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原冰（1915—1995），安徽天长人，原名周元斌，著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1948年，先后担任天长民主政府秘书长、新四军第五支队政治部宣传股股长、新四军二师五旅统战科长，淮南根据地天高办事处秘书、党组副书记、书记，高邮民主政府县长，淮南路东专署代理专员，苏皖边区政府行政干部学校秘书长、华东建设大学行政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等职。此后，曾带领一批专家教授、演员撤至大连，因工作需要改名周原冰。1949年，任南下干部纵队济南大队大队长，筹备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解放后，任上海市委党校教育处处长兼秘书长。1953年，任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副校长兼党委书记。1956年，任《学术月刊》总编辑。1962—1966年，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又任《未定文稿》副总编辑。1979年，出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创建了华东师范大学伦理学硕士学位点和伦理学教研室。1980年，参与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伦理学会，任副会长，并任上海市伦理学会首任会长。周原冰自20世纪40年代末起，着力宣传共产主义道德与研究道德科学。四五十年代，周原冰写就了《论群众观念与群众路线》《学习观点与学习方法》《谦虚与骄傲》等一系列印行广泛的作品，在青年读者中影响深远。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从1956年出版的《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到1964年出版的《道德问题论集》，再到1986年出版的《共产主义道德通论》，周原冰始终致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开展道德科学的研究，“为开创和建设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作出了不朽功绩”（朱贻庭语）。
周原冰是一位有着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他早年投身抗日，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一生真诚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道德的宣传与研究，著有20种专著、400多篇文章，是共产主义道德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开创者和引路人。他关心青年成长、关注社会的道德实践，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付出了毕生心血，为我国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携笔从戎的革命者
1932年，17岁的周元斌从天长县立初级中学毕业，留校担任书记员兼图书管理员。当时的他可能未曾想到，自己会成为这个“传播革命思想的摇篮”中走出的众多杰出共产党人之一。
1934年，国民党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加紧对南方苏维埃红色政权的镇压与摧毁。在这危急关头，周元斌毅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正式走上革命道路。他先是在家乡参与创办《今天》《准备》等进步刊物，继而又赴上海，一边工作，一边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上海大康纱厂工人梅世钧遭日本监工毒打身亡，激起了纱厂工人的大罢工。当时，周元斌以“周剪秋”为笔名，在《中日论坛》发表《不要忽视了汉奸——竖起反对汉奸战线》一文，号召清算破坏罢工的汉奸。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失业的周元斌自发向居民宣传抗日救亡道理。淞沪会战结束后，他于年底回到天长县，投入当地抗日工作。1938年初，周元斌带领一批青年赴陕西云阳，参加由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战时青年训练班。在此期间，他学习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参加了以野营训练和组织民众抗战等为主要内容的教学实践活动，丰富了自身革命斗争经验。青训班结业后，周元斌回乡参与组织天长战时青年训练班和天长青年救国会，并担任该救国会的理事长，推动创办多份抗战刊物，宣传、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当时，他与徐速之主持创办了油印报《战生周刊》，在青年抗日活动热火朝天的天长县和毗邻各县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939年5月，已参与到地方武装斗争中的周元斌闻得新四军进入了天长县境内，主动找到新四军挺进津浦路东的先遣部队。他向时任中共苏皖省委津浦路东临时前委的朱绍清介绍了天长县的政局和抗日情况，并将一份天长县进步青年名单交给他。据朱绍清回忆，周元斌当时“最主动积极，了解的情况也多，为我军开展工作提供了许多好条件”。同年10月，周元斌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初，他奉命到新四军第五支队工作。4月，他受邓子恢指令，回到天长县找县委，组织成立了天长民主政府并任秘书长。7月，又调回新四军五支队政治部，在张劲夫主任领导下任宣传股股长。1941年皖南事变后，五支队改编为新四军二师五旅，周元斌任政治部统战科长、民运科长。其间，他曾与十四团政治处主任胡少卿一同率部解放了灵风县浍南地区。1943年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周元斌先后担任淮南根据地天高办事处秘书、党组副书记和书记、高邮县民主政府县长、淮南行政公署财经处副处长兼淮南路东专署财经处处长，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月，周元斌升任淮南路东专署（苏皖边区政府第三专署）副专员、代理专员，主要负责主持路东的财政税收以及支援路西的运粮工作。次年7月，国民党开始进攻淮南解放区，周元斌随军北撤，后被委任为苏皖边区政府行政干部学校秘书长。1947年，干部学校并入后来的华东建设大学，周元斌任该大学行政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之后，他又带领一批专家教授和演员撤到大连。1948年，潍坊解放，周元斌得以返回山东，留任济南市委宣传部干部教育科科长，负责文化出版工作。
