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1913—2005），原名吴瑶青，出生于江苏武进。1930年夏考入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附中。1933年9月，进入北平中国大学经济系，师从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和吕振羽等，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逐步走上学术研究之路。

　　1935年，吴泽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积极投身于民族救亡的斗争洪流。七七事变后，吴泽回到老家常州，创办《抗敌导报》。因在创刊号上发表《从淞沪抗战看中日战争的前途》被捕入狱，后经多方营救得以释放。后至重庆，先后执教于复旦大学和朝阳法学院，先后撰写了《中国历史是停滞倒退的吗？》《中国人种起源论》等多篇论文，对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侵略史观开展批判。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历史简编》，以及古史研究重要著作《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194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以地下党员的身份坚守理论阵地，为迎接新中国成立而工作。

　　针对当时学术思想界弥漫的“第三条道路”的谬论，吴泽连续发表《保皇党的反动路线与纲领》《保皇思想的堕落再堕落》以及《梁启超的拥袁与倒袁》等论文加以驳斥。1949年5月起，吴泽担任大夏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教务长和文学院院长等职。1951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后，长期担任历史学系主任。他还参与创建中国史学会和上海历史学会。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吴泽将学术研究的重点逐步转移到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理论和古代东方史的领域，发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研究》《古代东方社会的特点问题》《古代公社与公社所有制诸形态》等一系列重要论文，成为古史学界“西周封建说”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

　　从大学时代开始，吴泽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46年，经翦伯赞与华岗的介绍，吴泽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集革命者、史学家、教育家于一身，在70多年的学术研究中，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将学术研究与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以深厚的国学知识为支撑，通过严谨的历史考证，立足解决现实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东方学以及中国通史、先秦史、隋唐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华侨史、客家学等众多领域均取得卓越成就。早在1954年，受教育部委托，吴泽招收指导了新中国第一批中国史专业研究生，前后3届，共30多名。改革开放后，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史学史双学科博士生导师，培养指导了29名博士研究生，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和历史学的建立、发展作出巨大贡献。“通古今指点江山，说未来经纬天地”是他毕生的治学追求。

　　少年悬弧四方志

　　1913年，吴泽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今常州市武进区）西郊蠡河桥镇荷花坝村一个农民家庭。因幼年失怙，家境贫寒，吴泽累受歧视和欺凌，他那幼小的心灵里，早早埋下反抗压迫、争取平等、追求上进的思想种子。后接受新式教育，辗转于无锡、常州的高等小学堂读书。1930年，考入上海大夏大学附中读高中。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吴泽与上海学生一起前往南京向国民党当局请愿，要求抗日。春节前夕，吴泽挥笔撰成一副春联：“铁血爆发自由花，头颅铸成平等果”，横批“还我河山”，贴在大门上。对理想的追求，对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期盼，激励年少气壮的吴泽坚定革命理想，也为他后来追求真理、接受马克思主义，最终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上海读书期间，吴泽开始接触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尤其是李达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等书，开始明白中国农民和手工业者贫穷及破产的根源所在，产生师从李达的强烈愿望。1933年秋，考取中国大学经济系。当时的中国大学经济系名师云集：系主任李达授政治经济学，黄松龄教中国农村经济和土地问题课，吕振羽讲中国社会经济史，张友渔开设国际关系课，杜叔林上社会主义思想史课，他们均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在这些“红色教授”的教诲影响下，吴泽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问题，将对经济的历史考察与对历史的经济考察结合起来，注重从社会经济形态上分析研究古代社会。

　　进入大学不久，吴泽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当时国际经济的发展趋势，撰写出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一年来国际经济之回顾与展望》，并在北京《众志月刊》（1935年第3卷第1期）上发表，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他的分析基本正确。同年7月，吴泽在黄松龄主编的《经济学报》第1卷第1期上发表《传说中夏代之经济考》一文，该文是他在听过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课程后的考试答卷修改稿。1962年4月25日，在致吕振羽的信里，他回忆起这段经历说，自己所写的这篇文章“是在这本书的指引下所做的一次写作尝试”。

