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的展演剧目中，有两部传记剧——话剧《路遥》和沪剧《敦煌女儿》备受关注，剧中两位主人公表现出来的理想情怀和精神魅力深深感染了观众，引发热烈反响和共鸣。

 

　　作家路遥生前曾赢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桂冠，他和有着“敦煌女儿”美誉的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樊锦诗同时获颁“改革先锋奖章”和“最美奋斗者”称号，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取得的非凡成就早已家喻户晓，也成为多种艺术形式青睐的表现对象。如今，他们又鲜活地“立”在话剧和沪剧的舞台上，成为深入人心的传记剧经典形象。

 

　　两剧堪称“一剧一格”，两位主人公个性鲜明，他们有着不同的遭际和境遇，但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他们都高扬信仰的旗帜，以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果决和勇毅，一步步攀上事业的巅峰。可以说，在精神追求的层面，他们极具共性。

 

　　两位主人公最大的共同点，是对事业和理想的热爱，这种“爱”焕发出无穷的动力，使他们坚守初心，奋斗不息。理想像磁石，牢牢吸附着他们的身心，从生到死，从风华正茂的青春年华到两鬓斑白的夕阳风景，这种非凡的“爱”贯串了两人的一生。

 

　　“爱”的质地和成色，“爱”的深度和温度，是通过种种阻力彰显出来的，现实的磨难将这种“爱”锻造成精神的合金，借此支撑起巍峨的理想大厦。《路遥》和《敦煌女儿》精选一个个故事和场景来表现主人公遇到的人生难题，这些困境是考验，是煎熬，更是对理想的淬炼。

 

　　路遥出身陕北的贫寒人家，从小饱受饥饿和贫穷的折磨，但文学的梦想一旦在他心底扎根，便无所顾忌，长势惊人。步入文坛的路遥，经济上依然捉襟见肘，时常举债救急，却不为暴发户要他写传而开出的令人咋舌的价码所动，心无旁骛地跋涉在文学创作的崎岖之路上。他像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兄弟一样，耕耘着文学园地，过着“早晨从中午开始”的日子，勤勉而笃实。

 

　　文学创作受各种复杂因素影响，往往充满迷雾和变数。路遥的创作方法在当时引起了“落伍”“陈旧”“不合时宜”之类的质疑。为了理清思路，找到“主心骨”，他回到陕北，观察变革中农村的人情世相，他下到煤层深处，置身于煤矿工人在黑暗中心怀光明的火热劳动场景。这些见闻和思考使他力排众议，坚定了用朴实的文笔书写百姓心声和时代史诗的信心。路遥说过，只要不倒下，就要出发。他背着生活沉重的纤绳，攀上了文学的高山，他耗尽心血，浇灌出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田晓霞等一个个鲜活的文学形象。他对文学的热爱，对讴歌平凡人生的热爱，是一种360度无死角全身心的投入，真正做到了以命相搏、生死许之的极致，也召唤着无数同道者继续前行。

 

　　“敦煌女儿”樊锦诗本是一位柔弱的上海姑娘，中学课本上的“飞天”形象启发了她的“敦煌梦”。北大考古系毕业后，她来到遥远的莫高窟，与第一代敦煌守护人常书鸿先生就去留问题三击掌打赌。然而，立志在风沙肆虐、条件窘困的敦煌扎根一辈子，实非易事，不仅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挥智慧、因地制宜地去适应、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更要累及家庭。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分居19年，孩子无人看管，被绑缚在床上，下班回来的樊锦诗最欢喜的是远远听到孩子的哭声，最害怕的是发生悄无声息的悲剧。

 

　　剧中，樊锦诗忍痛签字请求调离，彭金章察言观色，深知妻子对敦煌魂牵梦绕、万难割舍，一把将拟好的请调报告撕掉，毅然接过抚养孩子的重担。这么多年的坚忍、忧思、渴盼难与人言，只要守护着敦煌的精美文物，忘我地工作着，樊锦诗的身心就会沉浸在无边的喜悦中，似乎进入了妙不可言的真如境界。敦煌留住了樊锦诗，樊锦诗带领同仁用“高保真”数字存储技术永远地留住了敦煌。“我心归处是敦煌”，这是樊锦诗与敦煌“爱”的约定。

 

　　两位主人公的执着信念和精神魅力焕发出巨大的感召力，《路遥》和《敦煌女儿》中，人物之间守望相助、温情互动的情节，如同风吹铃铎，声播四处，八方应和。

 