自1934年走上革命道路以来，周元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锤炼下逐步完成了从知识青年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其间，他除了扛枪打仗以外，还在行政、教育、经济以及宣传等多个领域内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这为他后来从事教育工作与学术研究打下了一定基础。
进步青年的引航人
在大连期间，周元斌改名为周原冰。这一时期，他阅读了不少马列主义著作，并撰写了《青年修养漫谈》《论群众观念与群众路线》等书。自此，周原冰开始了关于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理想的研究工作。
《青年修养漫谈》出版于1949年，周原冰结合个人成长经验，谈了青年修养中11个容易被曲解的具体问题（如“知识青年的自我改造”“学习”“进步”“老实”“群众”“事业观念”等）。通过深入浅出的论述，他指出青年修养的根本问题是“群众观念与群众路线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革命的实践”。这一认识植根于他对“群众观念与群众路线”主张的洞察。在他看来，这一主张“讲到人生在世应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大问题”，我们只有深刻了解其内涵，才能有积极的行动，而只有在行动中才能逐渐深刻体验之。故而，他呼吁广大青年人，“必须勇敢地行动起来”。除此之外，他还在《论群众观念与群众路线》中指出，不应把领袖看成天生的“圣人”，领袖亦是群众中的一员，是群众的导师而非特殊人物。为此，他号召青年人应将自己视作群众的一分子，把个人利益与群众利益统一起来。
这一时期，周原冰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将共产主义道德向青年们娓娓道来。后来，有人回忆道：“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中，有不少是在周原冰同志关于青年修养的系列作品中，接受先进思想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冰同志是当时青年学子喜爱的作者之一，他早期的作品《这年头》《发愤读书努力革命》等就以其朴实的特点深得青年读者的心。”华东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创始人邱伟光教授认为，周原冰先生“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开创者和引路人”。不过，在周原冰看来，自己始终“以青年一员的资格来和朋友们一起切磋琢磨，不敢那样狂妄的教育人”。他既希望自己“对于青年朋友或许还有些帮助”，又“很盼望读者以研究的态度来读这本书，并热烈地给予教正”，并表示“我也是一个‘小学生’，愿意和大家一同去向群众学习”，“我仍然是很浅薄的，我需要同大家一起来锻炼自己！”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周原冰继续围绕青年的品德修养与道德教育展开著述。他在向大众捧出一本本专著的同时，也逐步深化了自己关于共产主义道德与理想的认识。从1950年的《学习观点与学习方法》，到1954年的《论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与本质差别》，再到1955年的《谦虚与骄傲》，周原冰每每能瞄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见解。50年代初，我国在进一步抵御外辱、建设社会主义等方面接连取得胜利，不免会导致部分同志犯了骄傲自满的毛病。在当时的热销之作《谦虚与骄傲》中，周原冰恰为众人提供了一套认识论的武器来破除自满情绪。他从“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谈起，通俗而又系统地阐述了共产主义的谦虚品质，明白晓畅地分析了产生骄傲自满的根源与危害。他提醒读者，“党的历史生动地告诉我们：保持谦虚精神，防止和克服骄傲情绪的生产和滋长，是时时刻刻都要注意的”。此书后来再版8次，重印18次，总发行量达300万册，并有俄文译本和朝、蒙、藏、维吾尔4 种少数民族语言的译本，足见其在当时思想道德建设中的影响之大。
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周原冰在1956年出版的《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一书中，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共产主义道德”“怎样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这三个问题。当时，《读书月报》上刊出的一篇评论文章认为，周原冰这本书是少有的“结合我国实际，系统讲解共产主义道德的著作”，“论述问题的方法，对一般读者好处很大”。同年，在业务工作极为繁忙的情况下，周原冰还挤出时间写就了一本《谈忠诚老实》的小册子。该书在吸收当时代表性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周原冰前期关于青年修养与共产主义道德的讨论。在他看来，忠诚老实是共产主义道德观念在处理个人与集体关系、人与人关系、言论与行动关系上的集中表现，而我们对组织、对工作、对同志和自己都应做到忠诚老实。
