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不能忘却的纪念。写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之时。今年的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日。血与火的历史已经远去，但它在人们灵魂深处所留下的伤痛却难以抚平。今天我们重温历史，牢记历史留给我们的惨痛教训。以史为鉴，祈望世界和平！
抗日名将英雄谱
名将以身殉国家，
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
留得清漳吐血花。
——朱德总司令为悼念抗日英雄左权将军而作。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继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的第二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正义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中华民族由衰落走向复兴的重大转折点；同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进步、和平与正义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历史性贡献。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和终点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最具有代表性的有两种说法：1931年说和1937年说。这里涉及有关“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不同概念问题。说中国抗日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抗战算起是可以的，但抗日战争时期应从1937年“七七”抗战算起。
另外，抗战与局部抗战、全国抗战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中国的抗日战争，如笼统地称为中国抗战，应是包括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的局部抗战和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的全国抗战两个大的阶段。后一阶段人们习惯称作“八年抗战”，即抗日战争时期。所以，1931年“九一八”抗战作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开端是科学的。但如果要求1931年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开端，那与此相衔接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下限就必须由1937年改为1931年，是不可取的。众所周知，1931年至1937年，虽然在东北和华北部分地区进行着抗日战争，但从全国范围来讲，毕竟还是局部的，而作为中国两大政治力量的国共两党主要进行的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尚未上升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我党我军进行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就是土地革命战争。因此，要求改变抗日战争时期的上限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下限的说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终点：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口头宣布投降，抗日战争并未结束，而9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签字投降，才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下限，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的时间。一些权威人士和领袖著作的注释，经常认为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其历史原因是：1949年12月23日，政务院曾规定8月15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但1951年8月13日政务院发出通告，改变了原来的规定，指出：“每年9月3日，全国人民应对我国军民经过伟大的八年抗日战争和苏军出兵解放东北的援助而取得对日胜利的光荣历史举行纪念。” 因此，抗日战争时期的终点，即抗日战争的下限不是8月15日，而是9月2日。
“七七事变”应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起点
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共出版了约3万种以上研究二战史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关于二战的起点问题却是众说纷纭，有1931年说、1937年说、1939年说和1941年说。长期以来，中外史学界由于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西方的1939年说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在1995年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专家学者从中国战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有机联系出发，把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明确提出把标志着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世界东方爆发的起点。首先，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的轨迹来看。这次大战是在帝国主义陷入全面危机和西方民主国家推行绥靖政策的历史条件下，由分别在亚洲、欧洲形成的日本和德、意法西斯这两大战争策源地，为争夺全球霸权先后在世界东方与西方发动的。但这次大战是沿着由局部战争到全面战争的轨迹发展的。1931年，日本法西斯在中国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世界东方点燃了第一把战火。中国的局部抗战开始，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37年，日本法西斯又发动了七七事变，由局部侵华战争演变为全面侵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首先在东方爆发。1939年，德国法西斯突袭波兰后，欧洲战争也演变为全面战争。继1941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二次世界大战遂演变为全球规模。其次，从当时的世界主要矛盾看，二战从一开始就是反法西斯国家与法西斯国家之间进行的一场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战争。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世界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之间的矛盾不断上升，以1936年德、日法西斯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和1937年德、意、日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为标志，法西斯国家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矛盾已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在此期间及以后，无论是哪个法西斯在哪个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都应视为世界大战的开端。因此，七七事变无疑应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起点。
“七七事变”与“七七抗战”
事变即世事的变迁或曰突然发生的重大的非常事件。从概念的本身来说，是一个中性词，但与1937年7月7日的事变相结合，对于敌我双方来说，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七七事变（亦称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纪念这一事变呢？那是不可思议的。难道我们还要欢迎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类似事变不断重演吗？同时，中国军队进行的是七七抗战，标志着中国全国抗战即抗日战争时期的开始。笔者认为，我们每年7月7日纪念的应是“七七抗战”，而不是“七七事变”。
“全面抗战”与“全国抗战”
无论在党史界、军史界，甚至在长期从事研究的同仁中，经常听到一种说法，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开始。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是不对的。首先，从概念的内涵来看：“全面抗战”与“全国抗战”，一字之差，内涵相差甚远。全面抗战是相对于片面抗战而言的，其根本的区别是指参加抗战的成分不同，焦点是依靠人民群众还是单纯依靠政府军队抗战，是一个政治路线问题：中国共产党主张实行一条依靠人民群众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而国民党政府则是主张单纯依靠政府、军队和寄希望于外援，以取得抗战胜利的片面抗战路线。而全国抗战，是相对于局部抗战而言的，是从地理范畴上进行区分的，即抗战的地域不同。其次，从作战区域来看：1931年至1937年的中国抗战主要是在包括东北和华北部分地区的中国局部地区进行的，而1937年至1945年的中国抗战则是在包括华北、华中、华南、东北和西南地区的半壁河山展开的。“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52页）时隔4个月即1937年11月上海、太原失陷时，仍“是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片面抗战已经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没有来到”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89页）。
根据以上理解，“七七抗战”应是中国全国抗战的开始，而不能认为是全面抗战的开始。
国共两党主张和实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之比较
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是相对于人民军队实行的基本上是游击战、而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而言的。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持久战的概念，是在1935年12月27日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作为全国实行的战略总方针，是在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25日作出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演讲中作了系统的阐述。在此期间，国民党于1937年8月20日在《战争指导方案》中，也明确提出“以持久战为基本主旨”，在持久作战中消耗敌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都主张和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但并不等于说国共两党对这个问题的主张和实践是完全一致的，彼此之间既有相同点，也存在着许多差异和分歧。
