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何林（1904—1988），原名竹年、曾用名李昨非，安徽霍丘（今霍邱）人，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家、教育家。1914年入私塾，1920—1924年在安徽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1924年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1926年投笔从戎参加国民革命军，先在武昌南湖学兵团编辑《学兵日报》，后到十一军二十五师政治部做宣传工作。不久随军二次北伐，1927年7 月，李何林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宣传科科长，随即南下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家乡，找到党组织，以县城高等小学校长的身份为掩护，做党的地下工作。后因参加“文字暴动”被通缉，逃离家乡来到北平。1928年后，在韦素园、李霁野的帮助下，参加鲁迅领导的未名社，投身革命文艺活动。此后辗转于中法大学、台湾大学、华中大学等多所学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高等教育部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院系调整后，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在全国率先开设鲁迅研究选修课。1976年奉调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鲁迅研究室主任，主持编辑《鲁迅手稿全集》《鲁迅年谱》《鲁迅研究资料》《鲁迅研究动态》等。曾任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协理事，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专业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编著有《中国文艺论战》《鲁迅论》《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关于中国现代文学》《鲁迅〈野草〉注解》《鲁迅小说选注解》《小说概论》《中学语文鲁迅作品答疑》等。身后出版有《李何林全集》（五卷）及《李何林全集补遗》等。

　　李何林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鲁迅研究专家和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同时，他还是一个革命家、革命军人和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中国的实践者。他一生以普及鲁迅为事业，以保卫“鲁迅精神”为己任。

　　不改初衷的道路选择

　　李何林是一个非常有性格的人。1927年，蒋介石发动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革命转入低潮时期。同年7月，在北伐军中以勇敢忠实著称的李何林，经李硕勋和姚光鼐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他随部队来到南昌，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们在朱德的带领下，向广东的潮州、梅县一带进军。途中，刚刚入党的宣传科科长李何林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主动带领文职人员上前线宣传鼓舞士气。为了精兵简政，不拖累战斗部队，保存革命火种，奉李硕勋之命，文职人员先行向武汉疏散。李何林经赣州、赴南昌、走九江，历经千辛万苦抵达武汉，后回到家乡。不久，即任霍邱城内高等小学校长。与从外地回乡的王冶秋、王青士等人会合，组建了中共霍邱县委和共青团霍邱县委。在此期间，他秘密从事发展党员的工作，王青士即由他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7月，李何林参加了霍邱的“文字暴动”，他们贴标语、撒传单，扩大对共产党的宣传。暴动失败后，他来到北平，参加鲁迅组织领导的未名社。从此，他在思想上坚定地与鲁迅站在了一起。那一年，李何林24岁。

　　经过人生历练和革命的战火洗礼，1929—1945年，李何林先后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北平慕贞中学、汇文中学、中法大学、河南焦作工学院、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太原师范学校、太原女子师范学校、济南高等中学、北平高级商业职业学校、阜阳（颍州）师范学校、云南大理华中大学等学校任教。在颠沛流离的教学生活中，他借在各个学校讲国文课的机会宣讲鲁迅的作品。因思想进步、宣传鲁迅，他屡受排挤和迫害。1946年，他到达台湾，先后在台湾省编译馆和台湾大学工作。1948年鲁迅的好友许寿裳遭到暗害之后，李何林被国民党特务监视，只身逃回大陆，由北平进入华北解放区，出任华北大学国文系主任。1949年3月随华北大学进入北平，同年7月参加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当选为候补理事，后调中央教育部任秘书长兼行政处处长。1950年10月调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1952年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代主任。同年9月，在教育部院系调整后，他出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在南开大学期间，曾被评为天津市先进教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9年，他率先在南开大学开设“鲁迅研究”选修课，成为全国大学中开设鲁迅研究课的先行者之一。同年秋，他应《新港》杂志编辑部之约，撰写了《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一文，强调“政治性和艺术性都来源于真实性”的主张。1972年，他刚刚被宣布“解放”，就迫不及待地赶写了《教学改革方案》。他后半生的重要著作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鲁迅〈野草〉注解》《鲁迅小说选注解》《中学语文鲁迅作品答疑》等，基本上都是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工作期间写成的。1975年12月，根据毛泽东对周海婴来信建议的批示，李何林于次年奉调进京，担任鲁迅研究室主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1988年11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

