务实的策略对今天仍有重要启示。

　　正确的军事外交路径伴随着孙中山对国际战略格局判断的不断深入而得以完成。1917年苏俄政府的诞生给孙中山带来希望，促使其转而向苏俄求援，并最终坚定实行联俄政策。

　　通过外交手段获得军事援助 以求救国

　　孙中山十分注重争取军事援助以实现之。孙中山获得军事援助的外交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领袖外交（主要是辛亥革命前），以向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募捐、销售革命债券等形式获得革命经费；另一种则是通过联盟外交（主要是辛亥革命后），获得英、美、日、德等国的军事援助，但实践效果极其微弱。直至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苏俄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时期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在中国获得的一切特权，并希望与中国政府谈判建交。这一举动触发了孙中山要将苏俄作为军事盟友的信念。1922—1923年，孙中山以通信和会谈的方式就建立西北军事基地一事与苏联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在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建立了第一支党军，即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这支军队的建立使得孙中山和国民党不再依赖地方军阀，逐步建立起国民革命军，并成立以孙中山为首的国防委员会，提出了具体工作计划。伴随着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主力的东征作战接连取得胜利，国民党的势力范围很快从广州扩大到广东和广西的大部分地区。这一胜利对于增进国民党和孙中山的声望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反对侵略战争注重伐战伐交的结合

　　孙中山一生倡导世界和平，对外反对侵略战争，反对霸权主义。1912年，在《国民党党纲》中，孙中山将“维护国际和平”定入其中。不仅强调中国将作为一支和平力量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而且希望通过与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或建立亚洲大同盟的方式在维护地区和平的基础上团结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来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关于如何恰当地运用武力和外交手段，孙中山主张伐战与伐交相结合。他认为，企图通过发动战争来达到国家生存和发展目的的思想是十分有害的，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应首先诉诸外交方式加以解决；若外交手段已尽，方可及于战争；战争结束，复进入外交程序。对于中国所面临的现实威胁，孙中山认为可用和平手段即用和平手段，必须用强力时即以强力临之。因此，孙中山重视对欧洲先进科学技术的学习，以振兴工业，改良武器，建设强大的军事力量，但这一力量的对外运用是积极防御的性质。

　　注重军事外交中的舆论运用

　　孙中山历来重视舆论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在军事外交中其对舆论的重视程度，可从他历次与列强的军事外交尝试中体现出来。

　　一方面，因为有着多年海外生涯，孙中山对西方国家体制中舆论的作用颇为了解，因此在军事外交中非常重视国外媒体的运用。无论是同盟会成立之时，还是国民党建立之时，孙中山总是及时将革命的主张、建国的理念尽早传递给西方民众，以期得到各国政府政治上和民众舆论上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也适时运用国内媒体就国内问题所涉及的西方列强种种不端予以批驳，以唤起国内民众的觉醒、对三民主义的支持，从而对西方列强以及与其勾结在一起的政府造成舆论压力。

　　孙中山的军事外交实践是极为艰难的，知其不易而为之，这恰是孙中山的伟大之处；然而其历史的局限又是今天我们需要关注的。

　　主义与实际碰撞令军事外交困难重重。这一历史时期登上世界舞台的各国政权，无论其国家性质如何，无不是以国家自身利益来权衡对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之间的外交关系的。孙中山为解决实现“主义”的现实之困境，所行所为却又不得不与“主义”相游移。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与西方列强的军事外交中，甚至出现在与强调国际主义、世界交往、世界和平的苏俄的军事外交中。因为，苏俄所倡导的国际主义与事实存在的国家利益之间从一开始就在对外关系中表现出一种结构性矛盾。

　　独立还是依附的摇摆令军事外交的政治前提缺失。只有建立独立的拥有主权的中国才是推行军事外交的政治前提。未能看到国内革命力量的存在导致孙中山对借助外力始终存有幻想，结果愈是倚重外力则愈不能完成民族之独立，而一个没有独立亦没有真正主权的近代中国就愈加速进入了帝国主义所设想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历史漩涡。于是，孙中山的革命努力进入到独立还是依附的怪圈中——中国革命外争独立、内求富强的政治目标完全与帝国主义的政治目标冲突。因此，孙中山的军事外交在对依附心存侥幸的途径中四处碰壁。

　　个人威望还是组织力量的选择令军事外交的力量依托出现偏态失衡。自国民党建立之日起，党员发展的速度是极为迟缓的，应当说，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对组织的发展思维似乎较多停留在会党层面上，而非政党。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所从事的军事外交与作为政党的组织角色下的政党外交在力量上出现了偏态失衡，在未尽的革命事业中，孙中山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叮咛。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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