　　路遥是个性格爽朗、知情感恩的陕北汉子，对乡土家园刻骨铭心的眷恋，对父老乡亲的牵挂和悲悯，与煤矿工人的倾心交谈，与说书艺人的亲热逗趣，种种感触和情愫都揉进了他的小说。特别是他与程远的爱情，尽管有缺憾，有抱愧，“遥远的路程”上彼此有错失，但毋庸置疑，爱情使路遥的创作激情愈加蓬勃。他用程远给他的定情之物——那只“永生”牌钢笔写就《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代表作，英年早逝的路遥也因这些作品得以“永生”。

 

　　这对夫妻有着精神上的相知和契合，却因现实生活而渐生罅隙。《路遥》对二人关系的微妙变化处理得克制得体，一方是欲说还休的怨言和总被打断的劝诫，一方是一再落空的许愿和延宕未言的表白。路遥为了文学大树的茂盛而忽略了对爱情花朵的照料。这枯萎的落英，是对理想的献祭。病床上的路遥最后一次“执子之手”，倾诉着“与子偕老”的祈愿，那曾经的龃龉和怨怼，被彼此的泪水彻底冲淡。

 

　　除了凄美的爱情，路遥与王天乐的手足之情，也令人唏嘘不已。多年来，天乐就是哥哥的“生活秘书”，为他处理一切琐事，送烟，买车票，包括奔走作品出版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借钱。阮囊羞涩，一次次为难着这对兄弟。为了支持哥哥的文学梦想，天乐四处求告凑足盘缠，终于把哥哥送上进京的火车。他脱口而出的一句“怨言”——“幸亏你得的是茅盾文学奖，你要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到哪儿去给你借美元啊？！”令路遥一时语塞，兄弟俩面面相觑，百感交集。

 

　　天乐眼见一门心思沉迷创作的路遥，搞垮了身体，搞散了家庭，搞得日子左支右绌，困顿狼狈，真是忧心如焚。他苦口婆心、软硬兼施地劝路遥不要太拼命，太忘我，实际上却身不由己紧紧跟上路遥飞奔的脚步，随时听从召唤，生怕他有闪失。这样的兄弟情深，让人想到梵·高与提奥的故事。天乐扶助路遥完成了文学梦想，作为孙少平的模特，他的生命也融入了《平凡的世界》这部史诗巨构中。

 

　　从上海姑娘到“敦煌女儿”，樊锦诗经历了反差巨大的“蝶变”，从格格不入到适应西北的大漠荒寒，从两地相思到夫妻共守敦煌，从留在敦煌到留住敦煌，《敦煌女儿》用樊锦诗的“家乡戏”沪剧咏唱她的“敦煌人生”，贯穿全剧的情感力量，尤令人动容。常书鸿、段文杰等几代敦煌守护人前赴后继、相互鼓励，激发不离不弃的决心，凝聚不屈不挠的斗志，志同道合的事业追求产生强大的情感向心力，樊锦诗置身这样的集体，接收并传递着关爱，舞台上情感暖流的涌动一次次掀起共鸣的高潮。彭金章的支持是樊锦诗坚守敦煌不可或缺的后盾，剧作展现了他们新婚的甜蜜，红烛和佛灯交相辉映，也预示了他们聚少离多的境况。事业和家庭的两难，撕扯着他们的身心，夫妻二人泪眼遥望，隔空嘱告，深情抒怀，铭心可感。最终，彭金章调来敦煌，一家团圆，也彻底圆了樊锦诗的“敦煌梦”。

 

　　《敦煌女儿》背景中几次现出莫高窟第259窟禅定佛陀的影像，“这尊坐佛长眉细眼，身披圆领通肩袈裟，衣褶纹理生动流畅。佛像双腿盘坐，两手交握，自然地收于腹前，神情庄重，沉静甜美，仿佛全然进入了一个美妙的境界”。樊锦诗无数次与禅定佛陀照面，观想着光明澄澈、尽善尽美的妙相，体味着佛教宣扬的慈悲和奉献，身心遨游于宁静愉悦的天地，这种心灵的相通是一种至高境界的修行。《敦煌女儿》唱出了樊锦诗对敦煌的痴情，更是对代表自我牺牲的“莫高精神”的礼赞。

 

　　《路遥》和《敦煌女儿》以精巧独特的舞台呈现，打开了主人公广博深邃的心灵世界，他们的浩荡心声如黄钟大吕，理想情怀和精神魅力的交响是其最美的乐章，久久回响在观众的耳畔心间。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