　　可以说，李何林的一生，是与中国革命共命运、与鲁迅结缘，践行自己的崇高理想，宣传鲁迅、保卫鲁迅的一生。而且，他是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投身于鲁迅研究中的。

　　不忘初心地“保卫鲁迅”

　　李何林的经历与其他作家和研究者不尽相同。他先是投笔从戎，然后再回到文学界和教育界的。因此，他有着独特的革命经历，这种亲身实践使得他在服务中国的现实工作中，从一开始眼光就格外准确、立场格外坚定，处理问题的方式也非常接地气。因为从实践中他知道中国需要鲁迅，他不是那种书呆子式的学者，他学习鲁迅是为了实现鲁迅的理想，是为了建设中国。

　　人们经常说：鲁迅还需要“保卫”吗？他的作品就摆在那里，自然会有他应有的地位。但李何林却不这样认为，原因在于他太了解中国，知道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在鲁迅作品的研读和辗转的实践经历中，李何林深刻地知道中国国民性的特点和特殊性。正是因为如此，郁达夫在纪念鲁迅的时候就沉痛地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陈子善、王自力编：《郁达夫忆鲁迅》，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对此，李何林与郁达夫有着相同的认识，他对此还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保卫鲁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在李何林看来，保卫鲁迅，就是保卫我们的民族英雄，就像犹太民族之于耶路撒冷，好似英国人对于莎士比亚；保卫鲁迅，就是摆脱沉积在骨子里做奴隶的思维定式。在这方面，李何林看得比其他人更透彻、更明白。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在悲痛中，李何林泛读报刊上的各种文章，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其中的问题。10月20日，李何林写了《为〈悼鲁迅先生〉的愤言》一文，对天津《大公报》关于鲁迅逝世的短评进行批判。因为这篇短评在对鲁迅进行评价时称：“他那刻薄尖酸的笔调，给中国文坛画了一个时代，同时也给青年不少的不良影响。”这段话使得李何林非常气愤，他写道：“我要请《大公报》‘短评’记者详细的指出来这‘不良影响’的具体内容，让读者看看，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的‘不良’”，并说：“我想：‘深刻锐利’是应该来代替‘尖酸刻薄’的！鲁迅的一支‘深刻锐利’的笔，透入了教授、学者的骨髓和‘苍蝇蚊子’的灵魂；并且触着了他们的疮疤，因而使他们感觉不快”，“鲁迅先生死而有灵，也绝不接受你们的‘悼惜’！”（《李何林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李何林的这篇文章成为一个重要标志，记载着他在保卫鲁迅的漫漫长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不久，他又写了《叶公超教授对鲁迅的谩骂》一文，指出：“叶君最近在《北平晨报》梁实秋教授主编的《文艺》周刊第三期上所发表的《鲁迅》一文，则尤其是‘专一攻击’不能还手的‘对象’，是十足的‘谩骂’和污蔑！”（《李何林全集》第1卷）李何林的这篇长文从虚无与绝望、个人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浪漫气质与讽刺、丑角的色彩和杂耍的成分等四个方面，对叶公超的观点进行了分条逐项的全面驳斥，为刚刚去世的鲁迅进行辩诬。

　　此后，每当关键时刻，李何林总是第一个站出来，批判那些污蔑鲁迅的歪理邪说，保卫鲁迅。这成了他整个人生的庄严工作。在各个历史时期，他总是挺身而出替鲁迅辩诬，保卫鲁迅的战斗传统。后来的一些学者说，李何林的鲁迅研究是以论战著称于世的，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他知道，在当时中国那样一个专制的社会，只有鲁迅的声音是振聋发聩的，是能够在世界上为我们这个民族争得荣誉的。保卫鲁迅，就是保卫我们的民族精神。李何林将此视为己任，终生无怨无悔，他后来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六十多年来，为党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人才，坚持五四以后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发扬鲁迅精神，驳斥了鲁迅生前死后一些人对鲁迅的歪曲和诬蔑，保卫了鲁迅思想。”（《李何林纪念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

