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唐代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2022年12月16日 08:1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2月16日第2553期 作者:本报记者 陆航 实习记者 杨非非

  唐朝时国家统一、经济繁荣,为唐代文学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12月11日,在中国唐代文学第二十一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以及美国、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专家,聚焦唐代文学之文人、文本、文献和文体等问题,推动中国唐代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文学记忆  纵向深入

  唐代有3000多位诗人,作品繁多,流派纷呈,但目前国内外研究涉及的不到300位。学界对中唐时期诗人研究最多的依然是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李贺、刘禹锡,对盛唐时段的诗人研究则集中在杜甫、李白、王维,且此前研究鉴赏多、选注多、描述性的表达方式多,而深入研究少。比如李白《行路难》三首究竟为何时所作,学界尚无定论。在国家图书馆原馆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詹福瑞看来,关于《行路难》三首的系年问题,应对此一组诗再做细读。而欲明其义,关键在于对李白此三首诗用典的解读。此三首诗无论情感、语气风格皆相同,应是一个时期内所作,似不宜拆开,它们都是李白去朝前后所作,细读之,抒写长安之遭际及心路历程,脉络极为清晰。
 
  唐诗流传之初,就已有许多名家名篇的故事,后代更多牵强附会,不加摧陷廓清,学者也不免深陷其中。学界对此应尽可能地科学分析、客观论证,尽可能地接近真相,还原诗人真实的生命历程和独特的性格禀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认为,还原诗人真实的生命历程,要重视经典、重视文本,但不能囿于文本;要坚持文史结合融通的立场,坚持现代传记文学的立场。
 
  “范碑”全称《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写于元和十二年(817)正月、李白辞世 55 年后,是了解李白生平的重要文献。新疆师范大学教授薛天纬提出,出自唐人之手记叙李白生平家世的文献,传世有五种,按写成的先后为序,“范碑”之外,另四种依次是:李阳冰《草堂集序》、魏颢《李翰林集序》、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范碑”关于李白生平家世的记载,与上列另四种唐人写成的文献相比较,最为详尽。而“范碑”之题应依《李太白文集》作《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铭并序》。
 
  “唐诗之路”研究是近年兴起的新的学术增长点。唐代诗人游走于各地,形成多条“唐诗之路”。深入研究这些“诗路”,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进一步弄清唐代文学发展的面貌。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卢盛江研究发现,初唐浙东诗路是东晋南朝诗路向唐代诗路高潮的一个过渡。东晋南朝,浙东名山文化逐渐形成,和名士文化一起,伴随着诗人们游历的行踪,诗路已初具雏形,诗路文化已初具特色。到初唐,浙东诗更多。但是盛唐以及中唐前期浙东诗路,诗人诗歌数量更多,漫游诗人、隐逸诗人也更多,都远超初唐,说明初唐只是浙东诗路发展的初期阶段。
 
  离别与聚合、酬赠与题壁,分开来看,不过是唐人生活和创作中习以为常的几种事件和行为,但把它们集合起来,表现得如此频繁、深切、生动的,无疑当首推中唐诗人元稹、白居易。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尚永亮认为,离别与聚合、酬赠与题壁并非表现在元、白在朝为官的正常生活中,而是表现于二人被贬之后的跋涉旅途和逆境生涯,这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贬谪给元、白二人提供了贬时救助、贬后送别、别后相聚、跨时空酬赠以及题壁留言、题诗互勉的机遇,使他们得以超越凡俗、日常,既获得一种生命沉沦的深刻体验,又在创作中展示出多层面的内容和情感。元、白长达十年的贬途往还不啻为“互动”提供了新的诠释,使其在见证二人深挚友谊的同时,也为其诗路书写增添了丰富的色彩,为唐代诗史树立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经典样本。
 
  铅华洗尽  横向拓展

  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唐代文学研究有了理论上的建构和操作方面的整体思考,研究方向的多角度和多层次以及研究手段的多样化,为唐代文学研究横向拓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唐代园林与园林文学的意涵承载着一种独特的“文化记忆”。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浩借用德国学者扬·阿斯曼的见解提出,包括唐代园林在内的古代遗物扮演了“文化记忆”的角色,起到了承载过去的作用,而且为人们预示了永恒的未来。通过环境信息和空间方位的记忆,唐代园林转化为诗、文与绘画以及名胜,创造了独特的“时空记忆”。通过名胜的文本化与景观的符号化,以及从凭吊遗址到阐释文本的转化,唐代园林实现了从历史记忆到文化阐释的转化。正是借助这种“文化记忆”,古人建构了无限宽广的时空视域。
 
  “五代文学”“十国文学”的概念形成受“正统观”的影响,应对其进行必要的概念史研究。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罗时进认为,“正统观”是一种具有极大争议性的国家观、民族观,其中有可以丰富文明史观、文化史观的精神和内容,自不必完全否定。但正统论是否存在,应以道统的存续为根本,以文化的质态为基础,既要看到它阶段性的分裂状态,更要看到其发展后的接续传承。故宋初正统“三绝三续”说应得到重新审视,注意分裂时期政治文化的过渡性质和战争形式的文化碰撞意义;中华文化版图的长期一体存在应该得到认知,注意文学史的客观性与完整性;史学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区分应当成为学术自觉,注意文学史发展的内生性与相沿规律。如此,我们才能客观看待和深入研究“五代文学”和“十国文学”。
 
  倡言“大中”是柳宗元思想的核心,而《非国语》则是较为集中反映其“大中”思想的作品。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李芳民表示,在《非国语》中,柳宗元借助历史批评,掘发圣人思想之本义,就传统儒学的一些重要命题,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不仅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其“大中”思想的内涵,而且突出地显示了其思想的独特性。其所阐发的“大中之道”,深化丰富了唐代的儒学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认为,蔡邕碑文深受才性品评思想影响,追求对碑主德行、政事、学问、才能、气质等的全面叙述,体现了才性品评对兼材通人的崇尚;蔡碑的语言“清词转而不穷”,以丰富的品评词汇以及类比、排比等灵活多样的品评表达,对碑主做全面的记叙与刻画。韩愈的碑志文不追求对碑主做面面俱到的通人刻画,而是着重突出其忠义仁爱的品性、奇倔的性情;在语言上也极大地摆脱了蔡碑所树立的品评语言传统。蔡邕碑文对唐代碑文创作有显著影响,韩愈之前及同代的古文作家,基本没有完全摆脱蔡碑的影响,由此更体现出韩愈碑志文的巨大创新性。
 
  唐诗域外英译的百年历程中,孟浩然虽然早就和其他诗人一起进入了英语世界,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美国圣·彼得大学副教授江岚提出,21世纪以后,文学界译家赋予孟浩然“禅意诗人”的形象,学者译家们对他的兴趣也随之大大增强。对于受母语文化局限的本土孟浩然研究而言,西方译者的阐释方法和角度,也是突破并超越单一文化思维框架的有益补充和借鉴。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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