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在西周末年还是个方圆不逾百里的南方小国，直到楚武王三十五年（前706），始有志“控霸南土，争强中国”。楚文王二年（前688），楚国开始向汉水以北扩张，伏牛山与桐柏山交界要地落入楚国手中，南阳盆地大部相继被纳入其势力范围。南阳“南蔽荆襄，北控汝洛，当春秋时，已为要地”，为保住南阳，有效控制东西走向的桐柏、大别山脉，楚国无论是修筑控扼谷地通道和垭口的城堡，实施以点控面的防御，还是修筑带状长城城垣，实施线式防御，都是必然之举。具体到楚长城（方城段）的军事体系，笔者基本同意贺金峰先生的看法，方城境内的楚长城遗迹系“以方城隘口为主，主要分布在方城隘口潕水两岸的方城境内或方城与叶县、鲁山交界处，以完全阻断中原通往西南的三条重要古道来实现有效军事防御”。结合当地有关部门和学者所提供的调查研究资料及笔者的现场考察，还可进一步得出如下结论。

　　（一）方城地处伏牛山与桐柏山交界之地，是中原、关中通往江汉的孔道咽喉。由于楚长城（方城段）控扼了方城道、三鸦道（或称鲁阳关道）和武关道三条古代交通要道，其在楚国北长城军事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二）城堡是楚长城（方城段）军事体系中的重要支柱。它不仅可以控扼交通要道，也是守城士卒所依托的闭合型作战阵地。属于楚长城（方城段）体系中的城堡主要有两种：一是兼具行政民居和军事功能的城邑。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有独树扬武岗古城遗址、八里桥古城遗址。二是关城，以独树黄家门村的大关口为典型代表。

　　目前，学界对楚长城（方城段）城堡的某些问题还有争议，如楚长城（方城段）城堡是否包括位于山顶处的城寨？有人认为，“楚长城的列城规模不等，大体上可分为大城、中城、小城三类，大城均集中在要道处，中小城多为卫星城，分布在高、险、隐处，不同的寨城应是驻军数量不等或军事长官级别不同”。说地处长城一线，具备控扼交通要道的城寨属于楚长城城堡，这一点大家都无疑义。但说那些建筑在山顶处的城寨（即前面提到的中城、小城）也属于楚长城城堡，恐怕并不合适。从修筑目的来看，楚长城以控扼道路、阻绝交通为宗旨，把城寨建在山顶不仅不能达到控制道路的目的，而且城寨中的将士还会因为饮水、吃饭问题大受困扰。历史上，建高山城而获得成功的仅有宋代钓鱼城等少数特例。钓鱼城自然条件比较特殊，山顶有大片平坦土地可供耕种和居住，有池塘水和泉水可供饮用，城堡也无须负担控扼交通要道的责任。这些对楚长城（方城段）附近的山顶城寨来说都不存在。根据方城楚长城调查组提供的图片看，许多山顶城寨寨门是用片石卷砌起来的拱顶门。这种城门样式在中国是宋元以后普遍采用砖石包砌城门的建筑方法后才大行其道的。

　　（三）墙垣是楚长城（方城段）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保护关隘城堡侧后，阻碍“徒兵”迂回攻击有着重要作用，惟其本身并非守军作战阵地。楚长城（方城段）通常采取沿关口、隘口、垭口两侧向山体修筑土石墙体的建筑方式，墙体长度视山体高度而定，超过海拔400米以上一般不再人工修筑，代之以山险为墙。笔者曾谈到先秦时期齐、魏、赵、中山、燕、楚、秦等长城墙体与同时期的城池墙体并不完全相同，也不具备后者的军事功能。主要原因是墙体狭窄，缺乏上下城垣的设施，守军无法据以机动；墙体缺乏防御纵深，守军难以长期据守；墙体本身缺乏供守墙士卒遮风避雨的足够场所，不便于军队长年生活。守军真正可以依托长城墙体作战，是在金界壕修成以后。这时的墙体已经相当宽，重垣重壕，马面、城堡等相应设施齐全，符合士兵长时间据守抗敌的要求。

　　（四）烽燧也是楚长城（方城段）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方城楚长城调查组提供的资料及《方城县文物图》显示，现已在方城境内（含与周边外县结合部）发现烽火台42座，大体上为东—西、南—北两条线，呈“丁”字形分布。东—西线与楚北长城大体走向一致，大部分烽火台台基直径现存10—20米，台顶直径3—5米，残高3—6米。烽燧有上报敌情信息和警示邻近烽台城堡的双重功能。修筑方城县烽燧的南北线，无疑是为了向本战区将领报警。烽燧东西线，因与长城线走向一致，既可以向临近烽燧传递信息，又可以向长城线附近城堡报警，从整个楚长城烽燧系统来看，它也是向整个北方防线中枢提供警讯的网络一环。

　　值得一提的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楚长城调查队对方城境内的四里店乡米家河村村南烽燧遗址进行了发掘，在烽燧的半地下居室及周围出土了筒瓦、板瓦、高领罐和瓦当等文物，还发现了柱洞留下的痕迹。特别是瓦当的出土，让人联想到较高级的瓦梁建筑，而它一般不会用于边防线上的普通烽燧，当属军事长官的衙署一类。笔者曾建议再从附近选择一两座烽燧进行发掘，如果都不如该烽燧规格高，则该烽燧很可能属于楚长城烽燧体系中的重要枢纽之一，是某一级军事长官驻地。因资料有限，以上看法仍待进一步研究考证。（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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