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一直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是国家重大战略之一。当前国内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人口等要素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城乡融合发展趋势明显，地区优势正在重塑。因此，立足各地实际条件，高质量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更好地发挥地区优势和完善空间治理体系，对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至关重要。

　　准确认识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

　　由于存在共享、匹配和学习的集聚微观机制，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通常会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率。这种效率的来源之一是高效率企业和高技能劳动者的竞争效应。集聚效应会通过城市规模效应增强市场竞争力，挤出低效率企业与劳动力。大城市通过对企业和劳动力的分类与选择效应而具有较高生产率，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

　　同时，经济活动聚集反过来进一步促进要素聚集，提高了要素收益率。一方面，经济密度较高的地区要素回报率高，进而集聚较多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另一方面，大城市对异质性企业和劳动力具有同等吸引力，其中低技能劳动力和低效率企业更受益于这种与高技能劳动力、高效率企业的同地布局，这样集聚引起的分类与选择效应会被要素互补性抵消，因而进一步强化集聚趋势。

　　随着人口集聚趋势加快，城市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日益凸显，2018年8个超大城市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为19.93%，20个超大与特大城市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约为32.88%。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这些超大和特大城市分布于中国的主要经济区，是引领区域经济增长和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并已与周边中小城市形成了紧密联系，促进这些大城市发展有利于发挥其“以大带小”作用，进而增进经济增长的空间均衡性。

　　因地制宜培育区域经济增长极

　　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关键在于发挥各地区优势以提高要素的空间配置效率，而经济空间效率的高低首先取决于集聚效应是否能够得到有效发挥。

　　强化集聚效应首先要立足本地区优势，包括绝对优势、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结构类似的地区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应该充分利用各自的绝对优势与竞争优势，各展所长，错位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经济结构不同的地区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应该充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按照“利中取大、害中取小”的原则确定各自的发展方向，落后地区与老工业基地应该在开发与振兴过程中注重自身竞争优势，尤其是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区域要素结构、产业集聚情况决定了本地区主要经济特征。经济增长既要注重要素结构在产业内的配置效应，也要重视经济外部性的影响，二者不可偏废。前者通过要素结构与产业关联的匹配程度决定了生产效率；后者通过外部性影响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集聚以及市场规模与经济总量的正相关关系。市场规模与产业选择也存在着匹配关系，当城市和市场规模都较小时，不宜过度追求产业结构“高端化”，消费型服务业过度发展将不利于提升本地经济增长水平。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后工业化和服务业发展并存的阶段，从经济空间发展格局来看，愈来愈多城市的经济结构呈现“服务业化”。2012年中国地级市GDP中服务业与工业比值大于1的城市占16.11%，到2017年这一占比已上升为42.65%。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就业比值大于1的城市也从2012年的21.45%上升至2017年的29.89%。但是，除北京等大城市外，产业结构高端化的城市占全国经济比重并不高，也就是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尚未直接带动本地区经济增长。

　　提升要素流动均衡性有利于促进形成多个集聚中心。集聚效应的共享机制主要指供应商、消费者或服务商同地布局降低了获取与利用共用设施的成本；学习机制则指集聚引起的人与人面对面的信息和知识交换有利于知识产生、扩散和累积；而匹配机制则指集聚效应中生产组织的要素配置，要素结构与投入产出存在相对最优关系。因此，促进要素流动均衡不仅可以降低过度集聚引起的边际成本效应，而且可以缓解产业集聚非均衡性引起的区域发展不协调，增大集聚经济空间溢出效应影响范围，通过增强投入产出关联或技术关联等区域间联系带动周边区域融入中心城市的产业网络，逐步实现经济空间结构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空间结构转变，将大城市的“单中心”集聚优势，逐步放大到“多中心”区域空间结构。

　　形成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法。在新时代促进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就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发挥各地区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逐步增强区域发展内生动力。

　　第一，准确把握人口等要素集聚的客观规律。避免区域发展分化首先要解决人口流动的持续空间失衡问题。工资对流动人口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是影响人口流动的充分条件，但从长期来看，医疗、教育、环境等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对流动人口稳定落户预期影响较大。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应顺应这个客观规律，合理引导人口均衡流动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除采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等措施外，还应关注如何实现就业机会的空间均衡化。

　　第二，完善国内生产网络和壮大区域消费市场。立足劳动力结构差异，积极完善国内生产网络来实现经济效率的空间趋同。对工业基础较好的区域，要素配置在制造业部门具有明显经济优势，应当通过提高产业关联和优化要素结构形成“有效供给”；继续引导东部地区制造业产业链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延伸。在中西部地区重点规划好以区域中心城市为重点的都市圈建设，逐步优化本地劳动力供给结构和提升本地市场潜力。对服务业比重较大区域，尤其是区域中心大城市，应注重提高科学研究等基础产业比重，畅通要素从制造业向生产性服务业转移渠道，进一步释放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结构红利”。发挥超大和特大城市的市场规模优势，强化国内重点节点城市和“一带一路”建设对接，促进国内区域市场一体化，增强区域发展动能。

　　第三，培育新的区域增长空间。提高要素空间配置效率，旨在因地制宜地培育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极。当前中国工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趋势明显，新技术革命发展迅速，在人力资本和产业集聚优势明显的地区，应强化区域创新动能的培育，促进基础创新、产业化及前沿技术融合发展。加快传统产业的智能化和数字化改造，不断拓宽产业互联网内涵，推进传统生产方式转变。一方面，开放水平较高的区域应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继续高质量推进对外贸易和国内区域间贸易，不断完善与国际法制相接轨的便利化营商环境及贸易规则，积极引进先进制造业核心技术，助力国内基础研发和高新技术制造业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的区域要立足本地比较优势，重点引入新技术或拓展新模式来实现区域发展路径的转变，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激活农村土地经济价值，培育和引进深加工企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附加值。

　　第四，完善政府区域管理。一方面要推进区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另一方面要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是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表现之一，区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应分别从区域管理的方式手段、制度安排、现实抓手和结果评估等方面促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从而形成支撑经济增长的区域经济新格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