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74期10版“军事学”文章之一。

　　1992年，金一南写成22万字的《装甲战》一书。可惜，这本书稿送到出版社，历经种种变故，最后被编辑弄丢。他的另一篇描述、评价新军事变革的稿子《蓝色挑战》送到报社，这家报纸编辑嫌他当时名气太小，在其前面冠了另外一个学者的名字，名字排在第二不说，还把名字印错了……

　　“两会”期间，当记者问起当年被人弄丢书稿的遭遇，金一南仍然“心痛不已”。他说，这件事直接促使他下决心学习使用电脑。

　　发展别忘了安全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名研究国家安全的学者，您怎样看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金一南：我国对于发展的标准很多，但对安全筹划没有明确的东西，安全标准欠缺。当前存在一种现象：各级干部说起发展来头头是道，讲起安全却捉襟见肘。怎样建立一个合理的国家发展的安全机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虽然若干安全问题可以通过发展来解决，但发展指标无法取代安全指标。因为发展本身也会带来大量新的不安全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高速发展的急行军带来许多问题，一些人跟不上队伍掉下来，另一些人从中心被甩到边缘。过去大家都一样，现在大不一样。差异产生矛盾，矛盾引发冲突，冲突导致危机。虽然现代社会比过去发达得多，但危机点也比过去多。怎样形成综合发展、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这就是安全的问题。不可持续、急功近利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国家不安全。

　　《中国社会科学报》：军费开支历来都是国外媒体关注的热点。近日，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军费即使在今后几年保持百分之十几增长，也未脱离补偿性投入。

　　金一南：军费涉及发展和安全的问题，为了维护安全就要发展。地方效益和军队效益追求不同，地方效益讲究投入产出，军队则是力求保障国家安全。我国今年国防投入突破6000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超过900亿美元，对过去来说这是非常大的数字。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讲过，到21世纪我们的军费发展到100亿美元，就能通过发展装备来提升战斗力。今天我们已经远远超出这一数字。

　　别人对我们军费增长的质疑很多。我反复跟别人说，中国的国防投入目前依然是恢复性增长。我国领土大、人口多、周边形势非常复杂。我们与十几个国家接壤，与这些国家大多有领土争端，隔海相望的7个国家还有海洋权益争端。美国的安全环境就比较好，它只与加拿大和墨西哥接壤，这两个国家国力比较弱，边界问题早已解决，没有领土争端和海洋权益争端。

　　虽然我们有230万武装力量的军事规模，但远程机动能力并不强。我们的主要特点是驻守。国际上对国防建设有一个基本测算：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人均低于5000美元，基本上不可能通过改善装备提升战斗力。日本自卫队人均13万美元左右，美军更高达20万美元以上。而我国长期以来，军队建设徘徊在军费人均5000美元以下的低水平状态，虽然在2000年突破了这个瓶颈，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走中国特色军事变革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评价，和平年代军队官僚化严重，出现一些人浮于事的现象。对此您如何看？

　　金一南：这涉及军事体制变革和调整问题，又名军民融合式发展。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凡是地方能够承担的工作不要让军队来做；凡是地方能够培养的人才、通用的人才，军队没有必要单独设立同类型院校；凡是地方能做的工作，军队没必要单独列编制增加战士和职工，可以聘用地方同志来做。这是军事变革的主要方向和重点。军队还是要把精力放到实战训练上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模式近几年备受关注，您对之如何看？反映到我国的军事战略问题上，特征是什么？

　　金一南：我认为，提中国模式为时尚早。什么叫模式？即要有某种特定的规范，这种规范形成一定的内在标准，这个标准还要有人效仿。拿这些标准来衡量，充其量只能说中国模式还在形成过程中，而不能说已经形成。尤其这个模式最初还是被有的西方人提出来、我们今天也并不承认的所谓“北京共识”。金融危机后，我们的国人有点沾沾自喜，觉得中国一枝独秀，帮了一些陷入金融危机国家的忙，中国模式好像呼之欲出。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让我们的发展被别人认同、让别人效仿，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需要从硬件到软件的提升。

　　中国发展要走中国特色道路，中国的军事变革也要走中国特色军事变革道路，不可能直接源于美军的新军事革命。我们说中国特色，但不好说中国模式，我军的根本职能和任务同美军不同，它是全球部署，到处扩张。我们是防御，保护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等基本利益。

　　民族精神：养育中不断升华

　　《中国社会科学报》：建党90周年和辛亥革命百年是今年的两件大事。您曾说过，民族精神是对民族观念意识的高度凝练，国家安全是对民族生存质量的基本评估，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但相互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回顾中国近代史，您认为应该通过怎样的途径提升民族精神从而保障国家安全？

　　金一南：江泽民同志曾提出三个“力”——经济力、国防力和民族凝聚力，三力并举，才能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要发展经济，还要有强大的国防和坚强的民族凝聚力，这才是国家安全的标准。如果前两者是外在的、物质的，民族凝聚力就是内在的、精神的。一个民族不仅要富裕起来，还要思索一些终极问题。

　　有人说，一个国家的发展之路除了通过讨论过去、展望未来，没有其他的发展路径，其中民族精神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举个例子：所有加入美国国籍的人第一特征不是本民族特征。当对着美国国旗宣誓时，誓词的第一句话就是坚守上帝之下的一个美国，永不分裂，然后才是信奉对所有人的自由与平等，必须维护统一的强大的美国。有些在美国的中国人不愿加入美国国籍，因为移民局官员往往要问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一旦中美开战，你站在哪一边？美国的民族精神体现在力图改变你的东西而形成它的东西。不仅是忠于什么意识形态，而是忠于一个国家，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提醒。

　　现在我们有一些民族虚无主义者，认为世界大同了，全球化了，还有什么必要搞单一民族，国家主权是否是过时的概念。戈尔巴乔夫就有这样的设想：全人类的利益高于苏联的利益。苏联垮台后，他才发现只有他一个人在呼吁全人类的利益。美国首先还是讲美国的利益。

　　《中国社会科学报》：民族精神与国家发展的过程有怎样的关联？

　　金一南：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民族精神可能得到不断养育，也可能遭到不断破坏。我国的民族精神是个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1840年，很少有中国人知道什么叫民族精神。鸦片战争失败了，谁被打败了？皇帝被打败了。割地赔款，割谁的地？皇帝的地。赔皇帝的款与我何干？当时的中国人就是这样的精神状态。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8年戊戌维新，统治阶层一部分人觉醒；到1919年五四运动，知识分子觉醒；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整体觉醒。民族精神、民族意识发展到全新层面，就像国歌中所唱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当国家有难，到了危亡边缘时，大家才深切地认识到我们必须万众一心，必须结成一个强大的力量，才能抵制东西方列强对我们的入侵和肢解。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这个动态过程中，随着老一代人慢慢老去，很多年轻人无法体味那种情怀。新时代的民族精神如何养育？

　　金一南：民族精神在不断养育，越来越强，但同时也看到，全球化进程中我们的民族精神在变弱。大家追求的东西不同。过去那代人为了国家解放、民族独立，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今天人们为之奋斗的主要是房子、工作和职称。在这种情况下讲民族精神是不是太虚无缥缈？尤其是我们现在出现了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差距、南北差距、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差距、领导与被领导的差距，差距引发对民族精神的弱化、整体认同的弱化。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需要寻找到我们各个不同地区、各个不同阶层之间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以此建立、呵护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精神家园。否则，未来我们又成了一盘散沙。民族精神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不是随着国家发展就会越来越强。需要我们不断地呵护它，养育它，不断调整、变化使之适应新的发展。（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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