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研究空间政策的有效性、公平性以及政府干预的成本与收益的量化分析，以至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和提升区域整体福利是空间政策成功制定的关键。

　　■研究空间政策的有效性、公平性，以至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和提升区域整体福利是空间政策成功制定的关键。图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陆家嘴金融城。 图片来源：CFP

　　以往大多数政府的福利政策都是面向特定群体或低收入家庭的基于人的政策，而基于空间区位的政策则是通过税补贴、公共投资、特定规则和管制等形式面向特定空间区域。因此，空间政策选择是政府干预区域经济、矫正一定空间位置市场失灵与提升区域整体福利的有效手段，其目标就是通过引导要素合理流动形成城市外围区域的产业集聚和城市化，从而促进落后区域的经济增长并减缓区域不平衡程度，最终实现区域整体福利的提高。

　　在现实世界中，无论是最富裕的发达国家还是处于追赶中的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收入和生活水平具有显著差异的邻近区域或城市。同时，我们也看到高收入的区域往往与高的消费价格水平相区配，并伴随集聚的负外部性，例如，高昂的土地租金、基础设施、水资源等不可移动要素出现紧缺与过度负载等以至产生纯外部不经济和负的宜居性。一方面是富裕区域的过度集聚和负的宜居性，另一方面则是不发达区域对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技术资本要素流入与集聚存在巨大需求。因此，研究空间政策的有效性、公平性以及政府干预的成本与收益的量化分析，以至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和提升区域整体福利是空间政策成功制定的关键。

　　P．Kline等2014年发表在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QJE，Volume 129，Issue 1）上的文章“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the Big Push: 100 Years of Evidence from the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通过构建空间均衡模型分析了空间政策选择的合理性，并评估了不同空间政策选择的经济效应。例如，以税补贴为例，空间政策的目的是促进贫穷区域与富裕区域公平发展，而补贴的实际效果却是鼓励人口要素向没有收益的经济区域流动或者鼓励不具竞争优势的人口留在原区域，这本身就是低效率，因而从富裕区域征税补贴贫穷区域并不是特别公平。在生产补贴方面，V. Dupont等2003年发表在CEPR Discussion Papers（no.4107） 上的文章“Subsidies to Poor Regions and Inequalities: Some Unpleasant Arithmetic”，说明了补贴对异质性公司集聚特定空间位置的影响，同时，补贴也产生了收入分布效应，虽然补贴构成了从富裕区域向贫穷区域的转移支付，但在某些情景下实际上导致了收入由贫穷区域向富裕区域的转移。因此，空间政策对具有较低生产率的公司具有吸引力，因为离开集聚区域选择外围区域具有较低的机会成本，这就是“政策选择效应”。

　　一方面，大的市场使公司更具生产性（集聚经济），另一方面，最具生产性公司的集聚提高了大市场的平均生产率。因此，如果集聚与生产率的相关性是由于集聚经济，那么国家可以通过鼓励空间集聚提高生产要素的总产出。不过，如果这种相关性是由于空间选择，那么以前补贴的集聚政策只能是助长了空间不公平。成功促进外围区域产业集聚的空间政策将会促进较高生产率的公司集聚于核心区域，而较低生产率的公司选择外围区域。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区域生产补贴在改善边远区域的竞争性方面是无效率的，而在促进公司重新分布方面是比较有效的。这种选择的政策意味着适度的生产补贴对区域福利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小的补贴几乎吸引不了公司，并且所有的补贴本质上是无效率的。因此，衡量政府干预的空间政策合理性具有两个标准，那就是公平和效率。针对特定区域倾斜的政策干预必须更好地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进行权衡，并将外部性内部化，以此降低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平衡程度。

　　政府的空间政策选择是政府干预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并显著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位置以及工资与就业水平、居住社区与工业的分布。此外，面向空间区位的政策干预有利于在市场失灵区域的效率改善，特别存在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区域。例如，市场失灵的情景包括：私营部门对公共品投资的可能不足、空间邻近性所产生的技术溢出对当地供给或生活质量的可能影响、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行为所可能导致的失业率上升以及对收入课税和制定最低工资的基于人的政府干预政策所产生的空间扭曲偏差等。由此，通过基于空间位置政策的干预矫正区域市场扭曲可以提高市场效率。

　　P. Kline等2014年发表在QJE的前述文章的均衡模型结果表明，大多数基于空间位置的政策源于矫正一定空间位置市场失灵的合理效率。当存在不是有效市场配置的情景时，政府干预的空间政策可能改善效率，特别是基于空间位置的政策通过对当地消费环境或生产环境适宜性的投资。D. Neumark等2014年发表在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no.20049）上的文章“Place-Based Policies”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刚性与失业的市场无效率情景中，存在两种类型的空间政策的合理性。一是空间错配假设所导致的流动约束，阻碍低技能工人或少数民族向更好就业机会流动；二是网络效应的正外部性，有助于居住地的居民找到工作。因此，网络效应的外部性或空间错配假设所导致的流动约束对于目标区域的空间政策来说可以增加就业。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