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走向垄断，一方面，随着生产力高速发展，资本主义国家须开拓国际贸易和海外市场，以解决国内产品过剩的问题；另一方面，生产所需原材料的匮乏，使资本主义国家须重新去瓜分世界，利用海上战争向海外扩张，以获取足够的海外资源。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有关发展海权的理论正好满足了帝国主义向外侵略与扩张的需要。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发展海权，既不是为了抢占海外资源，更不是要寻求侵略和扩张，而是基于近代以来海上屈辱的历史顿悟，以及来自于现实中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反应，中国发展海权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

发展海权：从被动到主动

中国海上地缘环境始终陷于封闭被动的状态，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海洋资源部分被他国染指开采。中国面临着领土统一问题和多种海洋争端：与东南亚国家南沙岛屿之争、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日大陆架划界争议等。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利益的纠葛，加上一些国家的强权干预，这些问题日趋复杂和严峻，始终难以得到有效解决。而同时，海上战略环境更不容乐观，进出大洋的第一岛链已成海上强国合围之势，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等海上生命线受控于人……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不光靠紧盯现实存在的客观矛盾，更要靠发展海权的主观努力，靠逐步渗透到每个国民心中的海洋观、海权观。当前，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主要在海上，威胁国家安全的外部因素以及对中国建设与发展构成重大挑战的因素也主要在海上。中国发展海权，是基于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的紧迫性，也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捍卫海洋权益的客观需求。

中国具备发展海权的必要条件

马汉提出：海权的历史，从其广义来说，涉及了有益于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这一论述提示我们：中国发展海权的历史进程，将是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盛民族的必由之路，中国发展海权是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强盛为根本目的，而中华民族的强盛也必将成为世界文明进程和新秩序演变的重要推动力。海洋对于中国的现实禁锢，或许正是中国实现大国崛起的战略突破口。以现在的观点看，很显然，马汉提出的地理位置、人口数量、民族特点、政府性质等六个要素已经不能完全符合现代海权发展的条件。整合马汉关于发展海权六要素的论断，现代海权发展的现实条件可以归纳为地缘环境、国家战略、政府意志、民族特点四个方面。

　　在地缘环境上，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和地理环境具备发展海权的基本条件。在地缘战略环境上，中国的条件并不优越，一些地区性冲突、宗教极端主义事件、国家分裂主义活动、大宗毒品走私、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等也都频频发生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但从总体情势看，中国周边战略力量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安全环境仍保持良好态势。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持续努力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在平稳渐进发展，特别是随着综合国力上升，中国在周边的影响力继续走强。而在地理环境上，中国处在欧亚大陆东部边缘地区和太平洋西岸的一个“新月形地带”。客观上，只有东部和东南濒海，近海被第一岛链环绕，与太平洋相对隔离，海域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的状态。出海口和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也比较少，远离大陆的岛屿匮乏，缺少战略支撑。但是，中国是连接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的核心和枢纽，有着18000公里的广阔大陆海岸线和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沿海地区多是经济发达的省份，沿岸遍布无数深水良港，并拥有深入内地的长江。随着国家总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制约中国海权发展的屏障壁垒和岛链封控必将被打破，中国也将会具有“以海制陆”的地缘环境。

　　在国家战略上，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均与海洋战略息息相关。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目标是争取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和平环境，而构筑安全的海上防线是国家安全链条的重要一环。中国的发展战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种发展和复兴离不开海洋。

　　在政府意志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将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写入十四大、十五大报告以及政府工作报告之中，并把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同样置于战略高度。胡锦涛提出，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要“锻造一支与国家地位相称、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海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把海权的强弱作为国家存亡兴衰关键环节来认识，而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有着战略智慧、开拓精神、治国能力和广泛民意，这将对中国发展海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民族特点上，从历史上郑和七下西洋，到当今广泛的海洋贸易，中华民族对海权控制的追求从未有过断隔。“千里石塘、万里长沙”，是中国人民所诠释的最朴素的海洋观。中国也从不缺乏进行商品生产交换的能力和对国际贸易往来的强烈愿望，所谓“和之以婚姻，阻之以城塞，施之以禄位，通之以货利，怀之以教化”，正是中国人民渴望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公平贸易的见证。如今，随着认识海洋、开发海洋脚步的加快，中国正从一个传统的陆地大国向海洋大国迈进。