从总体上来说，相同点主要是：第一，关于确立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客观依据。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分别在著名的《论持久战》和主张持久消耗、以空间换时间的一系列的言论中，对日中双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四个相互矛盾和相互联系的基本特点，都作了全面的论述，是具有共识的。第二，关于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主要特征，即中国抗战的长期性。其实质在于通过长期战争从战略上逐步消耗敌人的力量，最终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第三，关于实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军事目的。都是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但国共两党在持久战战略总方针问题上也存在着诸多差异。包括：国共两党对实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依据的认识深度不同；国共两党抗战奉行的抗战路线不同；国共两党抗战的倾向不同；国共两党主张持久战的战略阶段不同；国共两党主张进行持久战的政治目的不同；等等。
总之，共同点处于主导的方面，不同点则处在被支配的地位。国共两党虽然阶级利益有别，但在民族利益上基本是一致的。如果没有共产党在形成持久战战略总方针过程中的舆论先导、促进和倡导作用，要正式形成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是不可能的；同时，持久战的思想，如果不被处在全国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和担负正面战场作战任务的国民党军所接受和认可，持久战作为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也是不可能的。提出和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既是共产党倡导的，又是国共两党共同努力的结果。
为什么毛泽东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为什么呢？众所周知，根据1935年1月遵义会议决定和会后常委重新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第一次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从此确立了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实际领袖地位，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于11月3日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即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开始成为人民军队的统帅。1936年12月7日和1937年8月25日，先后任中革军委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这是与红军转危为安、不断取得胜利分不开的。
但1937年11月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回国后，毛泽东的实际领袖地位受到挑战。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宣称“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结果，毛泽东受到孤立。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任弼时到莫斯科接替王稼祥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于4月和5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和主席团会议上，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书面报告，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改变了共产国际的看法。7月，王稼祥回国前夕，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约请王稼祥和任弼时谈话：“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王稼祥回国后，先后于9月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9月至11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从此，则逐步确定并巩固了毛泽东的实际领袖地位。
对敌后战场的共产党军队与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如何评价
关于国共两党及其军队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作为共产党来说，从来没有讲过国民党军队不抗战，只是说其片面抗战或消极抗战。即使消极抗战，也是分战略阶段的。
在中国局部抗战阶段，蒋介石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以近20万东北军实行不抵抗主义，致使2万余日军关东军和警察等在短短的4个多月中，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至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才基本上摒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但中国东北国土沦丧，华北部分主权痛失。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号召、组织和影响下的东北抗日救亡运动形成了高潮，一度发展到120余个县、东北义勇军达30余万人，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共产党倡导和推动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为全国抗战的实现创造了政治前提。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失守，华北门户洞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蒋介石对抗战是比较积极的，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是主战场，八路军发挥了战略支队的作用。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7页）但蒋介石国民党具有对日抗战和对日妥协的两面性。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全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战和积极反共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动措施。1939年1月，国民党正式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共反动方针。4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和制定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从此，蒋介石国民党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坚决执行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方针、任务，抗击了58%—75%的日军和90%—100%的伪军，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敌后战场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在战略反攻阶段，国民党军除进行了豫西、鄂北、湘西作战、收复广西桂柳和以中国驻印军、远征军反攻缅北、滇西外，基本上没有大的作为，尤其是造成了1944年4月至1945年2月正面战场的又一次大溃败。究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国民党当局长期以来实行军事消极防御方针及其政治腐败的结果。战略反攻主要是敌后军民的反攻。中国战场包括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战略反攻分为局部反攻和全面反攻，这恰恰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1943年下半年，敌后战场发动的卫南、林南战役和山东军区的攻势作战，开始了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向战略反攻的过渡。从而为中国抗日战争由局部反攻向全面反攻过渡创造了条件。1944年至1945年夏，八路军和新四军持续发动了强劲的攻势作战。1945年8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后，由局部反攻转入全面反攻，一直持续到日本帝国主义于9月2日正式签字投降。全国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成为中华民族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充分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中国抗战之所以取得最后的胜利，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有一个以国家和民族解放为最高利益、集中代表中华民族觉醒核心政治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首先，共产党实际倡导和维护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团结和促进全民族抗战的核心。其次，共产党提出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成为指导全国抗战胜利的伟大纲领。还有就是提出的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亦成为夺取全国抗战胜利的理论指南。共产党所实行的“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在实际作战中亦发挥了重要的战略指导作用。
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改写了近百年来屡战屡败的历史，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弘扬了自立、自信、自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维护了中国领土的完整与统一。毛泽东指出：“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近代农业化也是不可能的。”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呼唤：“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8页）换句话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就没有中华民族抗战的胜利，也就没有新中国，进而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
中国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华民族一洗百年屈辱、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不仅赢得了中国自身的独立解放，是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华民族由衰落走向伟大复兴的重大转折点，而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反法西斯正义事业和人类和平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岳思平 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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