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长河中，一直有书写人居环境生态的文学主题。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滋养了华夏文明，中华民族的形成演变、生存发展都与之息息相关。黄河生态环境的变化在文学中也有相应的突出体现，某种程度上为我们了解黄河文明和生态意识提供了鲜活的视角。黄河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突出意象。“黄河远上白云间”（王之涣《凉州词》）、“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将进酒》）、“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刘禹锡《浪淘沙词》），这些壮美的诗句，气势磅礴，无不是赞颂黄河的华章！王之涣笔下的黄河宁静致远，王维诗中的黄河人水谐和，李白、刘禹锡笔下的黄河奔腾恣肆，呈现了黄河意象的丰富性与立体化。

　　黄河，初名河、河水，水质清澈，“河水清且涟漪”（《魏风·伐檀》）、“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卫风·硕人》）、“河水”（《邶风·新台》）、“谁谓河广，一苇杭之”（《卫风·河广》），等等。在诗经时代，河即黄河的专称。黄河浩浩荡荡，水光潋滟，岸边蒹葭芦荻，郁郁葱茏，更有水鸟嬉戏；人们在水边劳作，因劳动而心生爱慕之情，“窈窕淑女”“在河之洲”，透过这些诗句，三千年前黄河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情景跃然纸上。黄河水本是清的，但是，在汉魏史料中，黄河的浑浊便已经成为常态。魏晋时期裴楷曾言：“自古未有河清者。”人们对黄河的浑浊司空见惯，在文学和历史的载籍中并没有关于黄河何时变混浊的明确记录。然而，黄河变清则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不但被记录在史册，而且进入了文学写作中。

　　赋颂文体中的“黄河清”

　　南朝刘宋的元嘉时期，黄河、济水同时变清，天下以为美瑞。鲍照欣然作《河清颂》，序中称“长河巨济，异源同清，澄波万壑，洁澜千里”，实乃旷世伟观，因此以文章颂美时政，深合颂之本旨。河清、河浊，本是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变化的结果，在古代却被赋予了政治文化内涵，并形成思维定式。“世以河清为祥，而以水变赤为妖”“黄河清，天下平”“黄河清而圣人生”，等等，河清与政治清明、人文隆盛紧密相关，河浊则兵戎骤起、朝代更迭，说到底是对自然现象的政治化解读。

　　在天人合一观念盛行的时代，人们对于河清的解释、载录和文学书写，重在颂美王政，高标时代。当然，对黄河变清的原因多归结于承平吉瑞。正史中对河清乃太平之应的记载，可谓史不绝书。河清的长度从几十里到上百里，时间从几日到年余不等，从历史载籍中我们发现黄河间歇性变清集中在几个地点：冀州、陕州、滑州、济州、怀州、徐州等地，以及特定地点如龙门、新丰鹦鹉谷等地。这些地点主要分布黄河中下游，即今陕西、河南、山东等地。

　　州县本境发生河清现象，地方长官上报奏闻，朝廷援例记录在册，最终被修史者采纳。“儒宫献颂，学馆陈诗”（夏竦《进河清赋引表》），躬逢河清，颂、诗、赋是较为常用的文体。写作者挥毫泼墨，洋洋洒洒，歌咏我们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文明，赞颂时代的治绩和功勋，“泰阶既平，洪河既清。大人在上，区宇文明”（鲍照《河清颂》），刘宋政权对黄河变清高度关注，认为是旷世伟观，昭示清明之治。变清的黄河、济水皆不在南朝统治区域，却成为南朝政统承继周汉的纽带。河清的政治文化意义超脱了地理空间，更凸显了黄河的根脉性。“充乎天而溢乎地，盖盛德与大业也夫，岂河清而已矣”，北宋时夏竦所作《河清赋》，源于宋真宗祭祀汾阴，是时阴阳燮理、边境安宁、政教清明、刑法适度，“道德为休而神灵幽赞，仁义为祥而富寿攸暨。礼乐为符而上下昭假，贤材为瑞而中外允治”，称得上天地和宁、政通人和。在历代关于黄河清的文学书写中，不乏鲍照、晏殊、解缙这样的文学名家加入献颂陈诗的队伍。唐代贞观年间曾以燕乐形式制作《景云河清歌》，奏之管弦，为诸乐之首。

　　作为词牌的“黄河清”

　　北宋徽宗政和、宣和时期，诸路争相上奏河清，朝廷遣官员致祭，宰臣率百官上表称贺。地方官、宰执的行为，符合宋徽宗君臣所倡导的丰亨豫大之策。因此，每年都有关于河清的奏报，围绕“河清”形成的政治文化行为成为一种常态。颂美河清，也就成为当时文人创作的重要主题。宋徽宗是一位艺术天分极高的皇帝，他于崇宁年间设立专门的音乐机构——大晟乐府，一批兼具音乐和文学才华的文人任职其中，史称大晟词人。代表性词人有周邦彦、晁端礼、晁冲之、万俟咏、田为等。皇帝沉溺于太平盛世的美梦中，贪图享乐，好大喜功，臣下欣然会意，投其所好，编造各种祥瑞之兆，讨其欢心。从崇宁到宣和，有关黄河清、芝草生、甘露降之类的祥符瑞兆，争相频出，数不胜数。大晟词人作为应制词臣，理应颂美时政，为宋徽宗所谓的承平之治鼓吹唱赞。