　　吴泽在大学读书期间，学术界正围绕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以及社会史问题展开空前的大论战。郭沫若首倡殷代原始社会说和西周奴隶制社会说，吕振羽则根据自己的研究，创立了殷代奴隶制社会说和西周封建说。但“新生命派”和“动力派”则认为奴隶制社会只是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的特例，不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古代“空白”了奴隶制时代。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必然涉及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具体认识：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否按照马克思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由低级向高级迈进？举世瞩目的中国大革命，是否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历史的发展有无规律可循？如果有，发展的规律又是什么？要正确理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就必须回答这一连串的问题。这场大论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社会阶段；三是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受李达、吕振羽的影响，吴泽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和各家言论的基础上，在南京《劳动季报》1935年第1卷第5、6期上分别发表了《殷代经济研究》和《传说中夏代之家族制奴隶经济》，两文均经过吕振羽的修改并介绍发表；在南京《中国经济》杂志1937年第5卷第5、6期发表《“奴隶所有者社会”问题论战之总批判》（上、下）等文章。前两文在认真研究甲骨卜辞、考古实物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分别从农业生产、商业、手工业等殷代社会经济生活方面论证殷代经济是奴隶制经济组织、殷代社会制度是奴隶制社会；后两文论述了奴隶制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经过”的阶段，驳斥了奴隶制社会“空白论”，乃至“三形态”“四形态”之类观点。对否定奴隶制社会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经过的阶段、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当作独特的社会形态并以之“顶掉”奴隶制社会等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读书期间，吴泽还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原始社会史，撰写《中国先阶级社会史》书稿，吕振羽特地为此书作序，写下《〈中国先阶级社会史〉序》，向学术界大力推荐。遗憾的是，这部书稿在日寇侵华的炮火中佚失。

　　胸罗万古兴亡史

　　1937年7月，正当吴泽从中国大学毕业之际，卢沟桥事变爆发。几经周折，吴泽回到常州的老家。面对严峻的民族危机，吴泽与几位老同学在家乡联合创办《抗敌导报》，激励民众信心，谋划救亡之策，宣传全民族抗日。在创刊号上，吴泽以胡哲夫的笔名，发表了《从淞沪抗战看中日战争的前途》，由于文中指责了当政者，他被逮捕入狱，后在亲友的营救下才得以出狱。出狱后，他在南京《金陵日报》上发表《庭讯》一文，披露狱中受审时的片断答问，揭露国民党监狱的黑暗内幕，并阐述了对抗战前途的看法。10月，吴泽携家眷辗转镇江、武汉。1938年春，到达重庆，见到了李达、吕振羽、侯外庐、张友渔以及翦伯赞、华岗等师友。在他们的推荐下，吴泽先后执教于重庆复旦大学历史系和重庆朝阳法学院。在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的同时，他还在青年学生和朋友们中间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和《中国历史简编》便是吴泽这个时期的代表性著作。

　　《中国原始社会史》出版于1943年，是继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之后，又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系统研究中国原始社会的力作。吴泽运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理论，以地下出土文物和古籍文献为资料，充分吸收了中外文化人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考察了中国原始社会的发展过程，论证了“北京人”是中华民族最古的祖先，揭示了中华文明的源头，分析了史前原始社会的经济构造、社会组织与家族形态以及原始社会的意识形态等问题，推动了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体系的建立。

　　《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1944年定稿，1949年出版。吴泽在该书开篇引用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句名言“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并认为“这是科学历史观的基本论点”。自序里提出：“用唯物史观来整理史料、史事，从具体史料、史事本身的科学法则，就可体现出整体的社会历史真面貌。”书中根据丰富的考古资料，充分吸收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等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详尽考察了奴隶制社会的发生、发展，社会经济、政治诸形态，乃至阶级、家族制度、宗教文化，等等，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吕振羽创立的殷代社会为奴隶制社会的学说。书中还较为全面地回顾了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历程，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论战中的积极成果，解决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殷商史的专著，填补了古史研究上的空白，书中的许多论点，时至今日，依然为学术界所公认。