　　李何林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读鲁迅的书，敬佩鲁迅的伟大人格，追随鲁迅的思想足迹。鲁迅在世时，他曾编辑了著名的《鲁迅论》《中国文艺论战》等书，还曾提议为纪念鲁迅从事创作活动30周年编印鲁迅的著作。他对鲁迅的崇拜和敬仰是出自一种改造中国的崇高理想，虽然他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但是他清醒地与学院派保持着距离。这一点使得他在思想上更加接近鲁迅。他曾经指出：“有人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新中国的圣人。那么，我们可以说，埋葬鲁迅的地方是中国新文学界的耶路撒冷，《鲁迅全集》中的文艺论文也就是中国新文学的《圣经》。”（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这是何等高瞻远瞩？在中国还从来没有人把鲁迅的著作提到这样的高度。他强调鲁迅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今天读来，字里行间除了反映出铿锵有力的理性思维以外，还能够感受到李何林对鲁迅的深情。这是我国第一代鲁迅研究专家的最突出特征。

　　他的保卫鲁迅是有原则的，这主要表现在对“五四”传统的坚持；对“五卅”到“九一八”的文艺思潮发展趋势的评估；对新文学社团的分析；对“革命文学论争”和“两个口号论争”等理论问题的评论。李何林认为鲁迅是了解中国社会的，鲁迅的观点是代表着时代主流的，所以跟着鲁迅走是不会错的。今天看来，他当时的评论基本上都是正确的。李何林在鲁迅与“左联”青年领导人的论争中，从一开始就坚定地站在鲁迅一边。细细想来，那个时候李何林刚刚30岁出头，他和“左联”的一帮年轻人年龄相仿，也是进步的革命青年，但竟然不是跟着所谓的领导走，而是有着自己独立的观点立场，主动地把自己也融入其中；不是站在当时某些人一边，居然坚定地站在当时已是“老人”的鲁迅一边。这是怎样的一种眼光？众所周知，后来的历史证明李何林的选择是正确的。尽管这种选择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但他始终坚持真理、特立独行、不改初衷、无怨无悔。这就是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界公认的“李何林精神”。

　　他学习鲁迅的经典作品、保卫鲁迅的战斗传统、发掘鲁迅的思想资源，并以此为出发点和立脚点，来分析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路向，紧紧抓住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研究之纲，客观上为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研究开辟了广阔道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有理有据地普及鲁迅

　　李何林是以革命家的身份走进文学界和教育界的，因此他的眼光是远大并有前瞻性的，同时又是脚踏实地的。他的鲁迅研究从文本出发，注重理解和实证，突出例证就是普及鲁迅。但凡接近李何林的人或者熟读了他的著作的读者，都会对此感同身受。他把文学鲁迅与社会学意义上的鲁迅紧密地结合起来，继续进行着他作为战士的工作。所以他把自己的身份地位放得很低，与读者融合在一起，引导他们读懂鲁迅，接近鲁迅的思想原则，丝毫也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架子。他的初心就是普及鲁迅，让更多中国人知道鲁迅、读鲁迅的书、实现鲁迅的理想、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从而达到改造中国、使中国变好的目的。当然，要实现这样的理想，第一步就是读懂原著。

　　李何林的鲁迅研究，就是在原著的基础上一段又一段地详细解读作品，逐字逐句地串讲，最后加上他自己的理解和点评。他经常倡导学生读鲁迅的书，对不懂的地方要查字典、找资料；并身体力行，以他自己的榜样影响着后来的学者，认认真真读原著、踏踏实实做学问。

　　他曾经说：“这种逐段逐句的串讲是否合适？是否比脱离原文句段的讲解分析他的思想和艺术要好一些？哪一种对一般读者读懂原文有帮助？我的串讲不一定准确，不过这种串讲方式行不行？尤其是对《野草》这样的作品。”（李何林：《鲁迅〈野草〉注解》，《李何林全集》第2卷）这是扎扎实实下笨功夫的研究，尽管他的观点代表了一个时代，但是他那种把鲁迅的思想原原本本交给读者的朴素唯物主义研究方式，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认同、所敬佩。有评论家说，李何林的鲁迅作品串讲“虽然意在普及，为读者扫清阅读障碍，但是却在资料的丰富上、难点的诠释上以及他的见解的精当独到上，都表现了其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周葱秀：《试谈李何林对鲁迅研究的贡献》，《李何林先生纪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这就是回到鲁迅那里去，从鲁迅的思想和创作实际出发，既不拔高又不贬低，既不夸张又不炫耀，实事求是地进行文本研究。因为他深知改造中国需要鲁迅精神，许许多多的人间精华语言在鲁迅那里都已经说过了，无需他再进行过度解读和阐释，只要解决阅读障碍、提供时代背景，把这些清清楚楚、毫不走样地告诉读者就够了。在鲁迅作品和青年读者之间架一座桥，他要做的就是这种建设者和引路人的工作。许多人都认为在李何林的鲁迅研究中，通篇都是鲁迅，很少显示他自己。正是因为这一点，使他成为鲁迅研究界值得尊敬的学者。