　　宋代流行长短句，大晟乐府制礼作乐，制撰晁端礼创作了《黄河清慢》曲调，这是一首慢词，词云：“晴景初升风细细。云疏天淡如洗。槛外凤凰双阙，葱葱佳气。朝罢香烟满袖，近臣报、天颜有喜。夜来连得封章，奏大河、彻底清泚。　君王寿与天齐，馨香动上穹，频降嘉瑞。大晟奏功，六乐初调角徵。合殿春风乍转，万花覆、千官尽醉。内家传敕，重开宴、未央宫里。”（《宋词纪事》）《黄河清慢》的词牌乃晁端礼所创制，双调九十八字，上下片各八句，词牌明确表达了创作意旨——歌咏黄河水清的吉兆。该词牌与鲍照的《河清颂》、夏竦的《河清赋》一样，在篇目中直接表明河清意旨，体现了人们对黄河生态的持续关切。不独晁端礼，万俟咏也是大晟乐府的成员，他所作的《雪明鳷鹊夜慢》形象地再现了汴京元宵的一幕幕场景，旨在歌颂太平盛世、皇帝与民同乐，这也是应制词人的权责职分吧！《黄河清慢》词音调优美，天下传唱。后来的丘崈、陈维崧也写过《黄河清慢》。无论燕乐之歌，还是乐府曲调，新的文艺样式承载着古人对“黄河清”一以贯之的热情赞颂，寄寓了人们对清明盛世的热切向往。

　　黄河与中华民族的发展休戚相关，黄河文学书写中包含着政治清明的愿景和对黄河生态美的构想。李白、杜甫、储光羲、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萨都剌、于谦等都有吟咏黄河的名篇。“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李白《公无渡河》）、“黄河北岸海西军，椎鼓鸣钟天下闻”（杜甫《黄河二首》其一）、“河决三门合四水，径流万里东输海”（欧阳修《巩县初见黄河》）、“派出昆仑五色流，一支黄浊贯中州”（王安石《黄河》）、“活活何人见混茫，昆仑气脉本来黄。浊流若解污清济，惊浪应须动太行”（苏轼《黄河》），等等，或雄浑恣肆，或壮阔奔腾，奏响了一曲曲自强不息的民族乐章，这些题写黄河的壮美诗篇也都成为千古流传的文学经典。在文学作品中奔腾不息的黄河，承载着民族诗性的翅膀，名篇佳作传唱不衰。“一句黄河千载事”（罗隐《春日投钱塘元帅尚父二首》其二），在黄河两岸的城镇市邑、渡口码头、高塬旷野，流传着与黄河有关的故事，唐代三大诗人李白、杜甫、高适的梁宋游，便是其中之一。

　　回溯关于“黄河清”的文学书写简史，我们发现，诗、赋、颂、曲等多属于应制之作，写作动机便是歌颂祥瑞、夸耀时政。杜甫曾对隐逸文学和供奉文学提出深刻反思，“隐士休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河清颂”（《洗兵马》），他主张书写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宋代胡寅认为，河水或清或浊，是质性不同所致，后世因河清而大庆，“君臣动色，载于年号，著于邑名，形于歌咏，纪于史牒”（《读史管见》卷四），殊为怪异。胡寅认识到黄河的清浊与自然规律有关，以河清为祥瑞而争相称贺，无疑是一种谄媚行为。上述论述既反映了古人深刻的反思批判精神，也彰显出他们朴素、科学的黄河生态观念。

　　黄河，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图腾。河清海晏，更是古人对至治社会的想象，因短暂的河清而产生的应制写作，毕竟不能寄予和承托他们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不过，以“黄河清”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体现了中国古代自然现象与政治文化现象的叠合，不仅反映了古人对天下太平的珍视，更包含着人们对河水清澈、安澜无患等美好自然生态环境的质朴期待。历史上黄河水患频繁，据沈怡《黄河年表》统计，自公元前2278年至1933年四千余年间黄河共决溢1573次。黄河流域的人民深受其害，歌咏“黄河清”是百姓对安定幸福生活的向往。中国古代有关“黄河清”的文学书写，体现了一种普遍且鲜活的生态意识，这种意识和当今世界的生态哲学观念是互通的。我们今天的黄河治理和黄河生态文明建设，河清依然是基本诉求——黄河流域的山美水清将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壮阔优美的画卷。发掘并阐释古代黄河文学书写中的生态意识，将有助于我们构建新时代更加和谐优美的黄河生态文化。

　　（作者系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