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非常推崇严复，曾在信中称许其“中学西学，皆第一流人物”，唯一让人稍觉遗憾的，就是译笔太过古雅深奥，不够近俗，在传播上恐受影响。严复在回信里，首先难免自谦一番，但随即指出，“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深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也就是说，严复之介绍西学，非为替代中学，而是希望能够以此激活中国的“圣经贤传”，焕发新的生机。职是之故，严复在中西对译上，极为慎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严复将sociology（社会学）译为“群学”，正是为有意识地接续荀子学说。20世纪30年代到中国讲学并对中国传统文明“富有同情的了解”的功能派宗师拉德克里夫·布朗，也坦承中国在战国时代已由荀子开创了社会学这门学科。后来，潘光旦专门撰文分析荀子与斯宾塞在社会学认识论上的相似之处。

　　那么，作为社会学家，荀子到底有何独特之处？他的理论与今天又有何相关性？我们且以荀子的一则预言为例稍作阐述。

　　这则预言，涉及荀子游秦的著名公案。荀子在秦国的考察应该还是比较全面的。在回答秦相应侯范雎“入秦何见”的问题时，荀子先是从地理山川、风俗民情、都邑官府、士大夫、朝廷诸多方面，对秦国予以了极高评价——毫无疑问，其中会有外交辞令的成分——但话锋一转，荀子说，“虽然，则有其諰矣”——至于秦国所忧惧的是什么，荀子没有展开，估计是宾主心照不宣的问题（在别处，荀子明确说过秦国“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接着，荀子又说，如果按照“王者之功名”的标准来衡量，秦国还差得太远。“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最令人诧异的是，荀子还补了一句：“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荀子·强国篇》）

　　荀子所谓的“故曰”，即纯用儒术则可称王，混杂使用就可称霸，一样不用则灭亡，这一说法不知是否为当时儒家进行自我推销时常用的流行说辞，或是荀子临时编出来的说法。但无论怎样，这是面对“威动海内”的强秦明确作出的一个预言，而且不幸一语成谶，席卷天下之后的秦国，忽焉而亡，成为短命王朝。

　　荀子预言的应验，仅是巧合而已，还是游说者常用的恐吓修辞伎俩，抑或根据特定原理作出的精准预测？我们认为，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第一位社会学家的荀子，在作出这种论断的时候，确实基于自己的社会学理念。

　　荀子以类似于两千年后启蒙运动时期哲人常用的思想实验方法，勾画了人类社会产生的根本所在：“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荀子·王制篇》）也就是说，社会之所以可能，首先在分工和分层。分又何以可能？因为人有道义，以道义来区分，就和谐和顺，就能团结一致，就能产生强大的力量，就有了人类创造的一切。

　　荀子强调人性是一致的（这也类似于西方启蒙运动时期方才确立的理念），但又说，“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唯有区别，方能抟为一体，“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荀子·富国篇》）。“凡百事，异理而相守也。”但是应该如何区分呢？这种区分又如何具有正当性呢？荀子认为，需要根据礼义来进行区分，“乐合同，礼别异”。“决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民载其事，而各得其宜。”一个人，如果“不能以义制利，不能以伪饰性”，就做一个普通民众算了。荀子承认人的欲望的合理性，“礼者，养也”，“礼”就是“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当然，礼不仅限于此。事实上，荀子“隆礼义”，是将礼从仪式性的政治活动，扩展为社会生活的普遍规范。此外，礼也不仅是约束人的，还是感化人、启发人、成就人的关键所在。遵循礼义，化性起伪，“途之人可以为禹”。人生境界之区别，端在个人的志向和意志。“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是荣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荣。”

　　如何治理社会呢？荀子认为需要采用大儒的策略：“法后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今持古，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儗作；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荀子·儒效篇》）之所以“法后王”，是因为上古之法，渺不可寻，而周文周礼，粲然明备。“隆礼义而审贵贱，若是，则……士大夫务节死制，然而兵劲。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是之谓政令行，风俗美，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居则有名，动则有功。此儒之所谓曲辨也。”（《荀子·王霸篇》）最为关键的，是要“知通统类”，即明白社会制度体系及其背后的原理，“举统类而应之”。荀子批判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翻译成当代语言，就相当于说孟子在养浩然之气修君子之身上可能还不错，但实在不懂社会学，“不知贯不知应变”，如此，也就不能由内圣开出外王。

　　再来看荀子对于秦国的分析。综观《荀子》一书，较为具体地讨论秦国的共有四处。以上所引的两处均出于《强国篇》，另外两处则在《议兵篇》。显然，秦国最为特别的，无疑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于秦国军队何以强大以及相应的社会动员机制，荀子具有深刻的洞察：“秦人，其生民也郏阨（使人民生活困苦），其使民也酷烈（役使人民很残酷），劫之以埶（以权势威逼人民），隐之以阨（用穷困扼制人民），忸之以庆赏（用奖赏来诱使人民），酋之以刑罚（用刑法逼迫人民作战），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要想从上面得到好处，除了战斗别无出路）。阨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荀子并不否定这种制度设计导致兵力多战力强，但是这种追求奖赏贪图利益的“锐士”，一旦碰到上下一心的仁义之师，就“若以焦熬投石焉”，即好比把烧焦烤干的东西砸到石头上，必然四分五裂，一败涂地。

　　《议兵篇》中另外一处涉及秦国的，是荀子答李斯问。李斯觉得秦国“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以便从事”，也就是不讲原则，灵活应变。荀子认为，秦国虽然“四世有胜，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也”。为何忧惧，是因为这种社会表面看起来强大，其实缺乏内在的道义性，缺乏凝聚力。依靠威吓和利益强行组合起来的乱世之兵，缺少仁义根本，终不能长久。即便攻城略地，兼并了不少土地人民，但因“不能凝其有，则必亡”。如何才能有效整合呢？荀子认为，“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以守则固，以征则强，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荀子·议兵篇》）。但是秦国能够做到吗？根据法家原则设计的秦国制度，“权使其士，虏使其民”（鲁仲连语），兼容不了礼义。

　　事实上，秦国社会缺少内在道义性和凝聚力，在《吕氏春秋·离俗览》中就有揭示：“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狱，亲戚相忍。”荀子的再传弟子贾谊（师从张苍）在《治安策》中更是绘声绘色地讥讽了秦国民风：“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顺带说一下，贾谊的《过秦论》基本上只是重复了荀子的识见。司马迁在《史记》里曾说，“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其实，西汉人徐乐，凭借区分“土崩”和“瓦解”的上书而名垂青史：所谓“土崩”，就是“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导致社会彻底崩溃，一击即垮，此乃天下之患，秦国末世，就是如此；而“瓦解”的威胁则不然，因“安土乐俗之民”众多，社会基础坚实，虽有分裂性挑战，但终究根基稳固，难以撼动。这种看法颇合于社会学。可惜《汉书》上关于徐乐的记载甚少，无法辨明这种看法的思想传承。

　　值得一提的是，荀子的有关观点，曾经跟秦昭王当面阐述过。这大概是在荀子跟范雎对话之后发生的，因为秦昭王劈头就问荀子：“儒无益于人之国？”显然秦昭王并不同意荀子对于秦国的诊断和揭短，发问的态度也很不友好。所以，荀子再如何解释儒家在“美政”“美俗”和促成“四海之内若一家”上的作用，也不可能得到积极的回应。当然，对于社会结构性问题，我们不能迷恋于“一言兴邦”的神话，但就这样当面错过一次良机，委实令人扼腕。

　　（作者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