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各国长城中，楚长城由于史料较少，田野调查工作迟迟未能全面展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研究进展缓慢，甚至是否真有楚长城的存在都令人产生怀疑。随着近些年当地有关部门和长城爱好者陆续开展对遗址的调查，千百年来笼罩在这一古代军事工程身上的神秘面纱正在逐渐揭开。2011年5月中旬，我应邀参加在河南方城县召开的楚长城研讨会，并随同考察了楚长城（方城段）部分遗址。现按照“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学术研究原则，就楚长城修筑及军事价值等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楚长城属中国早期长城。早期长城的起源与当时普遍存在的闭合型防御工事——城邑堡寨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并不是对后者的简单效仿，它在形制上完全是新的创造，属于非闭合型的带状防御工事，故其始建必定有其特殊的原因。贺金峰先生认为，楚文王在伐申灭缯之后必然要为已取得的胜利成果创造一个安全保障环境，所以完全有必要沿申、缯北部和东部的边缘地带修筑一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工事，使伏牛山与桐柏山连接起来，共同构成一道抵御中原诸侯讨伐的军事屏障。艾廷和、孙乐认为，楚文王时，迁都于郢，为加强北方新开辟的申地边防建设和军事掌控，于周庄王九年（前688）在北部修筑行宫（在今南召云阳）并始建长城。尹彩春认为，楚修长城应是灭申几年以后的事情，可以推测是在公元前688—前678年楚成王开辟“方城之外”之前。
尽管几位学者在具体始建年代上尚有分歧，但都把楚长城的修建置于屏蔽新开拓的楚国北部边疆这一战略背景之下。只是上述说法还有些令人想不通的地方，归结起来为三点：1.为了达到巩固北方边疆的目的，为什么不修筑有现成样式可以仿效的闭合型军事工程——城邑堡寨，而非要修建新式的非闭合型带状军事工程——长城？据统计，楚国北长城盘旋于南召、鲁山、叶县、方城、舞钢各县区的山野之间，总长170千米（另说180千米）。而即使修建10座乃至20座“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城邑，其工程量也远远小于修筑楚长城。孰难孰易，相信不难判断。2.为什么楚国在处于咄咄逼人的战略进攻时期，还要耗费巨额人力、物力去修建一道以防御为根本宗旨的大型军事工程？楚自武王时起，先是蚕食了汉水、鄂北一带诸小国，然后越汉水北上，兵锋直指中原：周庄王九年（前688）灭申，周庄王十三年（前684）灭蔡，周釐王二年（前680）灭息，周釐王四年（前678）灭邓、谷……始终保持积极扩张的用兵姿态和不停顿的进攻节奏，兵锋所向，摧枯拉朽。可以说，直到周襄王二十年（前632）晋文公联合齐、宋、秦国大败楚军于城濮，楚国攻势方暂时受到遏制。那么，处于战略进攻阶段的楚国此时着手修筑以防御为宗旨的长城，是否与其积极进攻的战略意图相矛盾和冲突？3.楚国是从武王践位后才引起各大国重视的新兴国家，伐随时，实力仅略强于对手。武王卒于军中时，初秘而不宣，“济汉而后发丧”，无疑是害怕国君新丧引起他人觊觎，采取如此小心翼翼的行为，与当时楚国国力、军力都还不十分强大的实际状况是相适应的。但文王即位后，楚军平均每三四年就要发动一次吞灭他国的大规模战争，同时还要修建工程浩大的楚长城。那么，在短短的几年间，楚国的国力、财力、兵力和人力真的会发生如此奇迹般的变化吗？据此，探讨楚长城修筑的原因当别寻蹊径。
根据楚长城（方城段）墙体多从隘口向两侧山体延伸，海拔400米以上的山地多以山险墙设险，海拔350米以下的山间谷地、河流均由长城墙体封锁的特点，这种由点式（关隘、城邑）防御向线式防御转变的关键因素在于作战样式改变，即车兵、徒兵相结合，围绕着战车来组织战斗的方式被车兵、徒兵（徒兵独立遂行战斗任务之后，称为步兵）分别遂行战斗的样式所取代。
春秋时期，车兵是战争舞台上的绝对主力。其在春秋中期前后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如晋、楚两国战车达5000乘以上，齐、秦两国则有2000——3000乘。车兵由车上甲士和车下徒兵两部分组成，每辆战车上乘甲士3人，这一情况自商周以来没有变化；但车下徒兵则由于所处历史时代或不同诸侯国的差异，或为10人、30人，最多达75人。车战的通常方式是在较为平坦的平地、河滩地形上列阵相对，车驰卒奔，徒兵随车蜂拥而进。尽管贵族组成的甲士和士及平民组成的徒兵在编制上并不混淆，但徒兵的所有行动都是紧紧围绕着战车来进行的。这时的军队通过浅山丘陵地区，主要是利用车辆较易通行的河谷或两山之间的垭口通道，防御者则只要坚守住扼制通道的城邑堡寨即可。周襄王二十八年（前624），“楚师围江，晋先仆伐楚以救江。冬，晋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晋阳处父伐楚以救江，门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还”。由于王叔桓公、晋阳处父的“伐楚救江”之举在方城受到阻碍，他们采取“门”这种攻城战法（即用各种手段攻击城邑最薄弱处——城门），企图攻下这个扼守通往汉水腹地通道的战略要点，却没有成功。
拥有独立建制的步兵（附属于战车时称“徒兵”）在中原诸国的复兴，开始改变车战地形条件要求高、部队作战范围狭隘的困境，唯这一复兴是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据文献记载，周桓王元年（前719），郑国在抗击宋、卫、陈、蔡联军时，最早在缺少战车的情况下单独使用“徒兵”作战。唯此战结局并不如意。“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同时，由于北方边疆民族戎狄较常使用“徒兵”作战，与其相邻的晋国也开始仿效戎狄之族建立成建制的步兵“三行”（左行、右行、中行）。周景王三年（前542），在与狄人的无终之战中，晋将魏舒为了应对战场上的复杂地形，毅然把原先成建制的车兵部队改编为步兵，“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未阵而薄之，大败之”。至周敬王二十七年（前493），晋将公孙龙以“徒五百人宵攻郑师”，步兵在中国战争舞台上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而在布满江河沮泽的江南，舟师、“徒兵”皆为楚、吴、越等南方军事强国的主力兵种。吴、楚柏举之战，吴国曾派出“多力”、“利趾”等轻装徒兵部队。
单独遂行战斗任务的步兵的崛起，迫使当时的作战样式发生改变。守军无法再仅仅通过当路修筑城邑堡寨来控制相对平坦的谷地和海拔较低的山间垭口来阻遏对方行动。步兵可以绕过扼路的城邑堡寨，迂回攀登旁边较为险要之地，从城邑堡寨的侧后发起攻击。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楚国着手对原先由扼守南北向谷地、垭口的城堡和沿线烽燧组合而成的国防线加以改造，沿城邑堡寨两侧向山岭险要地带延伸筑墙，并与略加修整的山险墙结合起来，形成一道非闭合的军事防御线——楚长城。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