中国发展现代海权之辩证思考

开拓与保守 马汉海权论思想的精髓是其鲜明的资本主义扩张理论和以扩张为直接目的的开拓精神。而正是这种超越19世纪特定历史条件的开拓精神，使数个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走向强盛。

　　中国海权的发展须汲取的正是这种开拓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要发展海权，思想上的闭锁比地理上的闭锁更可怕。现今，影响和制约中国发展海权的因素非常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打开思想的出海口就显得尤为重要。以开拓的思想去发展中国海权，就是要摒弃闭锁、狭隘的固化思维，改变被动、保守的传统理念，以求新、求变、求真、求实的精神去探索中国发展海权的现实路径。

　　理性与冒进 今天，中国对海洋的认识越来越深刻，海洋强国的观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发展海权的进程也越来越快。随着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远赴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行动，以及中国海军建军六十周年国际海上阅兵等活动的开展，人们对于海权发展、海军建设和海洋权益维护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一些摒弃了现实条件而片面强调海权的冒进观点开始显现，这时更需要我们以理性的方式看待中国海权的发展。

　　在马汉所处的时代，海外资源的激烈争夺使海权的作用凸显，而建立和发展海权须拥有强大的海军，组建海军舰队也成为各国竞相追逐的目标。但是，马汉同时也提出：发展海军的规模取决于实现海洋贸易控制的结果，而不是海军本身，海上力量仅仅是扩张的陪衬，而不是扩张本身。

　　因此，理性地发展中国海权，并非某种意义上的畏缩，而是基于中国所处的现实环境、“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舆论氛围、“和平崛起”的战略选择以及科学发展观思想等多种因素而得出的清醒认识。理性地发展中国海权，需要一个长期的海洋战略作为支撑。从实现对海上交通和海洋资源的有效控制，到海上霸权的有效应对，再到以强大的海上力量捍卫“和谐海洋”，这种长期战略必将能够充分验证并指引中国海权道路的发展。

　　有序与无序 19世纪末，马汉海权论思想所引导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践，其实是在一种相对无序的世界秩序下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特别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成立以及《国际海洋法公约》等国际宪法、法规的制定，世界秩序逐渐由无序走向有序，任何国家必须要在国际统一的道德规范和法律约束下，才能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中国发展海权，同样置于这种有着广泛法理约束的有序国际环境之中。

　　法律须靠力量来捍卫。一方面，只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不能求得公正，法律将成为一纸空文；另一方面，法律的合理性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则由后者赋予。对一个国家而言，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统治阶级通过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权力机关即国家来维护其统治。对世界来讲，国家所寻求的世界公平正义由统一的法律和普遍道德标准来维护，但根本上还是取决于国家本身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对世界的良好控制力。

　　所以，海上力量是海洋权利自我实现的工具。中国发展海权，不论是利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海上权益，还是去广泛享有国际法所赋予的权利，均须依靠强大的海上力量和国家实力。也只有如此，才能借助法理的公正彰显国家意志，才能真正有能力维护有序的世界。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役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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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年9月27日出生从美国西点军校一位教授家庭。1859年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毕业后，即在美国海军部任职，后调海军学院任教，主要教授海权理论和海军史。1886—1893年间曾两度担任海军学院院长。其有关海权理论的代表作被称为“海权论三部曲”——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892年出版的《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905年完成的《海权的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

　　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马汉提出了“海洋中心”说，认为海上力量决定国家力量，谁能有效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要控制海洋，夺取并保持制海权，必须建立强大的海军及发达的海军基地网，以确保对世界重要“海上战略交通线”、“中央位置”和“内线”的控制。夺取制海权的方法是舰队决战和海上封锁，因此他强调“集中”的战略法则，主张海军必须积极出击，不能消极防御。其主旨可用两句话概括，即“海权对于世界历史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控制海洋，特别是在与国家利益和贸易有关的主要交通线上控制海洋，是国家强盛和繁荣的纯物质性因素中的首要因素”。

　　美国的罗斯福总统称马汉是“美国生活中最伟大、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直至今天，马汉的海权思想仍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许多政治家和军事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在美国再版了30多次，并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马汉也被后人公认为海权论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