　　李何林是视野宽阔的资料专家，在他的研究中非常注重资料工作，资料是历史现场的初始记录，是走向研究的第一步。任何有成就的学者都不会忽视资料，李何林的著作中引用过许多重要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我们不能不钦佩他的细致和认真。试想当年，生活艰辛且在辗转途中的四川江津白沙镇，他编写《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的时候，资料之匮乏、环境之艰苦、信息之闭塞都是难以想象的。他携带、选购、保存所能得到的资料；在搜集整理、剪贴、归类中，将有限的资料珍藏利用，没有毅力何谈成功！就是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李何林编写出这样一本专业性极强的大书。正是这些宝贵的资料支撑着李何林的观点，使他做起学问来理直气壮、刚正不阿、有理有据、自成一家。以资料为根据是有实力的表现。他的治学特点是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把各种观点的代表文章都原原本本地保留下来，或引全文，或摘重点，让材料本身说话。他引用的那些资料，即便今天我们找起来也是相当困难的。以资料为基础才是他的研究，这就是李何林做学问的方式。他重视资料，但绝不是盲目地堆砌资料，他的著作在引用资料的同时又有许多属于他自己的分析，这些分析当然是在事实的基础上得来的。他刚正不阿，从不趋势跟风，凡事总要问一个为什么，不论什么形势都改变不了他的求真求实精神。今天，当我们钦佩他的坚定执着的时候，不应忘记他那些艰苦卓绝之努力。

　　他关注“五四”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重视各种文献资料和历史背景。在《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鲁迅的观点和作品是他引用最多的。这本书是李何林前期的一部最有代表性的重要学术著作。他在现代文学和思想史中发现了鲁迅、发现了瞿秋白，充分肯定他们的重要作用和历史价值。他认为瞿秋白“在现代中国的文化批评社会批评和文艺批评上，和鲁迅占着同等重要的地位，他的文章风格虽有一部分和鲁迅不同，但他二人的学识、思想、文章，在现代的中国实在可称双璧！”（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序》，《李何林全集》第3卷）因为有着北伐军人的素质，李何林是一个有胆有识的人，他敢于在那个年代，在瞿秋白被杀害不过三四年，就把瞿秋白（李何林用的是瞿秋白的笔名“宋阳”）的铜版照片和鲁迅的照片一起放在这本书的扉页中，并且标明他们是“现代中国两大文艺思想家”，读者通过他的序言当然会知道“宋阳”是何许人也，这在那时是非常危险的。这个举动反映了他的慧眼，同时也表现出他的个性，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这些都给他惹来了麻烦。果然，书刚出版一年，就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查禁。李何林绝不是那种高谈空泛理论之人，但他也不是不重视理论，他坚信以鲁迅、瞿秋白为代表的科学的文艺论才是最明快的哲学。

　　李何林总结鲁迅精神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并且说：“他不爱抽象的空洞的国家，而是爱这个国家的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他救国为的是救民。所以，简单地说，就是爱国爱人民。这种思想在我们现在还是很需要的。”（李何林：《略谈鲁迅有中国革命的关系》，《李何林全集》第1卷）张梦阳在《中国鲁迅学通史》一书中说：李何林是鲁迅研究务实派的最高代表，他“刚直不阿，一身正气，始终坚持基础性研究，不写一句空话，给后人留下了坚实的学术成果”。（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这个评价对于李何林来说，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李何林保卫鲁迅的战斗传统，在现代中国思想史、文学史、鲁迅研究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话题，很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