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70期14版“军事学”文章之一。

　　毛泽东摒弃了克劳塞维茨超阶级的政治观，并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观及其关于一般与特殊关系的原理，深化了战争与政治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揭示了战争的政治本质，达到克劳塞维茨从未达到的认识高度。

　　克劳塞维茨之名著《战争论》是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奠基作。毛泽东对《战争论》做过专门的研究，并批判、汲取和发展了其中的某些重要论点，使之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

　　专门研读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据毛泽东本人在延安时的一本读书日记记载，他曾于1938年3月18日至4月1日，时断时续地读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毛泽东写道： “十八日开始看克劳塞维资（应为“茨”）的战争论，P1—19序言及目录，第一篇论战争之本质，从P24起，本日看完第一章，至P55止。”从记载看，毛泽东拿到《战争论》的第一天，就读了该书的序言、目录和第一篇“论战争之本质”的第一章“什么叫做战争”，并一气读了55页。

　　又据莫文骅回忆，毛泽东曾在延安凤凰山自己的住处，组织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和“哲学问题研究会”，参加“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的有萧劲光、罗瑞卿、滕代远、莫文骅、叶子龙等人。《战争论》的学习讨论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持续到深夜十一二点钟。记得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当时延安学术界还掀起过翻译和评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高潮。

　　从新近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也可看到，毛泽东自己多次谈到他研究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如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说：“你学过克劳塞维茨，我也学过。他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是年12月25日，毛泽东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说，为了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他到陕北后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率领的越南友好代表团时说，1936年，为了到红军大学讲中国革命战略问题，“我看了国民党的军事材料，看了日本、俄国和西欧国家的一些军事著作，其中包括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主要是总结中国十年内战的经验”。

　　批判地汲取克氏战争学说的合理成分

　　毛泽东对《战争论》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对其中某些重要观点也作了批判汲取和改造发展。

　　其一，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论述作了吸收和深化。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对战争与政治关系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第一篇第一章和第八篇第六章，尤其是后者，较为系统地阐述其关于“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观点。列宁在读《战争论》的笔记中，曾把第八篇第六章称之为整个《战争论》中“最重要的一章”，在《第二国际的破产》等著作中，高度评介并多次引用这一经典命题。毛泽东则运用共性和个性的哲学原理进一步深化了战争与政治的内在联系，阐明了战争一刻也离不开政治的原理。他深刻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也就是说，在战争与政治这个矛盾统一体中，政治属于共性的范畴，战争属于个性的范畴。要深刻认识作为个性的战争，必须先在共性的范围内，从战争与其他各种社会现象的联系中考察和研究战争。战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虽然同社会的经济、文化、科技等因素都有广泛的联系，但其中最本质的联系则是政治。从作为共性的政治普遍存在于战争个性的意义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

　　毛泽东还阐明了战争是解决阶级、民族、国家、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的原理。他指出：“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这就是说，战争不同于阶级斗争的一般形式，而是阶级斗争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最高形式；战争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斗争，而是一定阶级用以解决某种政治矛盾和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特殊手段。当各阶级在相互斗争中，采用经济、文化和外交等非暴力的斗争形式和手段，已不能解决阶级矛盾或不足以实现其政治目的时，便诉诸武力，由此导致战争。对此，毛泽东精辟概括道：“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总之，毛泽东摒弃了克劳塞维茨超阶级的政治观，并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观及其关于一般与特殊关系的原理，深化了战争与政治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揭示了战争的政治本质，达到克劳塞维茨从未达到的认识高度。

　　其二，对“消灭敌人军队保存自己军队”的战争目的作了补充和发展。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的目的“并不仅仅指消灭敌人的物质力量，而且还包括摧毁敌人的精神力量”，即消灭敌人的军队。他还认为，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这两种企图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毛泽东对克劳塞维茨关于使敌人无力抵抗的阐释表示同意，他指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同时，毛泽东改造了克劳塞维茨把消灭敌人作为唯一目的的论述，明确指出，“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并进而阐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毛泽东把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从战争目的的层次，再度科学抽象为战争的军事本质，进而补充了克劳塞维茨战争定义中缺少的一个重要本质，深刻揭示了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作为“军事上的第一要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及作用，从而丰富了战争本质论的内容。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的关系问题，指出：“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显然，毛泽东的论述较之克劳塞维茨的相关论述更辩证也更深刻。

　　其三，对战争“盖然性”问题作了改造和发展。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具有盖然性的特性，战争所特有的不确实性和偶然性增加了战争认识的难度。但他又过分夸大了战争的不确实性和偶然性，并认为，如果战争的盖然性再加上偶然性这个要素，战争就成为赌博了，得出“战争是以可能性、盖然性、幸运和不幸运的赌博为基础”的错误结论。

　　与之相反，毛泽东则通过把握战争的不确实性与确实性、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阐明了战争规律的可知性，得出了与克劳塞维茨截然不同的结论。毛泽东指出：“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毛泽东还进一步从区分战争绝对确实性和相对确实性的意义上指出：“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即是说，战争之计划将随战争的发展、依战争范围的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战术计划常须一日数变；战役计划部分改变是常有的，全部改变也间或有之；战略计划虽有更大的固定程度，但也须随着战争向新的阶段的推移而改变。这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节及实际的运用之妙。可见，毛泽东通过批判改造克劳塞维茨所谓战争“盖然性”理论，把战争的不确实性与确实性、偶然性与必然性最大限度地辩证统一起来了，从而科学地解决了战争的主观认识与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夏征难 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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