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标志着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分开，尤其肯定了人力资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对社会、经济及人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理论探讨与实践中走过六十年的人力资本理论，正在从“以教育为核心”走向“以能力为核心”，在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中开启新人力资本理论的篇章。

　　第一，从教育到能力。传统研究框架通常认为，能力是人体之中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由于能力的不易测量性，经济学家在关注个体后天的经济表现时，常简单地将教育作为潜在能力的代理变量来阐述和验证能力的经济功能。他们认为能力是人力资本概念的别称，而非人力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

　　随着资本研究的深入，经济学家发现教育不一定能带来更高的生产力及更高的收入，反而是传统理论下先天给定的能力，在决定个人表现上发挥着核心作用，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只能部分衡量能力水平。随着现代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等技术的发展，对能力的测量技术日趋成熟。在此背景下，经济学家开启以“能力”而非“教育”为核心的新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研究者得以从更深层次去刻画人力资本的多样性。此后，经济学家把认知能力看作现代社会重要的分层机制，丰富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认知能力对个体在社会行为方面的表现具有显著影响。

　　第二，从单维到多维。在早期关注能力概念的一些研究中，文献片面地将能力等同于认知能力（智力）。通常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中能被赋予报酬的能力是劳动者的运算、记忆和推理等认知能力，对非认知能力的关注有限。在教育回报率的估计中，大多数研究均认为能力偏差（ability bias）的遗漏变量是认知能力，并用认知测验的成绩作为其代理变量。

　　随着经验研究的深入推进，经济学家们逐渐发现，认知能力并不能完全解释个体在学习、工作上的异质性表现，具有同等认知能力的个体在后期经济社会表现中仍然具有较大差异，而被认知能力所掩盖的更复杂的能力结构对个体的表现更为重要，并决定着认知能力的发挥。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和挖掘隐藏在认知能力背后的这些未被衡量的因素，并将这些因素定义为非认知能力。研究人员开始将非认知能力纳入个人成就的经济分析中，指出个性、毅力、动机和魅力等特质在成功中非常重要。此后的一系列研究也发现非认知能力是工资、收入、健康、犯罪和关系稳定等经济结果的重要预测指标，甚至超越认知能力的影响。

　　第三，从禀赋决定到基因环境交互作用。早期的人力资本文献将先天禀赋（ability）与后天技能（acquired skills）用二分法的形式作了严格区分，认为能力是由基因遗传禀赋的。例如，在Becker针对人力资本的一系列研究中，假设能力禀赋是天生的，由基因遗传决定，完全不受家庭投资策略的影响。然而，基因和环境交互作用理论（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的发现使得二分法受到挑战，认为个体能力既源于基因禀赋，也受后天环境的影响。不同的基因禀赋会使得个体在社会环境中产生不同的表现，而后天环境经历也可能改变个体禀赋差异，从而使得其后天行为综合了遗传与环境特征。

　　第四，从单一时期到生命周期。以往的人力资本理论都将孩子的成长期看作一个单一阶段，这种假设意味着在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阶段对于能力的投资是可以完全替代的。而新人力资本理论为我们展开了生命周期视角下人力资本的动态积累过程，提出了著名的“技能自我生产”和“动态补充”假说，即初期技能的形成不仅可以增加下一时期获取技能的能力，还能够提升以后时期投资的生产率，这意味着能力形成的时期对能力存量水平的重要程度不同，错过了能力形成的关键期，补偿的代价将很大。

　　大部分研究都证明，生命早期是认知能力形成的关键期，认知能力在10岁左右趋于稳定，因此在10岁之前对认知能力进行干预才能有比较好的成效。而相比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塑造跨越的生命周期更长。虽然认知能力的可塑期更长，但与认知能力相同的是，早期干预的回报率更高。

　　新人力资本理论框架更加突出强调能力的作用，肯定了非认知能力在个体发展中不亚于认知能力的重要地位。以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为主线将个体生命周期紧密串联起来，尤其是生命早期为外部干预的关键期的发现，为研究人员解释个人发展的多样性，以及治理社会经济不平等提供了新思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我国青年技能型人才工匠精神的测度、劳动力市场回报与培养体系研究”（BFA20006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