　　《中国历史简编》是吴泽对出版于1942年的《中国社会简史》的修订，原书仅写到春秋战国时代。为了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在新著中他补写了春秋战国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内容，1945年出版后多次再版。该书将史学研究与中国革命和民族复兴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叙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教育人民，激发民族自信心，为抗日救国而奋斗。书中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为指导，明确指出殷代以前为原始公社制社会，殷代为奴隶制社会，西周到春秋战国为领主制封建社会，秦汉到鸦片战争前为地主制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时期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具体论述社会发展过程时，书中力图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揭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还注意揭示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对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其他因素的作用也加以客观分析。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吴泽自成一家的中国通史体系的初步形成，与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等一样，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体系形成阶段中重要的代表性著作。

　　文章笔下扫千军

　　吴泽是成名于革命战争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认为：“史学的现实性是史学生命力之所在，史学如果不解决现实的历史借鉴问题，如果不立足现实、站在现实的高度来表述历史的话，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他以纸笔为武器，针对现实问题，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论著，横扫千军。

　　抗日战争时期，一些日本法西斯御用文人胡说什么中国社会是“停滞”的、“循环”的、“倒退”的，日本是进步的、发展的；胡说什么中国人种西来说、南来说、东来说等，污辱中华民族人种文化。为了配合抗战，吴泽相继发表《中国历史是停滞倒退的吗？》《中国人种起源论》等论文，以无可争辩的史实，指出中国历史并非停滞倒退，中国人种起源于中国本土，有力地反击了侵略者的奇谈怪论。

　　1942年3月，吴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编写出大学讲义《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初稿，在“序”里，他自述写作目的是：“阐述地理环境对于社会发展的关系和作用，并清算一切法西斯主义者‘地理政治论’及‘地理史观’等狂妄的谬论，为历史唯物论具体地试解一个基本问题。”吴泽指出，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必要条件之一，会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但“地理环境不能、也不曾决定过社会发展，在过去是如此，在现代更表现得清楚。由奴隶制社会发展到封建制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不在地理环境，而在于社会制度自身内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生产过程中矛盾法则”。

　　1947年到1948年间，围绕着自由、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及谁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等问题，学术思想界再一次展开空前的大论战。1948年，吴泽以宋鱼的笔名，出版了《论自由主义》一书。他认为，自由主义不仅是一个思想理论问题，实际上更是一个尖锐严重的现实政治问题。“一个自由主义者，到今天应该毅然决然割断对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幻想，站起来，迎前去，尊重人民的觉醒与力量，和人民在一起，参加革命联合战线，奋力反帝反统治，为民族求独立、人民求解放，献身于民族自由、土地自由，成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吴泽此书戳穿了所谓“自由主义者”的虚伪画皮，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社会上有一些“中间路线者”“自由主义者”，他们幻想在不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前提下，通过“新维新运动”改良政治，建立英美式议会制度。1948年11月，吴泽出版《康有为与梁启超》一书，指出：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任何自上而下的“维新”、改良运动，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有通过社会大变革，才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康梁败于前，清廷崩于后，前车可鉴也！时异境迁，远非昔比，人民已经起来，民主自由，已成时代主流，历史洪涛，革命形势，无可抗拒。人民时代，民主世纪，哪里还容孤臣孽子们侈谈‘维新’‘变法’，玩弄‘拥光绪’‘保大清’的一套？”书中号召人们读史鉴今，“现在，又是一个社会变革阶段了，士大夫们又出现在政治前线，作挽救危亡的政争了。前途结局，如何？……康梁固可哀矣，康梁亦可鉴也！”从历史的高度识破这场美蒋合演的反革命丑剧的真面目，“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次，吴泽应邀到交通大学发表“戊戌五十年祭”的讲演，宣传他的这些政治主张，受到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威胁，演讲结束后，上海地下党组织几十辆自行车将他护送回家。