对周原冰而言，这些写作既是宣传和研究，也是与读者的交流探讨和共同进步。在进行道德修养类文章的写作时，周原冰总是一面撰写，一面自我鞭策，时刻警惕自己不要掉入“言行不一”的泥淖。故而他始终强调，自己写作此类文章，决不是为了“教训”人，而是为了实现“和读者们互相勉励、共同前进”。
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开拓者
自1956年9月起，周原冰先后担任《学术月刊》总编缉、《未定文稿》副总编缉、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出版了《碎弹集》《阐不断革命论》等作品，并将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科学的系统研究进行整理汇编，于1964年出版了《道德问题论集》。
该论集讨论了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道德产生、形成和发展的社会根源，道德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道德的内容和形式在历史上的发生变化以及道德的阶级性等问题。周原冰认为，“在阶级和阶级影响尚未彻底消灭以前，道德科学是和阶级斗争最有直接联系的科学之一”。在他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德科学虽然同样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但它有着根本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伦理道德学说的三方面鲜明特点：第一，它公开宣布自己是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利益服务的；第二，它充满着永不衰竭的革命精神；第三，它是科学性与实践性的高度结合。只有紧紧把握和结合这三个特点，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道德科学的精神实质，才能使这门科学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相较于此前与青年谈心般的著作，这本论集收录的文章理论性更强，是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探讨道德科学的尝试，他希望通过该论集，引起大家对研究道德这门科学的注意。该书连印两次，发行了21万册，对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的建立产生了重要作用。
1966年，《道德问题论集》正待重排再版，但正如周原冰后来的诗作所言，“正待满园春透，忽地风狂雨骤”——“文革”打断了他的理论研究之路。周原冰一度被剥夺了读书写作的权利，但他思考的权利是剥夺不了的。据周原冰的爱人顾荣剑回忆，那些被关押在“牛棚”的日子里，他除了写“交代”，什么都不被允许做，于是就在脑子中“回想、复习年轻时学到的数学公式，反思以往的学术观点，构思下一部论著”。对于周原冰来说，“正是这严酷的现实，使我一方面坚定了研究共产主义道德的信念；一方面发觉了以往许多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论述未必真的全符合客观实际，也未必真的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后来他根据现实生活，重新思考以往的许多观点，“逐步形成了一种似乎系统的看法”，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通论》的雏形。
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的研究成果，《共产主义道德通论》出版于1986年，可谓周原冰对以往个人关于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研究的升华。在书中，他对道德的产生、内涵、历史发展及其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厘定，分析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实质、原则和独特性。在书中，他提出了一系列颇具原创性的见解。例如，第一，社会主义道德是共产主义道德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具体体现，不可将二者分离开来，并表示这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工作者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第二，运用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创造性地提出了道德形成和发展的“合力论”观点，对于分析现实的道德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第三，对真、善、美的统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强调真是基础、善是核心要求、美是强化剂与净化剂；第四，反思集体主义，并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对集体主义作了深入解读，着力就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说明。这些探索进一步引发了国内理论界对集体主义的深入思考，推动了理论的深化发展；第五，首次将劳动和实事求是纳入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他的共产主义道德四条基本原则的学说。
洋洋近50万字的著作中，思想火花不胜枚举，很难想象这本书主要写就于1982年他经历了胃切除手术之后。《共产主义道德通论》正是周原冰探求真理、坚持真理的丰硕成果，凸显了他在充满荆棘和泥淖的学术生涯中的热忱和勇毅。
把脉时代的伦理人
