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又称门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与道德源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相连成民风，民风相融汇国风。家风不仅影响着家庭成员的品格修养，更是民风世风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明确指出“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风建设，从周公训儿“君子所，其无逸”，到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从张英教育家人“让他三尺又何妨”，到曾国藩告诫兄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几千年的积淀，形成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家风文化，彰显着中华民族独特的家教智慧。

　　家训家规的训导教化

　　在古代，家风传承通常与家训家规结合在一起。家训家规即家庭的训诫和规矩，是一个家庭为实现其自身的稳定和谐、存续兴旺，对家庭成员思想行为的要求和规范。“人必有家，家必有训”。上至大儒名士，下至平民百姓，许多家族都有自己的家规家训。通过家规家训，先贤们将人生感悟、处世准则、品德修养等融入其中，对后人持家立业、修身处世进行规范，成为教导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传统家训家规的存续形式主要有两类：一是家族长辈撰写或制定的有较强教化意义和规范作用的家训家规文献；二是家长对家人子弟的赞扬鼓励、训诫活动、临终遗言遗书等口承家训。当前，学界已知最早的家训文献可以追溯至三千余年前周文王临终前写的《保训》。在这篇家训中，文王向武王传授了治国理政的经验以及中和、德治之道等。此后，家训著作绵延不断，出现了以《颜氏家训》《袁氏世范》《朱子治家格言》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家训典范。

　　正是在家训家规引导涵养下，中国古代出现了许多“世代绵延”的世家大族，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魔咒。浙江临安钱氏家族，在《钱氏家训》的规训下，自唐末以来载入史册的名家逾千人。近代以后更是文坛硕儒、科技巨擘云集，海内外院士子弟数以百计，被公认为“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山西闻喜县裴氏家族在《裴氏家训》《裴氏家戒》的影响下，家风清正、人才辈出，先后出过宰相59人、大将军59人，被誉为“中华宰相村”。

　　这些家规家训均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机统一，不仅对家族的发展兴旺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而且还成为古今普遍关注和效仿的范本，其功能已从“整齐门内，提撕子孙”转变为“一时之语，可以守之百世；一家之语，可以共之天下”，为后世推进家风建设树立了典范。

　　居所环境的浸润熏染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在古人看来，居所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持续而深刻的，家族民居在承担居住功能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涵养着族人的精神品格，具有“人文化成”“文治教化”的作用。因此，中国传统家风文化非常注重通过居所中的具象实物营造浓厚的教化氛围，使家族子弟浸润其中并潜移默化地形成人格品质和精神气韵。

　　祠堂作为传统民居中的标志性建筑，既是联系祖先和后代儿孙的精神载体，也是凝聚族群家风家教的物质载体。古人往往使用“流芳”“师俭”“衍世”等具有教化意蕴的名字为其命名。祠堂主墙镌刻家训家规，中堂供奉先祖排位，谱箱里则摆放家族宗谱，营造出弘扬祖德、慎终追远、敬宗睦族的浓厚氛围。

　　居所中的主要装饰物——匾额楹联则集启迪教化、咏物言志等功能于一体，被称为“古建筑的灵魂”。它在中国传统家风文化中的教化作用不可小觑。譬如，山西灵石王家大院的匾额楹联有劝诫后辈勤俭立业、尊老爱幼的“先祖先贤、成由勤俭败由奢岂敢相忘，后世后学、幼当教养老当敬首在言行”；也有劝学自勉、精忠报国的训诫“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报国”；还有体现恬淡怡然的生活情趣的内容“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

　　在居所装饰物的选择上，古人注重把人生哲理、传统美德、家规家训等融入居住空间。作为传统民居装饰器物典型代表的砖木石三雕、陶灰泥三塑，其油漆彩画多采用“鹭鹭清廉”“喜鹊闹梅”“遍地呈福”等图案，象征清正廉洁、生活美满、家道兴盛，选取“孟母三迁”“精忠报国”“五子登科”等历史故事，表达修齐治平的人生追求和耕读传家的家风旨趣。意在使族人抬头见规则，行走受熏陶，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从而推动家族的兴旺发达。

　　礼仪习俗的沉潜习得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礼仪文化源远流长。从考古发现“最早的中国”开始，青铜器便呈现出了中国文化的礼仪特征。正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作为中华文明中极具特色的文化，其功效不仅在于维护社会等级秩序，更在于维系家族和睦、营造良好家风。中华传统家风文化注重通过日常活动和仪式，使家族成员在多彩多样的礼仪习俗中，将家风家训逐步内化为价值信念和行为准则。

　　人生礼仪是一个人在一生不同阶段所举行的仪式。古时候，冠、婚、丧、祭四礼贯穿于中国人生命的始终。冠礼是个体作为社会人的开始，而婚、丧、祭则是个人血脉的延续与继承的重要仪式。中国传统家风重视冠、婚、丧、祭等重大礼仪仪式的教化导向作用。在婚嫁方面，普遍强调“择配宜当”“婚不论财”，提倡“嫁女不论聘礼，娶妇不论奁资”；丧葬方面，则立殓葬之规，主张“敛以时服、无用三牲”；在祭祀方面，强调“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这种立意的目的在于使家族成员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切身体验重德、崇俭、孝道的含蕴，以形塑崇德、简适、敬祖的优良家风。

　　古人出于对自然物候变化、农事生产劳动、纪念特殊人物等需要，形成了包括农事类节日、季节性节日、信仰性节日、庆祝性节日等诸多节日。节日习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家教的重要形式。以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为例，这一天一家人围炉夜话、一起守岁，在此过程中，每个家族成员都能沉浸在节日气氛和浓浓亲情之中，也更能够接受和待乡邻、勤俭持家、明事知礼等正向价值观。良好的家风家教就在这个过程中代代传承，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

　　如果说家规家训是涵育家风的有形部分，那么长者的行为举止、言传身教则是无形的家风。在古人看来，家长尤其是父母的示范引领、言传身教对子女品德的养成非常重要。“教育”两字的最初含义就是“施”与“效”。《说文解字》对“教育”的解释是：“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效，象也”。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孟子讲：“身不行道，不行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这些诠释的核心观点便是强调家长要身体力行、以身作则。

　　正是基于上述理念，中华传统家风文化在注重“耳提面命”“尺牍传教”等“言教”的同时，还强调家长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躬亲示范”“以上率下”，从而实现“言传”与“身教”的有机统一，律己与教子的良性互动。北宋理学家程颐在《伊川易传》中说：“治家之道，以正身为本，故云反身之谓……威严不先于己，则人怨而不服。”意为要治家必先修身，要使子弟信服，长上必须严于律己。元代郑太和的《郑氏规范》明确要求家长“以至诚待下，一言不可妄发，一行不可妄为，庶合古人以身教之之意”。明末清初，理学家孙其逢将“以身作范”视作重要的家教法则，突出强调“身范不端，向妇人子女求齐，道无由矣”。自己行为不端正，却要求子女做好，是没有道理的。

　　在强调父母长辈言传身教的同时，古人还非常讲究教育的方式方法，体现出高超的家教智慧和艺术。人们耳熟能详的曾子杀猪、献之习书、岳母刺字、秦顺削柳，都与现代家庭教育学提倡的身教重于言教的理念高度契合，也为我们今天营造良好家风提供了借鉴。

　　传统家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家庭场域的积淀和弘扬，彰显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蕴含着华夏先民的家教智慧。在去粗取精、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推进新时代家风建设、增强文化自信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单位：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基地）