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81 期 11 版“军事学”文章之一。

　　国防动员等级划分是建立国防动员等级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我国积极防御军事战略要求国防动员等级划分必须兼顾应战应急两种职能，必须始终着眼于打赢未来战争这一核心目标，加强应战动员等级的划分。同时又要考虑应对和平时期的各类危机事件，还要与政府应急管理等级划分相衔接，成为国家危机管理体系的一部分。

　　国防动员等级划分是指国家根据未来可能面临危机的类型、规模和威胁程度将国防动员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使每个动员等级对应若干类型和规模的危机，当危机发生时启动与之相应的动员等级，以增强国防动员保障危机处置的针对性和高效性。一般而言，国防动员等级划分要受到以下五个因素的综合影响。

　　核心因素：战争形态　　

　　从战争发展的历史来看，国防动员起源于战争，服务于战争，以保障国家赢得战争为核心任务。战争牵引国防动员不断发展，不同的战争形态对国防动员建设的重点有不同的要求。冷兵器时代、蒸汽时代和机械化时代的战争大都为大规模战争。这一时期，大部分国家的动员等级划分侧重于全面动员建设。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运用，信息化局部战争将成为主要的战争形态，战争规模有限性和目的多样性就要求国防动员必须具备灵活反应的能力，能够通过实施不同等级的动员，保障不同规模和目的的局部战争。此时，国防动员建设的重点是局部动员。着眼于未来战争形态和可能面临的战争威胁，根据威胁的强弱和任务的大小科学划分国防动员等级，提高国防动员的科学化水平。

　　目标因素：安全环境　　

　　国防动员必须具备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能力，以营造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安全环境为最高目标。我国在应对诸多外部安全威胁的同时，能源安全、战略通道安全、海外市场安全、海外资产和海外人员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危机事件频发。这些危机事件性质、类型、规模、地域和可能的发展态势各不相同，对动员的适用情况、等级决定、启动权限、动员程度和动员时限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因此，对局部动员划分等级时必须考虑国家外部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将可能的外部安全威胁与一定的国防动员等级建立内在的对应关系，以增强国防动员应对境外危机的针对性。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台独、疆独、藏独一直威胁着我国社会安全稳定，并不时引发危机事件。进入新世纪，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频发。国内安全需求的多样性要求国防动员必须具备保障国家应对不同层次危机的分级动员及精确动员能力。而目前我国将国防动员划分为全国总动员和局部动员两个等级，等级划分的粗放性难以满足分级动员和精确动员能力建设的要求。因此，必须着眼于国内危机类型和规模，科学划分国家层面的动员等级，重点地区和重要行业也要及时划分本地区和本行业的动员等级，使不同的动员等级与一定的安全威胁相对应，实现分级动员和精确动员的目标。

　　指导因素：军事战略　　

　　军事战略是对军事斗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其核心目标就是确保国家打赢可能发生的战争。可见，军事战略与国防动员的核心目标是一致的，而地位作用有所不同，前者起筹划和指导作用，后者起应对和保障作用，军事战略牵引和指导国防动员建设。因此，军事战略不可避免地影响国防动员等级的划分。

　　一般而言，奉行进攻型军事战略的国家，其安全关注和用兵重点多在国外，国家需要应对的事件多为人道救援、维和行动、战争冲突等高强度危机。为保证这类危机的处置，国家必须加强国防动员应战功能建设，其国防动员等级划分侧重于高强度危机处置的保障。而奉行防御型军事战略的国家，其战略目标则是防止和制止外敌侵略；由于其境外利益有限，即使境外利益受到侵害，也侧重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该类国家一般不会对外用兵。因此，国防动员保障的重点多为国内的非战争行动，主要是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其国防动员等级划分侧重于低强度危机背景下的局部动员等级划分。

　　我国的军事战略总体来说属于防御性质。进入新世纪以来，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严峻，国内各种危机事件时有发生，客观上要求国防动员不断增强应急功能。因此，动员等级划分必须考虑非传统安全威胁，加强应急动员等级的划分。另一方面，我国军事战略又是积极的防御战略，这就要求国防动员必须具备保障国家打赢战争，尤其是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因此，国防动员等级划分必须始终着眼于打赢未来战争这一核心目标，加强应战动员等级的划分。

　　基础因素：国民经济　　

　　国防动员潜力是国防动员的客体和形成战争实力的基础。在国防动员潜力诸要素中，国民经济是基础性的物质条件。国民经济基础就像一块蛋糕，蛋糕越大，则可切分的块数就越多。同理，雄厚的国民经济基础天然地扩充了每个动员等级的“宽度”，即使划分较多的动员等级，也能保证每个等级有其合理的“宽度”，即每个动员等级都能动员充足的社会资源保障危机处置行动。因此，随着我国国民经济这块蛋糕越做越大，我国国防动员等级再也不能处于有等无级的状态，而要着眼于可能发生的危机，进一步精细化动员等级划分，初步建成“两等多级”的动员等级体系。

　　国防动员通过组织、调用社会资源保障危机处置。在国家经济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国家处置危机时，需要启动高等级动员，全面动员社会资源方可满足动员需求。低等级动员无法保障危机处置。此时，不切实际的细化动员等级不仅会给动员决策和实施造成忙乱，致使一个动员等级还没有动员到位就必须升级到更高的动员等级，而且将导致动员不足，无法有效保障危机处置行动。因此，当经济总量有限时，国防动员等级划分不宜过细，且要侧重于高等级动员的建设。

　　国民经济基础决定各动员等级启动优先顺序。经济基础雄厚的情况下，应优先启动低等级国防动员，并随着危机的发展逐渐对动员等级进行升级。相反，如果国民经济基础薄弱，则即使是最低等级的动员也要进行包括武装力量和国民经济在内的深度动员，此时，应优先启动高等级国防动员，而后逐步降低等级。

　　支撑因素：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作为国防动员的重要对象，其自身又通过决定动员手段的信息化影响着动员管理的精确化和动员行动的高效化。

　　信息技术决定动员等级划分的纵向“密度”。在每个动员等级的实施过程中，信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防动员指挥机构通过危机信息果断定下动员决心，快速发布包括动员等级、规模、程度、时限等要素在内的动员信息，通过动员信息高效管理动员活动，并通过反馈信息及时调控动员活动，科学决定动员升降级时机、内容和程序等，最终实现动员目的。因此，动员等级划分越“密”，则需要掌握的信息越全面、复杂，对信息技术的要求也就越高。信息技术越先进，动员等级划分则可以越精细，动员等级的纵向“密度”则更大。也就是说，先进的信息技术为动员等级的进一步细化提供了技术支撑。

　　信息技术决定动员等级划分的横向“宽度”。这里的“宽度”是指每个动员等级的动员内容多少，包括动员涉及的区域范围、动员对象的数量质量、常备力量和后备力量动员的规模以及军工生产、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等主要领域应达到的动员程度等。对这些社会资源进行有效动员的前提就是通过信息技术建立动员数据库，准确掌握动员对象的分布格局、数量质量、主要用途、性能现状等关键参数。对动员对象的相关信息掌握得越详细，则动员的针对性就越强，可动员的资源就越充足，每个动员等级的“宽度”就越大，动员的主动性就越强。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万福临 王刚 单位：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战争动员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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