　　与时俱进著新篇

　　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作为地下党员的吴泽积极筹划接管大夏大学的工作。5月，上海解放之后，吴泽主持大夏大学文学院，后又主持校务委员会并兼教务长。1951年全国院校调整，大夏大学与圣约翰大学等合并为华东师范大学，吴泽先后担任历史学系主任、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客家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会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吴泽的治学重点逐渐转移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社会主义学术体系上来。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注意联系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重新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先后发表学术论文重评曹操、王仙芝、黄巢、武则天等政治人物以及老子、孔子、杨朱、吴起、王充、王夫之、顾炎武、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等思想家，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1961年，吴泽接受中宣部文科教材办公室的委托，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教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吴泽先后选编出版了《中国史学史论集》（上、下册）和《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又与杨翼骧教授共同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在此基础上，1989年，吴泽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出版。作为填补空白、构筑体系的近代史学史研究专著，该书结合近代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抓住每一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探索出近代史学发生、发展、演变递嬗的规律，深入阐明各个史家、各个学派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阶级地位及世界观、史学观，究明每一部历史著作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指导思想，阐明史料存在的状况、史学发展的源流，各个时期不同历史学派的历史编纂学和史学研究方法，以及各个史家、各个史学流派间的矛盾斗争。

　　为了帮助青年尽快掌握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1985年，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出版。该书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史学这一学科进行概述和回顾，内容包括历史研究的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识。书中介绍的这些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都是吴泽多年治史的经验总结，故而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吴泽最早倡导华侨史研究。他认为，早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期，侨居国外的千百万华侨就曾把中国的先进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起到了伟大的桥梁作用。到了近现代，侨居各地的华侨与当地人民同甘共苦，开拓社会经济，为争取独立自由而并肩作战，为世界人类的进步与文明做出了辉煌的业绩；改革开放以来，不少海外华侨纷纷回国，投资创办“三资企业”，支持祖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吴泽大声疾呼加强华侨史研究，并在华东师范大学率先开设华侨史讲座，编写《华侨史研究的对象、课题和任务》的讲义，发表《马克思恩格斯论华侨》《华侨对抗日战争的伟大贡献》等论文。在吴泽的推动下，1983年12月，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成立，他被选为该学会的首任会长。1984年，他主编的《华侨史研究论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共收录学术研究论文27篇，内容涉及从华侨政策到华侨对居住国的影响等问题。

　　在研究华侨史时，吴泽发现海外华侨中约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是客家人，而学者却很少研究。为填补学术空白，他提出创建客家学的战略构想，并于1990年撰写了《建立客家学刍议》等论文，倡议在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客家学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上海首届客家学研讨会，主编《客家学研究》，将客家学的研究推向深入。

　　吴泽一生尤致力研究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形态学。这方面集大成之作是1993年出版的《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吴泽认为，社会形态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它包括社会经济形态、社会政治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三个组成部分，其中社会经济形态是社会形态学说理论的基础。吴泽强调：“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是东方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学，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国情学；东方国家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东方学，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需要科学的东方学；特别是当前东方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尚在草创的初级阶段，无现成的经验、方案、模式可遵循，有待大家一同在建设实践中继续探索、研究和总结，不断努力，自我完善，那就更迫切需要科学的东方学。”“开展东方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深入探讨研究、正确揭示中国国情，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服务。”

　　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回望大师的学术人生，我们更能理解吴泽的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作为时代的产物，吴泽的学术生涯起始于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面对外敌入侵，政治剧变，社会动荡，民生艰难，他关注现实生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既不为学术而学术，更不无病呻吟。正如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诗中所写：“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草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晚年的吴泽，一定是觉得此诗“与我心有戚戚焉”，否则，为何要手书此诗并置于书案之上呢？

　　（作者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