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说清末修律是西方法学进入中国的肇始，但国际法知识传入中国，比法学其他知识更早。中国对西方法学的需要，首先是对国际法的需要。那么国际法率先舶来的直接动因是什么？答案是——外交。

　　1840年国门被打开后，列强在外交中运用国际法和商法，时而作依据，时而当幌子。清廷及其官员还不知外交为何物。没有知识准备而突然遭遇西方，从盲目自信到盲目拒斥再到盲目畏恐。时人以中文“交涉”一词来代表外交事务，不知起于何时。目前资料表明，1875年上海《申报》已使用“交涉”一词（《西报论中日交涉事》，载《申报》1879年6月20日）。《官场现形记》第九回曾云：“不与洋人交涉，宦途甚觉顺利。”日本最早的外交职位设立于1845年（日本弘化二年），大清于1861年3月1日（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日）才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外交专门人才奇缺，只有一个人算得上堪担大清外交大任者，他就是蒲安臣。他“处事和平，洞悉中外大体”，大清帝国便于同治六年（1867年）11月任命他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中国教会新报》1870年第86期）。这个蒲安臣是个律师出身的美国外交官，是林肯总统任命的美国第十三任驻华公使。他居然被中国政府任命，让他在外交中为中国代言，原因就是只有他懂国际法。而当时中国还没有“国际法”一词，至1873年，还是日本学者箕作麟祥（1846—1897）把International Law用中文转译成“国际法”。可是晚清中国官员大多不知国际法为何物。

　　在中国居住并工作62个年头（1850—1916）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于1864年起在中国“传”起国际法的“教”。他运用中国知识人常有的“附会论”方法，把美国学者惠顿的《国际法的要素》（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与儒家经书进行“附会”，以说服中国人——“万国公法”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东西。1867年丁韪良被聘为京师同文馆教师，讲授《万国公法》。至1879 年，同文馆学生参加公法学大考者有9名，1888年8名，1893年12名。这是关于国际秩序的著作，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天下”观念。恭亲王在为此上书请求允许刊印出版的奏折中提到，在对外交涉时“彼此互相非毁之际”，才知有此书。他认为洋人和我们打交道都“窃查中国语言文字”和书籍，“往往辩论事件，援据中国典制律例相难”（《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七）。这道出了官方急需国际法的原委，也说明了《万国公法》得以出版的初衷——作为外交中“攻击对方的手段”。恭亲王对国际法的理解只停留在“交涉”与“算计”的工具意识上（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

　　读懂西方、读懂世界的人，才会懂国际法的意义。薛福成于1889年出使欧洲四国，三年后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己原以为“外洋人性情刚躁，不讲礼义之故。乃至欧洲，与各国外部交接，始知其应付各事，颇有一定准绳”（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光绪十八年六月二十日）。他认为，为了促使各国对中国改变态度，首先有必要自己改变态度——“凡两国交涉之事，条约所及者，依约而行。条约所不及者，据理而断”（《筹洋刍议·利权二》）。1894年薛福成上奏称，一个合格的外交官应“宜识形势、揣事情、谙公法、究约章”（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卷三））。“公法”即国际公法。恭亲王和薛福成都主张外交官要从学习掌握万国公法开始。但恭亲王把万国公法当作攻击和“算计”对方的武器，而薛福成则是把万国公法看作是外交中相互的“信义与契约”，薛氏认为“弄诡辩，曲法”来对待他们，会招致他们的不信任。后来，外国人也发现这一变化，“觉醒过来，渐知排外守旧主义之非”（上田万年：《关于清国留学生》）。薛氏在《论中国在公法外之害》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中国与西人立约之初，不知《万国公法》为何书。有时西人援公法以相诘责，秉钧者尝应之曰：‘我中国不愿入尔之公法，中西之俗，岂能强同；尔述公法，我实不知。’自是以后，西人辄谓中国为公法外之国，公法内应享之权利，阙然无与。”（《湖北官报》1905年第2期）薛福成所批判的，正是清末官员的“中国特色论”，也揭示了中国不用（国际）公法的害处在于不享受公法上的权利。但这样的高见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清廷的理解和重视。

　　中国有识之士意识到国际法的重要性，开始传播国际法。比如桐城派代表人物吴汝纶从1890年起，主持莲池书院逾10年，其间推行书院课程西学化改革，面向12、13岁的中学堂开设西学课程，其中有“万国公法”“公法便览”“公法全通”等；面向16、17岁的大学堂的西学课程中开设“各国交涉公法论”“法国律例便览”“海上权力史”等课程。这是最早进行法学知识教授的典例。此外，1897年维新派创办的湖南时务学堂也在公法专门学和掌故专门学中，开设“万国公法”。据1898年《湘报》载，唐才常在长沙创办“公法学会”，并制订章程。大约在设立京师大学堂前后，陕西有官员建议本省自设“学律馆”。在当时的建议详文中，驳斥“重视西法以为加于吾道之上”的观点，批评道学与洋务“两相轻而门户分矣”，因而建议“本省自设学律馆”。可见它不只是学习中国律例，而是“兼习章约以识交邻”，实际就是指“条约章程以及时务报章”（《秦中书局汇报》（明道）1898年）。这是地方政府把中学与西学、律学与西法、法律与外交进行结合教育的进步举动。

　　所谓外交弱国，实际上就是国际规则意识的弱国，在本质上是制度的弱国。制度落后决定挨打的命运。甲午战败令衰老帝国和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国力远逊于这个近邻岛国。更令国人清醒意识到，以制度变革为核心的明治维新对日本由弱变强的决定性意义，它也刺激着中国人对待西学重点——西方制度的关注和重视。至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1901年1月），慈禧太后在西安以光绪帝名义发布修律变法诏书。1902年7月，大清国代表张之洞和英方代表马凯在武昌谈判。7月17日，张之洞通过翻译梁敦彦之口，向马凯传达了一个重要意见：“我们想修订我们的法律，我们即将指派委员研究。您是否同意，在我们法律修改了以后，外国人一律受中国法律的管辖。”这意味着国际法务与国内变法二者正面的直接关联。这是一种怎样的关联？早稻田大学商科毕业生杨廷栋1909年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第一，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不同；第二，领事裁判权发生于条约之中，欲去领事裁判权必先改正条约；第三，改正条约必先编订完全无缺之法律”（杨廷栋：《论改正条约与编订法律有连结之关系》，载《外交报》1909年第九卷第23期）。在此他勾勒出了外交与中国法律改良的关系。

　　随着中国近代知识人睁眼看世界，最后大都把目光聚焦到国际法。因此，学国际法的留洋人数在法科留学生中占比极高。中国逐渐从律学转向法学、旧制转向新制、法统转向法治，外交需要国际法是中国产生近代法律的最初动力。国际法的需求，也是中国律学转型、西法勃兴、法学近代化的动因和契机。说到涉外法治人才，如果以史为鉴，可以从近代找到许多成功典范——法科外交官就有伍廷芳、王宠惠、顾维钧、周鲠生、王世杰、徐谟等。话说回来，没有法科背景的人，其实也并非不能胜任外交官。比如张彭春，因学贯中西，懂中国又懂世界，因此在《世界人权宣言》中注入中国儒家“仁”的思想。单凭中国人的智慧，只要懂世界、知文明，即便不懂西法，也不会以“交涉”式的低端心态和方式去搞外交。中华文明藏在中国的“礼”，西方文明大都藏在他们的“法”，文明之玄机奥妙往往藏在国际规则之中。

　　（作者系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