在完成《共产主义道德通论》之前，1983年周原冰还出版了论文集《道德问题丛论》，其中收录了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3年6月间的17篇文论，文集内容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背景、社会思潮以及伦理学界不同观点的争论紧密相关，反映了这一时期周原冰对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再认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丛论》本身尽管未必精当，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三年多以来，我国思想界而且主要是伦理学和道德科学方面思想发展的脉络”。时人关于该书的评论认为，它“显示出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凛然正气”，周原冰那种“从容镇定，力战不懈的精神，永远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系统研究共产主义道德理论的同时，他还积极关注和回应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道德困惑。在1991年出版的《当前道德理论上的困难与探索》中，他试图回答摆在时人面前的三大困惑：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怎样看待共产主义道德？第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应该怎样看待道德和道德的作用？第三，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要求下，应当怎样来看待集体主义原则？周原冰认为，要坚持对真理的探索，就需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跟上时代、研究时代提出的新问题。
除了对道德困惑进行解答以外，周原冰还针对当时的一些具体道德问题展开分析研判。譬如面对“向钱看”的思想风气，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能也不该禁止人民具有某种程度的‘向钱看’思想和人生哲学”，但是“我们的目光总该向着社会主义，向着人民幸福，向着祖国的富强，总不该把目光转移和集中到钱上”。针对社会中出现的因私害公现象，他重新阐释了“大公无私”——认为此处“私”应该是指与公共利益对立的“偏私”“徇私”“营私”，而不是个人的兴趣、爱好、需求等应该得到尊重的“私”；“大公无私”对每个公职人员来说是最起码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坚持和弘扬的优良品质。在周原冰看来，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应要求全社会所有人都完全达到共产主义道德的高境界，也不能禁约共产主义道德的传统，更没有任何理由去嘲笑共产主义道德的高尚和纯洁，或要求人们必须向最低的道德境界看齐。
对时代问题的持续关注与对共产主义道德的不断思考之间的相互结合，使周原冰的作品“真实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化状况，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此，《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述要》一书认为，周原冰的伦理思想资源是“我们了解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初的一个认知坐标”。
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之一（朱贻庭语），周原冰将对伦理学研究的兴趣和执着，与他坚定的信仰、党的伟大事业紧密联系起来，用一生写道德、讲道德，为我国伦理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1962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请他牵头成立了“伦理学研究组”，这就是今天上海市伦理学会的前身。“文革”结束后，周原冰于1979年3月出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主管文科教学和科研工作，在他的倡导和亲自设计下，华东师范大学开设了伦理学专业，接着组建了华东师范大学伦理学硕士学位点和伦理学教研室。华东师范大学的伦理学专业在周原冰的带领下，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快速发展。当时，国内伦理学界流传着“北有人大，南有师大”的说法。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与推动国内伦理学研究队伍的建设，曾与周辅成、罗国杰、李奇等共同倡议成立了中国伦理学学会。除此之外，周原冰对其“学伦理学的人首先要有道德”理念的身体力行，更是给伦理学人树立了榜样。在中国伦理学会现任会长万俊人看来，周原冰的这个论断“应该成为每一个伦理学学者自我要求的标准”。
晚年的周原冰虽饱受疾病摧残，但他始终以“闲不住”自勉，仍继续在伦理学领域勤奋耕耘，直至1992年9月的一天早晨。那天，周原冰在起床时突发脑溢血，摔倒在地，被发现时已神志不清，医生预料他扛不过三个小时。但是，他硬是坚强地在病床上坚持了三年。虽然这期间的治疗一直不太理想，但他始终不愿放弃，因为他还有太多事情要去完成——在病倒前的三个月，他发表了《道德建设工程学论纲》一文，试图在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理论指导下，建立一门可操作、可提出实施方案、可检查的改造人们精神世界中道德面貌的实践科学。同时，他还立志要写一部30万字的专著《社会主义时期的道德问题》。然而，无情的病魔摧毁了他晚年的宏愿。
周原冰是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用一生的时间追寻并宣传共产主义理想、研究共产主义道德理论、践行共产主义道德准则，以强烈的责任感探求真理、坚持真理。正如他在《共产主义道德通论》的结尾所言：“天底下从没有穷尽了的真理，真理总在延伸；天底下的路从来都是人走出来的，新路总难免荆榛和泥淖；我将不顾贬斥和嘲讽走我的路。”周原冰对共产主义道德信念的不懈追求、对道德研究的至诚求是精神，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当代中国重建”（19ZDA03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